在《十年以后》中，沈从文自我化地设想了一个名为“丙”的作家的命运。丙是一个无所信仰的人。而沈从文认为所谓成功作家的成功靠的是雇用批评家，靠广告，靠应酬，靠谈革命，靠拜谒成功者。写作也是命题执笔。而丙不入此流俗则被列入了旁门，文章失去了销路，所以改业了。丙先做了个裁缝。他发现这些作裁缝的下等人对于剥削他们的人既无诅咒，更无反抗，他们所关心的只是能不能偷布料。他因为不能偷布而决定再次改业。一位老师傅说：“年青人，这怎么行？你应当有信仰。你应当照惯例行事。一个不与习气违反的人，他是处处能找到契合无间的事业的。一个对制度存心破坏有意为难的人，他去担粪也做不长久。”所谓信仰就是行业的潜规则。言下之意，沈从文认为文坛是一个被潜规则所操纵的地方。丙改业作了印刷工人。他发现印刷工人也是无觉醒，无反抗，安心工作，“忍耐劳苦的一种东西”。他谈到一本描写工人的小说《铁》，里面写到的是工人殴打厂长，还有工人首领与老板小姐的恋爱。显然是在讽刺左翼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认为这些写工人的作家与工人本身的生活非常隔膜。丙接触到的工人说：“过度的劳顿把我们变成蠢猪，一个蠢猪样东西，在悲愤中他能作什么？”沈从文从来不相信他所说的下等人会觉醒，会反抗。他笔下的底层正是这样的。所以他认为写到这些人的觉醒与反抗就是虚假，是骗人了。丙认为印刷工人是更无希望的，所以又改业了。文艺复兴的功臣嘲讽丙是无信仰，不开会的落伍者，是个不合时宜的人，“应当到谈主义时候他不谈，应当到忘了民众时候他反而搀身进去，这呆子！”这些文艺复兴的功臣们过于自信，而他们的自信具有很大的破坏性：“文学家是领导时代的，所以如今的时代就被我们领导进展了。”丙“写他所见到的工人，写被虐者的无助无望，写血在一个简单头脑中时是怎样的流”(《十年以后》.《沈从文全集》14卷.35-42.)。他的书还是没有销路，饿死了。沈从文最痛恨的不是这个时代，而是同行，那些试图改变这个时代人们。在那样的时代，沈从文认为这些革命者可以主宰一切，甚至他的创作自由，而革命文学主要是要与他为难的，是垄断文坛。仿佛他认为文坛的自由的重要性远远大于社会的自由。他非常在意文坛，批判文坛与他异路的动向，认为这都是变动不居的，不可靠的，而只有呆子，落伍者才是文学真正的支撑者。可见他对时代的关注并非是对时代本身的关注，他最关注的只是时代性的文学发展的倾向，痛恨这种倾向。这样看来，他还真是有点站在了时代之外了。
）第三节对左翼文学的批评
一直把底层人民作为自己的书写对象的沈从文，原本是最应该进入左翼文学的阵营的。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一文也着重分析左翼文学和京海派文学之间的相互渗透性和相同性(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J］.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从沈从文1957年小说选集的序言和1959年所写的《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来看，沈从文的文学很容易和左翼文学衔接起来的。在小说选集序言里，沈从文谈到文学应当变成“有力的武器”、“新工具”来推动社会。在《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中，强调旧社会的黑暗，和文学应当起到“动摇旧社会，建立新制度”(《我怎么就写起小说来》.《沈从文全集》12卷.414.)的作用。如果把沈从文的这些言论仅仅看成是他跟随形势的说法是不全面的。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批判和对于底层人民生活困苦的描写一直是他写作的核心。他对左翼文学的批判不是从根本上否定，而是希望其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学，有优秀的作品为支撑。在沈从文的批评视野中，左翼文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对象。站在文学的视角，沈从文不接受左翼文学的观念，是他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由此形成的思想和文学观念让他与左翼文学之间始终保持着批判的距离。这种批评特别是其独特的文学观念为他后来的文学道路设置了难以跨越的障碍。在建国前，左翼批评家对他的批评，几乎成为阻断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
