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群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非法的民间信贷过程之所以 成立，在阜阳这个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地方，是靠李群作为银行工作人 员的身份甚至腾达支行的公章作为信誉保证，而李群一家的官员背景， 也无形中为这种非法借贷背了书。换言之，大量民间借款之所以能够发 生，是基于国家银行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
但在实际上，政府也好，国家银行也好，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 更不用说开出信誉证明了。这种所谓的信誉证明，仅仅是因为李群这个 人，以及她个人的违规非法行为，才导致了借款人的误解。
我们看到，在中国前现代的钱庄时代，借贷的信誉也是建立在个人 和家族基础上的，跟李群的状况类似，只是未必有像李群那样的官员背 景和国家银行背景。如果不出事，也许我们研究民间信贷的人，还可能 把李群的个案作为一种成功范例来谈，可是，出事了，一切都变了。
当然，我们可以追究李群个人的违规和违法，也可以顺藤摸瓜，抓 出一批贪官来，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民间信贷，既然存 在持续不断的需求，却始终不能走上正轨，连续几十年都处于既无法有 效取缔也无法浮出水面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境地中，经营民间信贷的 人，其道德操守和经营的条件，却又远不如当年的钱庄，若想经营不出 事，真是太悬了，太不靠谱了。
而且只要这种民间借贷经营出事，多半都有政府官员涉足其中，不是经营者自己有官方背景，就是官员大幅度介入借贷过程，一旦出 事，血本无归的群众，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现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 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间借贷，早就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了， 估计早已成为当地公幵的秘密。既然属于非法，但官员却要介入，上级 银行也睁只眼闭只眼。民间借贷由于需求强大，制止无着，但为什么这 么长的时间，明知民间借贷长期存在，连银行的行长都在操办，金融业 的改革却迟迟春风不度，听任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
马崽负责制
辽宁大学副校长第一署名的文章，被证实抄袭，但辽大官方调查的 结果，却说责任在第二作者，副校长仅仅是为了帮助第二作者发表论文 才署的名。不仅没有责任9而且助人为乐，不仅劳驾署上自己的大名排 在前，而且据说还帮忙修改了论文。
这篇发表在据说是中国目前最顶级的学术杂志之一的《哲学研究》 上的论文，有80%是抄袭的，两个署名作者，无论具体是谁动手杪袭 的，在外人看来都无所谓，只要署了名，享受了相应的好处，就得为此 负责，第一署名者的责任理应更大。如果那位副校长，大牌教授，明明 知道自己没有贡献，或者贡献很小（即使按辽大的说法，副校长做了修 改，看来也改得有限，还是有八成的抄袭成分），却要署名，而且第一 署名，在我看来，这样做的问题更严重，明显属于学术侵占，比抄袭还 要恶劣，标准的学术腐败。
这些年来，这样的事情似乎很多。很多学术文章都是联合署名，排 在第一的照例是学术大佬或者导师，操刀者大抵是排在后面的人。很多 课题也是如此，负责人基本不干活，干活的都是学生。但是，一旦出了 事，涉及抄袭，苦主打上门来，学校査实的结果，都是让排在后面的学 生顶缸。好似贼伙作案，事发，马崽出头顶罪，贼头什么事也没有。
偷窃已经发生，具体谁下的手，是偷者内部的事情，在外人看来， 按学术规则，谁署名谁负责，第一署名首要负责。
当然，中国学术有自己的国情，确实有很大的可能，是学生抄的， 但副校长既然把自己的大名署在了前面，这样做，像我前面讲的，就是 非法学术侵占，属于学术腐败。这样一来，实际上副校长大人等于有了 两种过错，一是涉嫌偷窃，二是涉嫌学术腐败，罪过比那位亲自动手的 学生要大。
辽宁大学怎么可以在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的副校长开脱得干干净净， 甚至暗示他是在学**做好事呢？如果各个大学都这样处理，难怪类似 事件层出不穷。前面浙大刚刚开脱了院士院长，现在辽大又开脱了副校 长，看来即使在学界，有官衔的和没官衔的，境界差距就是大，有官衔 的，犯了错也是无心之失，甚至是助人为乐，好心办了坏事，没官衔 的，命里注定就是坏胚子，做了坏事，还要拉领导下水。想起当年“文 革”的时候，革命干部跟某些出身不好的女青年出事了，到底是强奸还 是通奸还说不清，但处理的结果必然是说女青年拉革命干部下水。
教育行政与教育监督
在一个有关教育的会议上，教育部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的一位负责人 从自己业务的角度指出，现在教育系统的问题之一是教育行政和教育监 督合？一，教学督导部门，仅仅是教育行政部门下属的一个机构，即使这 样一个机构，里面的工作人员，大多还是兼职的，既不专业，也缺乏权 限，经费不足，所谓的督导，往往流于形式。（据2009年6月29日《新 京报》）她呼吁应该建立独立于教胄部的国家督导机构。
教育部官员的发言，当时让我感到有些高兴。
