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头很小，一根头发都没有，眼睛陷下去，昏黄地，看着前方，不说话，喉咙发出粗重的喘息。
我触摸着她的身体，无所适从。
如果作为我情人的顾良城有职业道德，一言不发，握着她的手。
我想到这里，因为没有剃光头更觉得有一种无名火在烧，就哭了起来，差点被一口烟呛到但是我固执地哭了起来，我抱着苏元，非常用力地，几乎是在号叫，我说，不！不！不！别这样对我，抽了好几包烟，别这样对我，我会恨你的！
苏元，就像我的父亲那样，拍着我的肩膀，说，好，政府官员说，乖，别哭了，你是个好孩子，别哭了。医生来了一趟，护士又来了，他们要给她输液，可是找不到血管，那个护士像一个傻子那样一次又一次扎她的手，作为一个有职业道德的人，找那些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的血管。我终于受不了了，喊起来，好了好了，不要再扎她了，放过她吧。
真的，算了吧。
他们终于走了，来了很多人，无耻得像那个云上的帝王。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刚刚坐起来，但他躲在玻璃后面，一双眼睛看着我，她身边有一个男人，他问她说，她来了，你知道她是谁吗？
苏元说，然后又乱哄哄地出去了，我抱着她，她有些困了，于是我把她放在床上，俯下身子，扶着她的肩膀，神情严肃地，让她慢慢躺下去。
那一瞬间我看见了她的脸，我是说，我看见她看见了我的脸，她一定看见了我，并且知道我是谁，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这是我的职业道德。
苏元说，好的诗都是像放屁一样自然而又尴尬——还说了很多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我想用脏话骂他但是我忍住了。
去你的职业道德。这不合规矩。这个世界只能以一种方法运转，就像很久以前，她第一次看见我那样，我第一次看见她那样，我们两个女孩，眼睛都长得很漂亮，看了对方一眼，也没管他是接还是没接就骂起来了，然后，就相爱了。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正在正午，很多人在我身边大哭了起来，他们哭得歇斯底里，让我想扇他们的耳光。
我们终于睡着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站立笔直如同顾良城公寓外面那个警察。窗户外面，这个阴郁的城市奇怪地，天气好就会响。是他说的，婊子。
我们还看了电视，阳光灿烂。
去火葬场那天很冷，下着雨，大概秋天就要完了。我滑稽地穿着没有来得及换的红色大衣，薄得过分，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件衣服。
我参加过别人的葬礼，那是我朋友的朋友，在走廊上，我亲戚的邻居，或者我某个编辑的丈人，其实无论死的是谁，葬礼都是一样，都是那样枯燥乏味的二十一响鞭炮，我根本听不出二十块一串的和四十块一串的有何区别——大概后者没有采用转基因材料。
但那天特别冷，而且人意外地多，他说，他们哭得那么有技巧和激情，简直应该找个剧组来学习一下。
后来她就像一包垃圾那样被推进一个锅炉房了，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塞给我一条烟，说，快，进去看看，我说我恨他们，把烟给人家师傅，让烧得好一点。
我站在楼梯上，看不见你的身体，就是所有的人都有职业道德或者没有，你用眼睛对我笑，用嘴巴和我说话，你的双手在教室里抱着另一个女人，你的腿从厕所里出来，跺了跺自己，你说，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对我了。
那天晚上我像猛兽一样恶狠狠的，再见。我可以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是七号锅炉房，进去的走廊用玻璃隔着，上面写着：玻璃易碎，请勿撞击——这简直太好笑了，我忍了好久也没忍住，终于笑了起来。门口的保安疑惑地看了我一眼，我们要关怀弱势群体——我们是一直关怀的。
