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当——当——”，不紧不慢的钟声震荡着大山深处飘涌来的晨雾，使这些铅灰色的精灵在鱼肚白的天际下摇来晃去，摇晃出沅城新的一天。钟声是从沅城一中传出的。
小巷深处响起了“吱呀——吱呀——”的开门声，大街上响起了“笃笃”的脚步声和“得得”的马蹄声，小城的西北角间或响起“嗡嗡——”的汽车引擎声。“笃笃”的脚步声将伴着各人心底的企盼走向新的一天，“得得”的马蹄声将沿着茶马古道走向山顶、山腰或山谷的村寨，“嗡嗡——”的汽车引擎声可能向北延伸到三百多公里远的省城，也可能向南延伸到四百多公里外的边境地区。
司芬被钟声唤醒了。她下意识地从薄被里伸出右臂，“叭”地拉了一下床头的红色塑料细绳，悬吊在纸糊顶棚下的小灯泡倏地染黄了小阁楼。南墙上方糊着塑料半透明纸的小窗，不时地向外透出了一抹淡黄。这种亲切的灯光好像喷洒、扩散开来的清醒剂，使司芬顿时神清气爽，小楼充盈青春的气息。司芬白藕般的双臂使劲地向前向下伸展，把很美的上半个身子带出了浅蓝色的细花被子。
司芬小心翼翼地起身，轻轻地踩在楼板上，蹑手蹑脚凑近屋角菜碗口大小的红框圆镜，镜里印出画报上雅典女神般的脸庞和水汪汪的眼睛，接着映出了一串动作：她把胸罩解开，被束缚了一夜的两只小白兔倏然跃出，像要向前奔去。一股惬意顿时流遍全身，流成她脸上的两抹红晕。
她有点羞怯地揉揉小白兔，很快将胸罩系好，穿上外衣——上面是白色府裯衬衣，下面是浅灰色的棉布裤子，拿起昨晚带回家复习的课本，踏上木梯下楼。这当儿，她觉得下身有些濡湿，像敷了块热毛巾，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她回身打开放在床下的小木箱，拿出卫生带和草纸，褪下内裤换上，又拿了一叠草纸装进衣兜，带着备用。
司芬轻手轻脚地下楼，以至下到厨房洗漱，开门离家，也未惊动住在一楼的父母和哥哥。她走过一条不到百米却拐了几个弯的小巷，上了沅城的大街。说是大街，宽不过六七米，不用说两辆汽车，就是两辆马车相错也要挤到路牙子上。沿街多是西南小城土木结构的民居，也有少数砖木结构的，多为平房，楼房凤毛麟角。
司芬走到一个烧烤摊前，掏出四分镍币递给摊主。头发花白、很富态的老大妈停下手中的棕叶扇，会意地笑了笑，用长竹筷子夹起一个又圆又白、散发着烘烤香气的粑粑，递给司芬，用手一指炭火盆旁的小方桌。小方桌上摆着辣椒酱油，还有一把木棍破细而成的小刷子，司芬没抹调料，今天身上的那个东西来了。第一次来时妈就叮嘱她，这样的日子要少吃辣的，四年多了她一直照着做。
司芬边走边吃，自上中学起，她每天的早餐都这样。吃这种用糯米和粳米合做的粑粑很合口味，家里每月给的一元二角早餐费刚好够用。中饭和晚饭回家，与父母一起吃。
街上已经人流熙来攘往。沅城是座勤快的小城，早醒的小城。城里没有自来水，居民赶早到城西的沅河挑水，清晨大山深处流淌来的河水，比中午、晚上要干净得多。当然也可以赶早到城北去挑，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在那里修了沅河水库，从离城十多公里的上游引沅河水到这里，天旱沅河断流，水库可救县城用水之急。另外，城郊的彝族、哈尼族农民赶早将地里的瓜果、蔬菜挑进城卖，能卖个好价钱。这就形成了小城特有的赶早习惯。
米粑粑刚吃完，掏出手帕擦擦嘴、擦擦手，司芬到了沅城一中的校门口——和往日一样，简直像用秒表卡着走似的。这是她每日生活的序曲，平淡、简约却不失温馨的韵味。
校门口围了很多人，多是进校路过的学生，也有家住县城、赶往学校上课的两位老师。过去由学生会每周更换一次内容的两长溜儿黑板，“文革”开始后成了贴大字报的重地，重点揭发批判对象的大字报，不约而同地先集中在这里贴出。看大字报的学生边看边议论，几位老师却神情凝重、一言不发，“文革”开始，老师则成了运动对象，人人自危，变得沉默寡言了。
司芬想挤到前面看个究竟，人太多，挤不进去。等了一阵子，围看的人少了，才得以往前挪动，看清大字报内容。
大字报的标题是：“马湘凡是沅城一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工夫不到家的美术字每个都有菜碗口大。左右两条竖写的大标语的字也差不多大小：“誓死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大字报概括了马湘凡的五条罪状，落款是“高六七班部分革命师生”。高六七班是她所在的班，司芬像被猛地拍了一下后脊背，引得浑身猛地紧缩。
