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红真觉得司芬的情绪实在太差,必须调整过来:“你在马老师快被打成反革命时,你在沅城农民进城杀人时,表现了很大的气度……我觉得你应该那样。”
司芬一声长叹,过去崔红真没见过她叹气。
“……马老师快被打成反革命时,面对的是利欲熏心的段保兴;沅城杀人时,面对的是被蒙蔽被挑动的农民,我知道该怎样做。可现在,面对什么,我不知道……总像在做噩梦,梦醒了不知怎么办。”
崔红真从上衣袋里掏出半个巴掌大的纸条,递给司芬,上面是前几天他抄录下的一首普希金的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性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现在都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而过去的,将成为亲切的怀恋。
司芬拿过来,这诗她上高一时就读过,能背诵下来。
“这样做,也许是在学校时的动作,可我没有其他办法让你……”崔红真解释说。
“这诗是好诗,对于小痛苦,它能起到调剂心境的作用,对于大的痛苦,它似乎不能起作用。不过我还是要感谢你。”司芬说着,惨淡地笑了。
“不管怎么说,挺过这一阶段就会好起来的。”
“挺过这一阶段,下一阶段会是什么样子……你觉得会是什么样子?”
“……”崔红真回答不上来。
司芬示意往回走。她将路边一根木棍拣起,又丢回地上:“人呀,最悲哀的就是醒来无路可走。”
一九七〇年春节前夕,沅城一中上山下乡的不少知青请假回家,各个寨子的知青户十室九空。曼坡的生产队长对知青们说:“你们收拾收拾,回家过个年吧。”
同学们兴高采烈,毕竟苦了大半年了,可以回家看看父母,可以休息休息了。
司芬端着衣服出了门,崔红真一看,端了盆衣服跟出去。见崔红真也来了,司芬似乎不介意。水库波澜不惊,有些寒意。二人的衣服都不多,不到半小时就洗完了。
“坐一会儿吧。”司芬指着水库边的一块青石板,“你说知青会是一种什么前途?”
“这个……很难说。”崔红真坐下。
“现在报纸、电台都在批判‘下乡镀金论’,提倡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前两天省报还发了评论员文章。”司芬说。
“现在这样说,无非是把知青们稳住,让大家老老实实地待着……这些事呀,想也没用。”崔红真一副随遇而安的态度。
“……这样的人生,无论如何我也接受不了。我不是怕苦怕累,我是觉得人生不应该这样度过。”司芬提高了声调。
崔红真一怔,司芬过去说话多是平心静气,他劝解道:“现在全国一个样,不能接受也改变不了,都让我们这一代人摊上了,有什么办法?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不要想那么多。”
司芬似乎没在意崔红真的劝说,看着水面,陷入深思:“人活着,总该做点有意思的事。”
“是这样。可现在,别说知青,就连那些教授、工程师,不也都……”
“人在世间,要有个宽松一点的环境。”
“是的……不过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回去吧。”崔红真觉得司芬说话有点絮絮叨叨,这是过去没有过的。
司芬似乎没听进去:“你说这个水库与沅河水库比,哪个好一些?”