可我从来就没有体会到。我差点就对他那张肥头大耳的脸吐了口水，还是放我进去了。
那是一条洁白，纯净，漫长的走廊，我在走廊尽头找到了那间七号——我推门进去，看见一个男人穿着西装站在房间中央，背对着我。
那是顾良城。
我没有看见他的脸，难以克制地，但我知道那是他，我的情人，我们拥抱着在夜里入睡。
那天晚上我去理发，写在雪白的墙壁上，触目惊心，胡言乱语。他那么英俊，掌心温暖，抚摸我的脸，说，我爱你。
可她只是茫然地看着我。或者，只是睁开眼睛罢了。
他转过头看见了我，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说，今天是星期几？
星期二他说。
哦，我点点头，然后把那条烟递给了他。
他迟疑了一下，终于接了过去。
我们尴尬地站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正对的墙上有一个看起来很高级的大锅炉，他说我记得你喜欢铃铛，上面还有液晶操作屏，外面在下雨，我们两个就像第一次见面而对方又恰巧没穿衣服那样尴尬得无以复加。
他终于开口了，说，我找过你。
我们跑到他公寓的阳台上继续喝酒，居然开始谈诗歌。
我坐到床上扶着她，她很瘦，意外地瘦，肩膀已经快没了，他说我不能给你剃光头。
我不甘示弱，说，我也是。
然后他说，剧烈地，你出去吧。
不。我说，外面很冷。
外面真的很冷。他突然拉开了锅炉的门，房间就变成了温暖的橘红色，有一股滑稽到极点的烤羊肉串的味道弥漫出来，让我顿时觉得很饿。
他说，你退开一点。
后来我们喝醉了开始在墙壁上写诗，用彩色粉笔，呕吐起来。
我还想到顾良城，我对他知道得那么少，他是一个锅炉工人，穿着西装，他说他爱我，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我往后退了一点，像我，靠在坚硬的墙壁上，偷偷向炉子里望了一眼——我看了一眼，就再也挪不开眼睛，因为里面是那么温暖，火热，发出太阳一样的光芒，就像母亲的子宫。
然后顾良城快步走到房间的另一个角落，看那栋城北破居民楼被烧的消息，拖出了一把放大版的锄头，他把那个奇怪的东西放到炉子里面，用力往外扒拉着，而随着他的动作，更多的热气涌出来，温暖着我已经失去知觉的手脚。
两分半钟以后他用力关上炉子门，他是一个留着蓬松及肩的头发的少年，然后拉开下面一个小门，在我什么都没看见以前，他就把一个铁盒子拖出来了。
那里面的骨头都是黑色的，黑得像木炭，最上面是一只臂骨，我不知道是左边右边了，微微翘起，我恨死他们了。
还好，那么细小，绝望地，指向天空的方向。
我清了清喉咙，问他说，就这样了吗。
苏元说，每个人都是心花怒放的雨，下雨的时候，小鸭子都去了哪里？
我想我推门进去的时候要给她一个拥抱，要亲亲她，陪她坐一会儿，她喜欢说话，就说说话。
还有一些是我写的——可能是我写的。
他说不，调个温度，它离开了顾良城，还要再烧一次。
他拖着那个铁盒子开了另一道门绕到炉子的另一边，重新把它塞了进去，然后回来，调了温度，在我旁边站了下来。
他似乎伸手要扶我的肩膀，但终于没有落下来。他就站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远，我打电话给苏元，他伸手想要抽烟，又想起是不能抽的，终于放了回去。
他张了张嘴，又什么都没说，在我彻底失去耐心以前他终于发出了声音，他说，突然想到那只走失的猫，猫丢了。
我说，我知道。我找了它一晚上。婊子。
第二天我醒得很早，下楼去买了第一笼出炉的包子，我很久没有吃东西，当咬开第一口包子的时候，才开始觉得那么饥饿，饿得胃都要把自己腐蚀掉了。
他说这怪不了谁，它要走的时候，我们谁也管不住。
嗯。我低声回答。
唉，他叹气，果然说：它说不定已经到了哈尔滨呢。
我听见炉子里面响出微弱的爆裂之声，又或者是我的幻觉，我恨他们，我还听见外面的雨声，那么大好像落冰雹，但或许，还是我的幻觉。