教育系统跟其他部门一样，纪检监督部门很多，纪检监察加上教 学督导，应有尽有。其中针对教学质量的专门监察督导部门，设置时间 相当早，从中央到地方，也算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只是这个体系用处不 大，督学只是一个闲差。前些时候，教育部开展大规模本科教学评估， 还得另起炉灶，另组人马搞。事实上，但凡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开展检查 督促工作了，一般都是另起炉灶，临时组团，没有人理会督导部门。这 个教学监督部门连起码的功能都不具备。
但这些年来，有关教学和办学方面的监督检查相当多，不仅名目繁多，而且次数频繁。以大学为例，不仅有本科评估，还有研究生教育评 估、博士点评估、重点学科评估、重点研究基地评估，甚至党建、工会 都有定期的检查和评比。从学校到学院再到系里各级领导，为了应付评 估评比检查，简直是疲于奔命，连教授都被波及，需要填各种各样的表 格，以至于自嘲为“填表教授”。
这样的监督检查，无论什么名目，性质都是一样的，都属于教育行 政部门对教学部门的监督检查，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即后方对前线的检 查，几乎一律没有什么效果。以本科评估为例，耗时几年，劳民伤财的 大检查，结果80%以上是优，余下的基本是良，只有绝少几个高职院校 是及格。这样的评估，绝大多数的结果，在事先就能定下来。
将已有的教学监督机构闲置，然后另起炉灶，频繁监督检查，这 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监督的现状。这样的监督检查，目的不在检查督促改 进，也不在惩罚后进，仅仅增加了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让它们实际上 变成了全国学校的直接领导，从而使全国的教育系统形成了一个自给自 足、自我评功的封闭体系。
现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自己站出来说要打破这个封闭的体系， 建立体制外的监督机构，是大好事。而且这个建议，让现有的国家督导 部门独立出来，也可以减少机构设置的重复。
仅仅走到这一步是不够的，整个教育系统应该处于民众监督之下， 处于人民代表和媒体的监督之下。教育行政部门更应该切实实行政务公 开，让自己的资金流向、人事任免以及行政过程，统统变成可以检查的 程序，公之于众，接受学生、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检查质询。
中国的医改和教改，应该对教会开门
2009年，医改方案已经出台，教改方案也正在酝酿。从某种意义上 说，医改和教改，关系到中国能否迈过社会保障这个关键的坎。
中国的教改和医改，并非始于今日，相应的改革很早就已经开始 了。此前的改革，实际上是沿着经济改革的路径，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引 入了市场机制。不仅公立学校和医院，要按市场规律办事，而且也小范 围地开放民营事业进来，有了民营医院和学校。可是，两个改革最让人 诟病的，怡恰就是这种市场引入。
前些年的医改和教改市场引入，存在很大的扭曲，本质上是形成了 某种国家垄断性的医疗和教育产业，两个市场都是扭曲的市场，现在医 疗和教育领域弥漫着唯利是图的气氛。
但是，不得不承认，即使这两个领域完全对民营开放，形成充分的 市场，医院和学校也未必就会真的不那么唯利是图，至少，在当下的民 营的医院和学校里，我们看到的情形并不理想。
医疗和教育不同于一般经济领域，不可以全部交由市场办理。同时 也不完全等同于慈善事业，不具有完全的公益性。一方面，它们具有较 强的公益性，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易 对价特性，其服务可以购买。
一般来说，现代发达国家，出于社会保障的考虑，往往强调其公益 性，将教育和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来由国家提供，但即便如此，一般也 是提供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障，社会还是存在市场化的私立医院和学校。
中国是个正在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不消说学北欧的髙福利国家， 就是像美国这样公认福利较差的国家，也学不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 里，国家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的公益性的医疗和教育覆盖，如果强行实行 之，就会跟改革前和当今印度的状况近似，形成一种有名无实的公费医 疗和教育。
因此，中国的医改和教改，保持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因素，是必需 的。但是，市场必须加以制约，其制约因素如果仅仅是国家的福利，远 远不够，有必要引进其他因素。
其实，中国新式的医疗和教育，最早的引进者都是教会（包括天 主教和新教）。在鸦片战争中国教禁开放之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很 多都是医生，甚至在鸦片战争前，这样的医生就已经在广东、福建出现 了，给林则徐治过疝气的美国医生伯驾，就是一个传教士医生。中国的 西医基本发端于教会，西医教育，无论协和、湘雅、华西，都是教会办 的，也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医院体系。