崔红真没想到司芬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很快回答:“要讲风光,这里当然要好多了。但是,沅河水库毕竟是家乡的水库,从小到大,给予我们的太多了。”
“沅河水库毕竟是家乡的水库……”司芬想了一下,脸上又现出惨淡的笑。
司芬没与崔红真一起返回沅城,而是晚了一天。司芬说她有事,要等一等再走。崔红真要留下等她,司芬说:“何必呢,我晚一天就回去了。”
也是,这里回沅城,坐一天半的汽车,都走过的。
同学们离开曼坡的那天晚上,司芬逐家逐户地看了乡亲,还把自己的两件的确凉衬衣和一双新布鞋,分别送给和自己很要好的两个“卜哨”(姑娘)其中她最喜欢的一件半新的确凉衬衣,托人以后捎给玉娟。
“玉娟怎么样了?”在生产队长家,司芬问。
“听说那个男的疯病越来越重了,玉娟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队长说。
“呵……”司芬喃喃自语,“真想去看看这个苦命的人……”
司芬回沅城那天,父母几次到车站接,未接上。没想到傍晚女儿提着手提包进了家门,母亲起身把她拢在怀里:“孩子,你受苦了。”
司芬把带回的芒果、香蕉递到父母手中,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觉得他们动作迟缓,苍老多了。才大半年呀!待了一会儿,她又感到没了哥哥的家里很冷清、很凄苦。
晚上,她依然住在自己的小阁楼上。小楼上一切依旧,小床静静地待在一角,小窗户还是瞪着那大大的眼睛,小床头柜上放着她过去随时翻看的作文本……不同的是这一切都覆盖上了薄薄的白色塑料布。这是母亲做的,母亲把这一切都保管好了,等着女儿回来。看着看着,司芬的泪水夺眶而出。
司芬轻轻翻翻这,翻翻那,很晚了还没睡。母亲扶着小楼梯,轻手轻脚地上来了:“坐一天半的车了,有什么明天再整理吧。”
司芬把母亲扶下楼:“你睡吧,我一会儿就完事了。”
……第二天,司芬买了两斤高价肉,做成酸菜炒肉和回锅肉。她知道父母喜欢吃这两样菜,一个劲地劝:“你们多吃点,你们多吃点。”母亲嘴里说着“吃,吃”,手不时往司芬的碗里搛菜。父亲低着头,缓慢地拨着饭。
回家后的第三天下午,司芬跟母亲说了声我去找找同学,就离开了家。当天晚上,女儿没回来。司芬妈没在意,女儿这么大了,兴许是和同学聊天聊晚了,住同学家。孩子在农村吃了不少苦,回家一次不容易,就让她好好玩几天吧!
第四天中午,妈做了些好吃的,要把司芬找回来吃,找到几位同学家,都说没见到她。母亲好生纳闷:“孩子上哪儿去了?”
刚回到家,一个邻居女青年上气不接下气地赶来:“大妈,派出所来通知,让你家去人,看看是不是司芬?”
“什么,看人?我家司芬怎么了?”司芬妈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
“让你家去个人,到沅河水库坝上,看看是不是司芬。”
“淹死人了?”司芬妈如当头挨了一棒,眼前直冒金花。她冲出门,高一脚低一脚赶往城北沅河水库坝上。在五金厂干活刚下班的司芬爹,闻讯也赶来了。
坝上围了不少人,县人保组、镇派出所都来人了。人们很快给司芬妈让出了一条道。
司芬妈第一眼就确认无疑,躺在坝上的就是司芬。
“我的姑娘——”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司芬妈昏倒在女儿的尸体旁。司芬的父亲跪到女儿身边,不停地用衣袖抹眼泪,没有哭声。
司芬穿着府裯衬衣、浅灰色的棉布裤子,很整齐,神态很安详,与下乡前没有多大的变化,似乎是劳累后静静地睡去。
不远处,县人保组的人在问现场目击者。一位手端洗衣盆的中年妇女说:“我刚到,就见她往水库跳了……”
“你说说见到的情况。”县人保组的人问另一名现场见证人。
“我从坝上经过,见她跳进去了,心想是游泳的吧,也没在意。再说,她是个女同志,我也不好问什么。后来走到坝头,回头一看,水库里没人游泳,再一想,现在天冷水冷的,谁会来游泳呀?我不会水,就喊救人了……”说这话的戴着副白眼镜,文质彬彬的,听口音像外地人。
一位沅城一中的老师说,昨天在沅城一中见到司芬。一位老大妈说今天一早在东山脚下司奎的坟前见过司芬。
……崔红真得知噩耗很晚,赶到水库大坝时,司芬的遗体已被送走。崔红真木讷,嘴唇翕动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同学商量给司芬办后事。
韦诺提出:“具体事由我来承办吧。高六七班留在沅城县城的就我一人……你们不要看不起我。”同学、老师一商量,都同意了。韦诺很快联系墓地、联系棺材、联系火化的事,在拟定仪式时,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应有个很好的悼辞,把司芬短暂的一生好好总结一下。有人认为,现在许多事情还讲不清,硬要讲,肯定有许多局限性,还是不讲为好。一番争论后,同意了后一种意见。
马湘凡捐出了一年的工资,八百多元。书写了墓碑:司芬之墓,颜体,敦实厚重。其他老师、同学,你三十我五十,捐款数额不小。
安葬采用当地流行的火化加土葬,墓建在离沅城县城三公里多的一座小山上。参加葬礼的人很多,不上千也有数百。其中还有当年进城武斗的农民,他们听到消息后自发赶来参加。许多人都掉了泪。沅城多年没有出现这样的葬礼了。
崔红真一直表情木然,木然得让人感到凄凉。
段保兴的哭声最大。有人走到张建华跟前,指了指:“这家伙猫哭老鼠,教训他一下,别让他玷污了司芬!”