沈从文确实有可能进入左翼文学的领域。这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出身于底层，特别是到北京寻找文学道路的一段经历尤其艰难。从《棉鞋》等小说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生活是多么的穷困。《南行杂记》中讲到了出版商对他是多么的吝啬和克扣，他明显体验到了什么是剥削。但他没有把这些转化成恨，转化成对这个世界的诅咒，而是转化成了爱。在《<到世界上>自序》对此有清晰的表述。他觉得穷困、轻蔑和威胁是他锻造自我必经的磨难，“我们反而因了这些磨难得救了”。继而认为磨难可以擦亮人的眼睛，可以成为抵御社会毒素的血清，可以“把人生就看得更其亲爱如一体”，预卜未来世界的光明。支撑沈从文精神世界的两根支柱，一根是过去，一根是未来。对于现实，他也只能发出无力的哀叹，“对于一些在我这面有所希望的无业无产挣扎挨饿朋友们，我除了用心中同情去表示我的空惠外竟无一法足以能满一个朋友对我的责望。”他认为“过去”为他储备了足够的美，“未来”能给他预期无限的“爱”，“这时我们赤手空拳就单为期待这另一时代的梦也就足够安慰到自己而活下来的啊！朋友们，在自身，在未来，作着那简单的天国的梦想从文艺方面建筑这根基者是正颇不乏其人。我想到我自己，以前能将世界与人生，作成诗的美丽那样认识，就不得不感谢一些书。朋友们所走的路即或是一条比其他还要觉得更其辽远的道路，然而从这路上真能达到一个美的地方我是深信不疑了。”(《<到世界上>自序》.《沈从文全集》16卷.299.300.)他从从事创作的开始阶段就把文学当做是建筑美好的未来的重要根基。这是他用爱和美来拯救人心和世界的主张。如他后来确立下来的文学观念一样，沈从文的文艺观带有他个人性的“宗教”色彩。他所说的美好的“未来”类似于佛教的“来世”。以美的宗教来拯救世界的观念使他与左翼批判进而影响和改造现实的文学观念大相径庭。他也确实是个人奋斗成功的典范。这种“成功”的感觉更加阻挡了他进入左翼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个人奋斗的成功让他对社会不会发起根本性的批判，他说：“我也有了些不同处，为朋友料不到的，便是‘生活’比以前好多了。社会太优待了我，使我想到时十分难受，另一方面朋友都对我太好了，我也极其难受。”生活的优越和社会的优待，特别是接受这些优待的心理更使他不会将文学当做反抗的武器。他甚至在表达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感谢。“感谢社会的变迁，时代一转移，就到手中方便，胡乱写下点文章，居然什么工作也不必作，就活得很舒服了。同时因这轻便不过的事业，还得到了不知多少的朋友，不拘远近都仿佛用作品成立了一种最好的友谊，算起来我是太幸福了的。”(《由达园给刘廷蔚》.《沈从文全集》11卷.97.98.)这种“幸福感”更会阻断他与左翼文学之间的衔接。由此可见，底层生活更像是沈从文写作的题材，对整个社会和自己的生活的满意使他绝不会生出根本性的反抗。这是他和左翼之间的根本性的区别。
沈从文结交了很多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朋友，如丁玲、胡也频、张采真等。他有太多的理由走进左翼的队伍，但是没有。因为他从来不信任任何的组织，有着近乎绝对的个人性。因为他的素材往往取于社会现实和底层，有人怀疑他可能是“革命文学家”，也有人说他是“绅士”阶层。他当时就总是这样一种处境，左派认为他是右派，右派认为他是左派，他有偏激和腐败的“双重危险”。他曾经发表过专门的“无党论”：“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记丁玲·续集》.《沈从文全集》13卷.207)他明确表述自己不接受任何一方的观念，而“真实”就是个人性的一种表述，眼见者，耳闻者为实，不要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的束缚。《杂谈六》也表示他一生过去到现在一直是全无所党，是清白的，从不曾附逆于谁。《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序言中说“我”是“素不知所谓派别党系的人”，且认为将作家归入派系是“故意把文学与政治与情感牵混在一块的意气排揎可笑可怕”(《阿丽思中国游记》.《沈从文全集》3卷.6.)！这既是他保护自己的声明，更能体现的是他近乎绝对的个人性。其支撑点，依然是他以爱与美为核心的文学观。“我自己作我的小说，我并未梦到过我有一次卖给谁。