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司芬到寨前的水井挑水。傣族的水井是很讲究的，大青树遮天蔽日，夜来香围成花墙，一座神龛似的八角小楼把水井罩得严严实实，舀水使用的竹筒、水瓢静静地倒挂在井边，既朴实又圣洁。
司芬正要舀水，过来了一队“弯工”。其中一个胡子拉碴、神情呆滞的老“弯工”哆嗦着跨出队列，走到司芬跟前：“能给我点水喝吗？”老“弯工”本地口音，看上去六十多岁，目光投向寨子，像要搜寻什么。
司芬从水桶中拿起葫芦瓢，弯腰到井里舀了大半瓢水递过去。老“弯工”说了声“谢谢”，端起来就要喝。一个带红袖套的管教人员大步走过来，一把夺过葫芦瓢，连瓢带水扔到井里。老“弯工”似乎不服气，弯腰要拾捡葫芦瓢，管教人员挥拳朝他脸上打去。老“弯工”土黄色镜架的眼镜掉落在井台上。
“快走！喝什么水？”管教人员大声呵斥，“每次一到这里，你就来事。”
老“弯工”慌忙捡起眼镜，跟上队伍。
司芬惊呆了。“弯工”的队伍走过土坎，消失在高高的土墙后，司芬才回过神来。
第二天在包谷地里锄草，司芬忍不住想问清“弯工”的事。她显得有一搭没一搭的，如果太认真了，怕引起注意，别人未必讲真话。
一起劳动的有个傣族头人的儿子，在省城上过师范学校，毕业后分到勐罕公社小学当教师，清理阶级队伍时被清到曼坡当农民。
“老‘弯工’是怎么回事？”司芬低声问。
头人的儿子犹豫了一下，看看身边没人，低声说，这些“弯工”都是几次政治运动中揪出来的，先后被送到与曼坡寨毗临的劳改农场，一直干到现在。“弯工”音与职工相对，以示与农场职工的区别，形成了勐罕一带的独特称谓。
“他们被判刑了吗？”
“被判刑的出来劳动都是武装押解，一般就在牢狱附近，不到曼坡这边来。由红袖套管教人员带队的，都是没判刑的，或者是刑满释放的。”
“没判刑的……刑满释放的……是公民吗？”
“公民？这个我搞不清……”头人的儿子压低声音，“这些人中最大的是副州长、副师长，还有教授、工程师。”
“他们……”司芬不知该怎样问。
“他们长的干了十年、十多年了。”
“没判刑，刑满释放了，怎么会还被管制到这个地步？”司芬问。
“这、好像‘文革’后才这样的。这个、谁知道？”头人的儿子四处看看，提起锄头走开了。
司芬茫然，待回过神来，社员们往前锄了一大段。她一咬牙，使劲猛锄跟上。
事后司芬想，要土司的儿子介绍这些情况，也太勉为其难了。他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能谈这样一些就不错了。她想不管这些事，可这事像在脑子里生了根，老是冒出来。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司芬和玉娟到水库边洗衣服，边洗边聊起来了。
自打到曼坡，玉娟简直成了女知青们的影子。玉娟刚从学校出来，什么农活都会做，什么傣族的风俗习惯都一清二楚。
司芬试探着问：“玉娟，你知道‘弯工’的事吗？”
玉娟一听，像被电击了一下，停住了搓揉衣服的手：“你……问这干什么？”
司芬迟疑了一下，讲起那天“弯工”要水喝的事。
玉娟听着，没有吱声，过了一会儿，泪珠顺着清秀的脸颊滚落下来。
司芬大吃一惊：“玉娟，你怎么啦？”
见玉娟泪水流个不停，司芬拧干洗脸毛巾，递了过去。玉娟一头扑进司芬怀里：“司芬姐，我爹也是老‘弯工’？”
“你爹也是老‘弯工’？”司芬惊愕了。
玉娟艰难地点点头。司芬看着神情痛苦的玉娟，后悔不该问。
玉娟爹解放前几年考上了省城的简易师范，跟着马帮走了半个月，到省城上的学。毕业后，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游击队，解放后担任了洛水县委统战部长。这样的人，在洛水的傣族中很少见。