张建华侧耳听了好一阵,没有动手:“不,不是……”
葬礼结束后,在返回的路上,人们议论纷纷。
有人摇着头:“不值,不值!”
有人疑惑不解:“思想如此丰富、性格如此倔强的人,生命的终结竟如此简单,不可思议。”
有人很直率:“司芬的死,说明她本质上有很脆弱的一面。”
有人持完全相反的观点:“司芬以死展示自己对人生的追求,是很坚强的。这种追求,也许不是我们所具有的。”
……第二天清晨崔红真到了司芬墓前,扑通一声跪下,号啕大哭:“我太麻木了,我太对不起你了……我想等你安顿好再去找你,没想到……”哭着哭着,竟昏倒在地上。
后来,崔红真整个一个人变了,见人就说:“我真傻,出事的那天晚上沅城放露天电影《宁死不屈》,司芬长得太像阿尔巴尼亚故事片中的女主角了。那女主角多美丽多坚强!要是那天上午我去找她,晚上一起去看《宁死不屈》,她肯定不会走这条路的。人啊……”开始,人们觉得不无道理,后来听多了,没有人再这样想,而是觉得崔红真变成祥林嫂了。
回沅城过春节的知青刚返回勐罕,洛水县、勐罕公社人保组联手调查司芬的死因。调查组曾到沅城,提出做尸体解剖,看司芬是不是……司芬母亲断然不同意:“我生我养的女儿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谁敢这样做,我马上死在他跟前!”
崔红真一度作为重要嫌疑人被反复审查过。曼坡的知青、贫下中农都出来作证,说崔红真不是那样的人,司芬更不是那样的人。
然而,一个表面柔弱而心底坚强的女性,一个哥哥被打死后竟能奋起怒对凶顽的女性,难道因为农村的艰苦就离开人世了?一个极富于独立思考的人,能被眼前的一些不如意的事遮住眼睛,看不清远大的人生而简单地离开人世吗?
这事折腾了两年多,查无实据,定不了案。直到几年后沅城下乡知青全部返城也未能定案,便成了一个悬案,一个谜。
二〇〇六年深秋的一天傍晚,刚从乡下回来的我一时没事,漫无目的地在沅城的大街小巷闲逛。到这里几个月了,不是陪吃就是陪会,不是调研就是下乡,还未领略一下这座小城的韵味。
起风了,一张张手形的梧桐叶漂落下来,有的拂过脸落在我肩上,被我轻轻地抖落在地。沅城怎么也落秋叶呢?只有梧桐才落吧?
我走进一条小巷。
“吱呀”一声,前面一道小木门打开了。接着,一位老人蹒跚着出了门,哟,是一中的老校长崔红真。我到一中调研时,知道他当过十二年校长。
“老校长,您住这里呀?”我上前问。
“不,不,我不住这里。”崔红真说着,把小门“吱呀”拉上,再把门上的大铁锁“咣当”锁上,那动作明显迟缓。
“那、这……”
“……这是、司芬,林副县长知道吗?”