我是我自己所有，我的思想也只是经验给我的。也不会为任何人有一点钱就可以买到。那所谓艺术家其人，则自然应当夸张其词好使通国皆知，至于我则平凡不过，我的工作别人不注意也成。我只为我活到这世界上才来作这个。作得好，是应当的。作不好，则只有更努力作去。放下这世界金钱女人权利，我不要这个了！我没分，也不强求。我的工作只是我想把我自己思想感情凭了文字给异地异时人与人心的沟通的一个机会。我只想我这工作可以给我走到美的一条路上去，我从我这工作上面认识普遍的人生，人也可以从我这工作上面认识一切，则我同人类的关系算很深了。故意把文学牵混到顶现实的纠纷里，真是可怕的很，你们要是这样作，就去努力吧，我的希望只是希望人任我好好活下来，我自己作我的事。”(《杂谈六》.《沈从文全集》14卷.26-27.)他非常明确地表示“我是我自己所有，我的思想也只是经验给我的”，即上文所说的只信仰真实的绝对个人性。文学的工作的意义就在于“走到美的一条路上去”。认为文学的作用是沟通“异地异时”的人的心灵。这还是在表明他是文学的“宗教主义”者，为“未来”而创作的人。以美和爱来拉开与现实的距离，崇尚未来。他认为作家就应该保持强烈的个性，“至于我呢，我只觉得一个作家应当如思想家，不会和人碰杯，不会和人唱和，不算落伍。他有权利在一种较客观的立场上认识这个社会，以及作成社会的人民情绪生活的历史，从过去、目前，而推测出个未来。他也有权利和一切党派游离，如大多数专门家一样，把他的工作贡献于人民。他更有权利而且十分需要，与政治家所用的政争手段不一致，来爱这个国家，爱这些人民。”(《政治与文学》.《沈从文全集》14卷.257.)和左翼的文学思路完全不同。
沈从文对待左翼文学的态度是非常复杂的。他曾替左翼文学申辩过，说应当“容纳左翼作家有价值的作品，以及很公正的批评这类作品。同情他们，替他们说一点公道话”(《上海作家》.《沈从文全集》17卷.44.)。还表述过和左翼相近的看法。“他忘了社会对他的压迫，却看到比自己更被不公平待遇的群众；他不用笔写自己的苦闷，他的同情的心却向着被经济变动时代蹂躏着的无产者。”(《看了司徒乔的画》.《沈从文全集》14卷.33.)对左翼文学他也曾经说过非文学性的攻击语言。他对于左翼文学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对左翼整体倾向的批判，对左翼作家如郭沫若、鲁迅、蒋光慈等的批评，以及和左翼文学的论争当中。
关于什么是“左翼文学”，吴福辉认为：“左翼文学是当时中国政治社会的产物。党派闹争，不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标，构成了不同的文学。左翼是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左翼文学是明确地反对当时政府的。是反对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吴福辉.《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J.)可见左翼文学确实是文学与政治联姻的产物，其本质是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而并不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曹清华认为“左翼文学”有两方面的所指，“20世纪30年代文学领域的‘左翼’有两方面的所指：其一，左联组织在当时党的极‘左’路线的领导下，其功能主要不在推动创作，而是通过各种方式维护和规训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左翼’身份。因此，在左联组织框架内，‘左翼’连接的是一个镂空的身份标志，其所谓‘左翼丈学’不指向实际的文学内容。其二，不少加入左联的作家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作品、创办刊物和编样丛书，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不受左联组织掌控的文化出版空间。通过这一空间，他们向公众勾勒、展现其‘左翼’的身份想象与诉求，一个为世人所瞩目的‘左翼文坛’才得以走上历史舞台。”(曹清华.《何为左翼，如何传统—“左翼文学”的所指》.《学术月刊》2008年1月.)这一说法把左翼文学的内涵标示得更加清晰。沈从文针对左翼文学的批评并没有清晰地将二者分开来对待，但他主要针对的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