玉娟妈是位“赞哈”（傣语歌手）的女儿，美丽、聪颖，在父亲的口口相传下，能将洛水的一部傣族长篇叙事诗唱下来。能唱傣族长篇叙事诗的人凤毛麟角，能唱的女性更是绝无仅有。一九五三年洛水县组织的民族汇演大会上，她与玉娟爹认识，这对傣族的才子佳人一年后幸福地结合了。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县委书记动员大家提意见，玉娟爹提了书记工作不从傣族地区实际出发的意见。运动到了后期，玉娟爹突然被定性为“洛水搞民族分裂的罪魁祸首”，开除党籍，免去部长职务。但他是洛水较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干部，县委决定“内部控制”，安排到县供销社当售货员。谁知玉娟爹是个倔脾气，每年都向上申诉，请求复审，明确定性，八九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
“文革”开始，有人提出玉娟爹企图翻案，应从重处理，被戴上了漏划右派分子的帽子，押解到曼坡劳改农场改造。多年的郁闷心情，加上劳改农场缺医少药，他得了严重的肺心病，走不了三步路就一阵急喘。玉娟妈又气又急，得病去世了。十七岁的玉娟初中毕业，到了勐罕，她想这里离农场近一些，可以照顾父亲。
“你去看过他吗？”
玉娟轻轻地点了点头。
“应该看看他。”司芬忽然想起了什么，“你到这里……”
玉娟压低声音，道出实情：“公社革委会的唐大发副主任土改时就跟我爹在一起工作……他跟生产队长说过，让他别讲我爹的事。现在寨子里乡亲们还不知道这事。我看你是个好人，就……”
哦，是这么回事？司芬忽然想起什么：“你爹长得什么样子？”
“他戴副黄框眼镜。”
“黄框眼镜？”司芬手中的肥皂，掉落水里。
“司芬姐，你怎么啦？”
司芬直起身子，站了起来：“没什么，就是有点不舒服。”
……司芬站起身，回望曼坡，还是绿树竹楼、袅袅炊烟，还是人们悠然往来、笑声不时传出，但她觉得脑子里恍恍惚惚。
司芬变得郁郁寡欢，心情不好，人也渐渐消瘦下来了。崔红真看到司芬这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出工前，他轻声问：“你最近怎么啦？是不是病啦？我陪你到公社医院看一看。”
司芬摇摇头，扛起锄头往前走。
当天晚饭后，崔红真正想找司芬，没想到司芬找他了：“出去聊聊吧。”
司芬向寨外走去，崔红真跟在后面。司芬放慢了脚步，看了崔红真一眼，讲起前几天挑水碰到的那件事：“你说没戴帽子，要点水喝有什么不可以？”
“即使戴了帽子，要点水喝又算什么？牲口都可以喝水嘛！”崔红真说。
司芬在“文革”中的表现，使崔红真自叹弗如；在关键时刻没有支持她，又使崔红真有一种负疚感。敬重与愧疚，使崔红真对司芬的某种感情愈益强烈。随着年龄的增长，也随着到了农村后某种环境的宽松，特别是在曼坡这样恬静的寨子里，他的这种感情不住地膨胀起来，但他克制着自己。现在人生的一切都是未知数，谈什么都为时太早。
他们走到一丛凤尾竹下，收住步子。凤尾竹真美，像大地深处突发的绿色喷泉，又像一束巨型的绿宝石饰品。司芬的目光在凤尾竹上停留了一段时间，抬起头来：“你说为什么要这样搞？”
崔红真思索了片刻：“这……”
一只萤火虫从他们眼前闪过，荧光很弱，很美，很快消失在黑暗中。司芬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搞得够彻底了，还要……我本以为离开沅城，可以平平稳稳的了。生活上苦一点累一点，精神上能平静一些了……没想到还是这样……”
“……”崔红真仍语塞。
“我们这一辈子就在这样的革命中度过吗？”
“……我们管不了。”
“是管不了。管不了就这样过下去？”
“好在曼坡还比较平静。”
“平静？”司芬犹豫一下，还是把心里话都讲出来了，“土司的儿子人不坏，很有脑子，连个教书的资格都被取消了；玉娟是个多好的姑娘，现在寄住在别人家里，不敢公开自己身份……”