“司芬呀,知道,知道,我听说过。”我忙不迭地回答。
“好人呀,好人!我们高六七班的第一好人。要才有才,要德有德,要胆有胆,要识有识,要能活到改革开放,活到今天,她能做出多少事呀!”
对于崔红真与司芬,刚到沅城不久,我听人讲过一件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为庆祝建校九十周年,沅城一中出了一本纪念文集。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竟取了个“昨天·今天·明天”的书名,与赵本山、宋丹丹、崔咏元的小品同名。我看过这本浅灰色封面的纪念册,此题用于此书是很贴切的。
老校长崔红真在上面发了一首诗,题为“念X君”。其中有几句,弄得沅城一中“沅河”诗社的男女小青年们迷三倒四:
你是世间最清醒的人,你是世间最糊涂的人;你是世间最坚强的人,你是世间最脆弱的人;你是一代人中最早结束痛苦的人,你是一代人中永远承受痛苦的人;你是一颗过早陨落的星,永远撞击我的心;……小青年们都说:“咱们的老校长太有才了!”采访老校长时,他们问:“X君”是谁?老校长神情肃穆,闭口不言。
同学去请教县文化馆返聘的“老三届”高鸿鹄,他是沅城“文革”的活字典。高老夫子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摇头:“从意思看像司芬。从老崔终身未婚一事,便可见司芬在他心里占有多大的位置,这不就是‘永远撞击我的心’吗?可是司芬的大名小名里都不带‘X’这个字母,老崔何以择取‘X’?‘X’者,通常在数学里指代未知数也。再则文艺作品嘛,是很宽泛的,不一定指谁。难说,难说呀!你们说‘X’指谁呢?”把“球”踢给了同学。
过了一会儿,高鸿鹄拍起自己的脑袋,同学以为他想起什么,都围过来听个究竟。没想到高老夫子说:“你们知道古埃及的金字塔留下了至今无解的司芬克斯之谜吗?我们沅城一中的司芬留下的也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谁能解答得了呢?”
没等同学开口,他又说:“司芬的父母不识字,当然不知司芬克斯之谜,但给她取了个司芬的名字,相近,很相近,这是老天注定,老天注定呀!”
“沅河”诗社的同学更觉云山雾罩了。
……想着,我便问:“那、你……”
“她家没人了,也没亲戚。她父母先后去世了。她母亲去世前,把攥在手里的钥匙交给我……”
哦,这就是司芬的家。
“是,是,林副县长进去看看?”
“好,好,我去看看。”
崔红真把门上的黑铁锁“咣当”打开,我进了门。我们先在楼下看,然后,顺着木梯上了小楼阁。
楼阁是用薄松板拼搭的,支着张小单人床。北面一道简易小窗,用塑料纸封着。一切都很简陋,但干净、整齐,让人感到主人刚刚外出,过不了多久就会返回。看来老校长崔红真是不忘重托的。
我拉了一下床头的塑料灯绳,小灯泡亮了,光是淡黄色的,有几分暖意。崔红真自言自语:“人去屋空呀,人去屋空呀!”
我们待了十多分钟,下楼出门。崔红真用手拉了我一下:“林副县长,我请示个事。”
“老校长,有什么事尽管说。”
“是这样,以后我的骨灰能与司芬的埋在一起吗?”
“骨灰与司芬的埋在一起?”老校长怎么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事我管得了吗?
“你有所不知,一般人也不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我从洛水一中调回沅城一中,就是想守着司芬,永远守下去……”老校长说不下去了,“当然,以后我埋到高六七班墓地,离她也不远,不过我还是想……”
我依然无法回答,只好搪塞道:“老校长,你身体这么好,怎么就想这样的事了呢?”
不知为什么,崔红真既问我,似又不看重我的回答。他蹒跚着往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