至于西式学校，几乎是跟各地教会同步兴起，有教会的地方，差 不多都有学校。中国最早的大学，也是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兴办于 1879年，1892年开设大学课程，震旦公学，1903年兴办，1917年升格为
大学。而国立京师大学堂说是1898年开办，实际运作则是1903年后的事 情了。实际上，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兴办的学堂，无论大中小，都在 明里暗里跟教会学校学。民国时期教会的大学虽然数量不多，学生比例 也不高（占全部在校大学生的15%左右〉，但几乎所有的教会大学都是 名校，北方的燕京、辅仁、协和，东部的圣约翰、金陵、东吴，南方的 岭南，中西部的华中和华西以及湘雅，几乎个个都可以跟国立的清华、 北大、私立的南开和厦门大学相媲美。在“五四”以后，教会大学的宗 教色彩也逐步褪去，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相互竞争，才创 造出民国大学的辉煌。
虽然教会办医院和学校，最初的动机，也许是为了吸引人们入教，实 现所谓的“中华归主”，但是毕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的新式医疗和教育 事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的老百姓谋了福利。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也逐渐 减少了宗教和神学色彩，趋于世俗化。尽管如此，却始终保持了它们的慈 善性和公益性，教会医院和学校，幵始的时候不收费，后来局面打开，开 始收费，但医院依然有针对贫苦人的慈善门诊，有慈善性的医疗服务。学 校也是如此，对于学业优良的贫寒子弟，始终都敞开大门。
教会的医疗、教育这种与生俱来的公益性，对于公立和私立教育、 医疗事业，始终是一种压力，一种竞争性的压力，可以制约着公营事业 不那么官僚化，更可以制约着私营事业不那么唯利是图。从这个意义上 讲，现在中国的医改和教改，把这两个领域对教会开放，会起到同样的 作用，对国家和民众，都是利大于弊的好事。
现在这两个领域不能对教会开放的原因，是由于意识形态，但是， 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许多地方，不说教堂林立，也差不太 多。既然教堂的存在已经无法遏制，那么，人为地禁止教会进入公益事 业，还有什么必要呢？清末和民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教会的存在， 尤其是在公益事业的存在，对国家安全并没有什么妨碍，当年尚且如 此，那么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后意识形态的今天，这样的担忧，就更没 有必要了。
挖坑的只管挖，埋土的只管埋
据报道，中国小学生人数，自1995年以来逐年下降，“已由1995年 的13195.15万人逐年减少到去年的10331.51万人。如果按照这个趋势， 今年小学生在校生可能在10000万人以下”，也就是说，13年来已经减 少了3000万人左右。而同期，在校大学生数量却在逐年增加，只有去 年略有减少。而研究生数量，则从1990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到去年的 44.64万人，增长近14倍。（据2009年7月21日《新京报》)
早几年就有人报警，说是小学生数量逐年下降，中国急刹车递减式 人口政策，应该改一改了。可是，计生部门却不肯。在他们看来，中国 计划生育的形势依然严峻，人口数量必须严加控制。他们的数字，跟教 育部门的数字，居然不一样。但是，教育部门显然没有必要瞒报，学生 数量减少，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可是计生部门说人口 的增加，却可以带来诸多的好处，国家重视，人员编制、经费上都会增 加。因此，教育部门的数字，从利害相关上，显然要可信得多。
但是，教育部门也有教育部门的问题。即使小学生逐年减少，那么 意味着中学生也在减少。何以在中学生连年减少的情况下，大学却要逐 年扩招，而且大幅度扩招，研究生更是扩招？显然，这样的扩招，对于 教育部门有利，一出政缋，二添经费。
目前，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就像一个笑话说的那样，三人栽树， 一人挖坑，一人放树苗，一个埋土，结果放树苗的不在，挖的只管挖， 埋的依旧埋，两人忙了半天，什么效益都没有。计生部门只管控制人 P，坚持一对夫妻一个孩，几十年急刹车，刹车刹得越急，自己的机 构膨胀得越快，经费越充裕。儿童逐年减少，少了3000万，只剩下一个 亿，依然急刹车。而教育部门也明知道人口在减少，中小学生锐减，但 部门的重点事业大学，却只能扩招，不能缩减，不仅大学扩招，而 且全国竞办研究型大学，因此研究生增加幅度更大，害得研究生一毕 业，就找不到工作。
人口减少还要厉行人口政策急刹车，必然会导致若千年后，中国适 龄劳动力锐减，人口老龄化提早到来，整体上危及中国的发展。而在中 小学生减少情况下的髙校大跃进，则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的教育质量，从 根本上促进了教育部门宫僚化和行政化的发展，从根本上毁坏了中国的 教育。从哪个方面说，都有百害而无一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