“……”崔红真到农村后很少注意这些事。
“这些，与沅城打人杀人的事表现不一样，本质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总要一些人来压制另一些人……如果压制的是一些坏人，那没说的，现在有不少好人被当做坏人受压制……到了曼坡，与这些事更接近了……真堵心。”
“你讲的问题太重大了……”崔红真说。
“是呀，这么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还是这个样子……”
二人默默地站着，好一阵没说话。
司芬踅身：“回去吧。”二人人默默往回走。
“这些事，我们弄不清，更管不了。”崔红真息事宁人地说。
“弄不清，管不了，也不能不想一想呀！”司芬自言自语，走进女生住房。
远处的天空突然一道刺人目光的闪电，接着猛然刮起了风，像要下大雨了。
司芬刚坐下，茅草屋外传来压低却是急促的声音：“司芬姐，司芬姐！”
雨下得很大，茅草屋顶上响着雨滴声，司芬听清是玉娟，急忙站起开门：“快进来，快进来！”
白满天把煤油灯点亮了，进屋的玉娟一身透湿。灰黄的灯光映着玉娟娇美、愁苦的脸庞，她用手不停地在脸上抹着雨水，抹着眼泪。
司芬扯下铁丝上的毛巾，揽过玉娟，先给她擦脸，再给她擦头发，最后把她快湿透的浑身上下擦了一遍，取出一件衣服给她披上：“玉娟，什么事？”
“明天一早，整董来人……”玉娟说着，刚被擦干的脸颊又滚落下泪水。
“整董来人接你？”司芬很惊讶。玉娟点了一下头，又抽泣起来。
上个月，整董来了个身着不傣不汉的中年女人，向玉娟提亲，说对方是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儿子。玉娟一听，就知道是谁了。这人原来是洛水中学的，与玉娟同班，好像压根儿就不知道什么叫学习，还有点傻气，考试不是全班倒数第一，就是倒数第二。他无师自通的是会谈恋爱，在校时就死命追玉娟。
玉娟拒绝了此事。提亲人不紧不慢，甩下一句话：“玉娟，你家里是这种情况，我是为你好呀！”
玉娟听得出，来人话里有话，一夜没睡。第二天是曼坡劳改农场的探视日，玉娟找到了父亲。
父亲听女儿讲完头天的事，从泥地上站起：“孩子，你必须同意。你想，人家能从整董找到勐罕，说明知道一切。你不同意，人家会追查你为什么到曼坡，说你和反革命的父亲划不清界限，害了你……还会害了唐大发、生产队长……我是黄土埋到脖子的人了……”
父亲的话语无伦次，但每个字似乎都带着恐惧和血泪。
玉娟看着脸部瘦削得变了形的父亲，看着那缠捆着白胶布的黄框眼镜，心里一阵阵酸楚。
“你妈死后……原先想你到曼坡，相互有个照应，谁知……”
“爹……你要好好保重，好好活着……”玉娟抽泣着。
“都是爹害了你呀！都是爹害了你呀！”玉娟爹用头朝泥土墙上撞。
……听到这里，白满天腾地从床沿边站起：“去他妈的！宁肯一辈子不嫁人，也不能嫁个傻子。”
“那你的想法呢？”司芬问玉娟。
“我……”玉娟仍抽泣着。
“你准备怎么办？”司芬再问。
玉娟仍未回答。
男知青们闻讯，也来到女知青宿舍。
“‘文革’了，破四旧立四新了，还这样！”崔红真说。
“不怕，明天我们把整董的人赶回去，如果人手不够，把全公社的沅城知青都发动起来。”白满天撸着袖子。
“不，不……你们这样做，救不了我……还会害了别人。”玉娟嗫嚅着。
“你有什么想法？”司芬仍问。
“我不愿去，但想想我爹……另外……”
“去了你这一辈子……”司芬问。
“……”玉娟什么也说不出来。
“什么鸡巴书记，这不是仗势抢人吗？”白满天骂开了。
……第二天一早，整董的人到了，男男女女四五个。司芬一看，都像曼坡的乡亲一样，似乎因为来接新娘穿得更鲜亮一些。其中一个傣族老波涛（傣语，老大爹）还不时吹响手中的葫芦丝。
知青们聚到芒果树下。