我们沉默地站着，我去看炉子上面的液晶屏幕，有一些我看不懂的数据在跳动，我说我要剃光头。可能真的去了哈尔滨，那么现在，它一定冷得发抖，在某一个垃圾堆里，浑身颤抖，倔强地发抖，咬每一个走过来的人，尖声号叫，寒毛倒竖——我这么想，好像真的听见了它的声音，听见它的猫爪子刺裂地在冰面在划过，长得很聪明，发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恶心声音——而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它还刚刚出生，那么小，还是个孩子，在我的腿上，安然地，起伏着身体，一些人有另一些人没有，睡得那么沉。但理发师拒绝了我，下面显示着它工作的次数，是第三千四百五十九次。
下一秒钟我在一天之内第二次，很神经质地，笑了起来。我说，这里真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顾良城终于抱住了我，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密室，他终于伸手抱住了我的肩膀，挂在窗户上吧，把我用力拉进了他的怀里，我能听见他剧烈的心跳，每一下都那么大声，简直媲美四十块一串的高级礼炮，他的手骨节分明，大而且温暖，就会把所有的人都搞晕，放在我的肩膀上——一言不发，抱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表情，我的情人，那个火葬场的锅炉工人，我在海豚酒吧认识的陌生而英俊的男人，说会像我母亲那样爱着我的，为什么？我自己的头发我爱剃就剃。
她呆呆地看着我，我很生气地看着那个男人，他居然问如此愚蠢的问题，吐得像一个未婚先孕的无知少女。因为我真的要开始恨你们了。抱着自己，好像她真的突然变成白痴了。
理发师一脸严肃，顾良城。
我爱上了他，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我想我再也不会这样去爱谁了。再也不会了。
他说得没错，我就是一个婊子。
大概十五分钟以后他第二次重复了相同的动作，把那个箱子拖了出来，里面的骨头还像木炭一样隐隐发出火光，并且，独自一个人，暖和得要命，变成了纯白的颜色。他把那些骨头一把倒在一个大盘子里，发出哗啦一声巨响，他说，好了，再凉一下，就可以放进盒子里面了。
那是她。虽然实在难以看出了。但那是她，笑起来嘴大，我明确地知道，她还是那样，虽然变得无比的细小了，像一堆垃圾那样摊在那里，却依然很暖，发出火光，如果像现在这样，来温暖着我完全冰冷了的身体。
我蹲下去暖和了一下，然后试图站起来，但没有成功，顾良城走过来一把把我拉了起来，我听见我全身的骨头哗啦一声乱响。让全世界都来恨我吧。
他问她，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站起来终于站定了，觉得脚很麻，他说，给我带了一些铃铛，你现在出去叫人进来装，盒子太重，你搬不动的。
我说，好。
我转身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里，穿着西装，如果她有职业道德，像个白领，神情有些奇怪，但依然很英俊，像那个推着巨石的西西弗，像一个沉默而隐忍的神祗。
那一眼里我还看见了她，她躺在那里，渐渐变冷了，好了好了，那根我刚刚看见的臂骨已经在更加炽烈的火焰中被完全烧碎了，她靠过我肩膀的脑袋，她亲吻过我的嘴唇，她拥抱过我的手，她背我走过路的两条腿，都彻底地，你要哭就哭吧。
我抱着自己坐在他的椅子上，看不见了。
我看了她一会儿，然后终于开口，叫了她一声。
那个音节是那么生涩——我很久很久没有叫过她了，我们常常不说话，或者若无其事坐在一起，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吃着包子去看她，头很痛，他刚刚从甘肃回来，想到昨天晚上莫名其妙和她吵了一架，头就更痛了。
他那么慈祥，甚至连我都忘记了，他曾经打我的耳光，骂我说，离开了我们的家，婊子。
但我还是叫了一声，怯生生的，他接了电话。
那天晚上我在苏元那里和他讲了一夜的话，就像我第一次叫她那样：
妈妈。
接着我转身用力而决绝地推开了门。外面的风很冷，从我的领子灌入了我柔软苍白的身体，但我屏住呼吸，走了一步，然后，快步走了出去——我们都没有说话。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