玉娟穿着一身粉红色的筒裙，面无表情，走下竹楼，走到司芬跟前，声音很低：“司芬姐，我忘不了你们……”
如果玉娟大哭一场，司芬心里会舒服一些；如果玉娟大声抗议，知青们会闹一场。但聪颖、美丽的玉娟竟然麻木地跟着人家走了。这是走向痛苦，走向人生的泥潭呀！司芬胸口透不过气来。
摩拳擦掌的知青们一个个不知所措。白满天几次要动手，被崔红真拉住了。
接人的葫芦丝吹响了，吹出的是忧愁。迎亲队伍出了寨子，沿着那条黄土路走去，不紧不慢，消失在拐弯处。
每天出工前收工后，只要有时间，司芬尽量看书，也许只有进入书的世界，才能调整自己的心绪了。可是，与在沅城自家的小阁楼读书大不一样，那时越看心越静，现在越看越烦躁。从书本里，她知道我们的社会应是美好的、平等的社会，但现实充满争斗，很残酷，很激烈，而且越演越烈，看不到尽头。面对很多具体事情，她觉得这样做不对、没必要，但假如不对、没必要，现在很多的东西就会坍塌……离不开书的司芬，不再读书了。
又一天晚饭后，也是司芬约崔红真，到了寨子外那丛凤尾竹下。沉默一阵子后司芬说：“你觉得我们到农村来有什么用？”
对于这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只要在农村待过一段时间的知青都会得出明确的结论，只不过不愿把问题说破罢了。崔红真坦诚地说了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知青插队，对国家是浪费人才，对自己是浪费生命，对曼坡的乡亲是增加负担。”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为什么这样做……现在不该做而做了的事太多了。”
又是一只萤火虫从他们眼前闪过，很快消失在黑暗中。
“不过，司芬，曼坡的傣族群众真善良，对我们真好。像我们这样的插队环境，算不错的了。”崔红真说。
“我也这样看，要没有这一点，我会觉得根本无法待下去。但对于我们的人生，它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我们总不能因为生存环境好一些，就浪费人生、浪费青春吧？”
“是，我也觉得我们的年华一天天逝去……那你觉得人生应该怎么样？”崔红真探询地说。
“我觉得应该做一些于国家于社会都有益的事，在这样的前提下实现我们的愿望。这不算苛求吧？现在这样子，于国家于社会没有好处，于自己也没好处，有什么意思。”
“没有多大意思。不过，能干活吃饭、吃饭干活就不错了。许多人没活干、没饭吃呢，或者干了很多，基本的生活条件得不到保证。”
“我还觉得……革命越深入，越应该让人精神上获得解放，而不是……”
“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有什么办法？”
“红真，我觉得你下乡后变化太大了。”
二人在交谈，司芬从来都称他为崔红真，或者不称什么，今天却去掉了姓，显得更亲切了。崔红真心里一热：“有什么变化？”
“特别超脱，超脱得什么问题都不想了、不说了。”
“不超脱又能怎么办？我们现在充其量是一只萤火虫，有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可以随意把我们掐死。”崔红真无可奈何地说。
“你过去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司芬看着繁星闪烁的夜空说，“当然，我这样说，不是想让你改变，也许这样子是适应现实的最好形式……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做不到……我感到很难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