下早自习的铃声响了，大字报栏前的人走完了，司芬慢慢转身，向高六七班教室走去。沅城一中的教室，都是解放初期盖的砖木平房，东西向，共五排，高六七班在最后一排中间。教室里乱哄哄的，还空着不少位子，无人注意司芬此时才进教室。她坐下，从课桌里拿出政治课本，用手轻轻地揉揉额头，准备上课。
上课铃响了，政治老师段保兴没来，又过了一阵还没来。教室里先是窃窃私语，接着嗡嗡议论开了。
“真他妈的迫不及待，段保兴为了打倒马湘凡，连课也不来上了！”身后传来又粗又重的骂声，骂人的是张建华。
“现在一切都要为‘文化大革命’让路，上课算什么！还能用上课来压革命？”说这话的是坐在司芬左前方的苟有福，一个刀条脸、尖下巴的同学。
人高马大的张建华“噔噔”走上前，卡住苟有福的后脖，将他的脸按在课桌上：“放屁！你他妈的为了入团，尽拍段保兴的马屁！”
苟有福叫嚷着、挣扎着，头动弹不得，便用两手使劲抓扯张建华的衣服：“你、你仗势欺人……你爹倒台了，看你……你还……”张建华的父亲张辉民是沅城县委老书记，一九六四年“四清”时的主要对象，“文革”开始又被揪出，在全县大会上批斗了几次。
张建华把苟有福卡得更紧了。
教室里乱开了，有人喊叫，有人大笑，有人胡乱拍桌子打板凳，全然没了昔日肃穆、严谨的气氛，没了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的样子。
司芬脑子里都是门口的大字报，没关注教室里的情况。
看来还会乱下去，司芬起身走出教室，想到校门口仔细看大字报。司芬不想让人知道她关注那些大字报，拐了两个弯儿，从教室后面绕过去。五月的朝阳在她的身后投下一条细长而生动的影子。
在高六七班十八个女同学中，司芬身材中等偏上，皮肤白净细腻，高鼻子、小嘴巴，一双眼睛两汪秋水。有人在画报上看过维纳斯的雕塑，说司芬不笑时很像维纳斯，并将画报拿给其他同学看，这一看不要紧，“会笑的维纳斯”之说渐渐传开，但司芬不知道自己竟有这样一个美称。
往日上课钟响后一片静谧的校园，此时人来人往，阵阵喧哗声从一间间教室里传出，像争论，又像吵架。
“芬芬！”有人喊。司芬收住步子，回头一看是高六七班的团支部书记马梅，马梅急步匆匆，“段老师找你。”
“找我？”司芬有点诧异。教室里马梅的座位是空的，不知她从哪里赶来。
“他找你。”马梅说着，习惯性地用手抚摩司芬的后背。马梅和司芬是很要好的朋友，大司芬一岁，对司芬很像姐姐对妹妹。
“他找我，什么事？”
“我、我也不知道，你快去吧，他在政治教研室等你。”马梅轻轻拍了拍司芬的肩膀，转身走开了。马梅高司芬半个头，走起路身后一条大辫子老是甩来甩去的。
司芬在教室东头踱来踱去，约莫四五分钟，才不情愿地向政治教研室走去。教研室在教室东面，南北向。政治教研室的门敞开着，坐在办公桌前的段保兴在看什么材料。
司芬走到门口，用手在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段老师，你找我？”
“噢，司芬呀，坐坐坐。”段保兴抬了抬头，犁铧脸上布满严肃，显小的眼睛又回到材料上。
“文革”开始后，沅城一中教师挨整的没挨整的，大都搞得提心吊胆、灰头土脸的。段保兴则不然，春风得意、笑逐颜开，组织学生写其他老师的大字报，颐指气使地批评别人态度不端正。师生中在传说，工作组向他交过底，把他作为主要依靠对象。
司芬坐到段保兴对面的椅子上，没吱声。
段保兴右手摸捏住瓷杯的把，端到嘴边呷了一口，又看了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司芬呀，最近有些什么活思想？”
“活思想……”司芬不知如何回答。
段保兴放下手中的材料：“沅城一中的‘文化大革命’进入关键性阶段，也是最考验人的阶段。看今天的大字报了吗？”
“今天的大字报……”司芬脑子转了个弯儿，“还没看。”
“要及时看，要及时看，把握住运动进展情况。”
“我以为还要上课，一到学校就进教室了。”
段保兴愣了一下，从话里好像嗅出点什么。但他不在意，站起来踱了两圈又坐下：“我教你两年政治了，你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但还缺乏斗争经验。我找你来，就是想提个醒儿，要经受住运动的考验啊！”
司芬总觉得段保兴踱圈讲话的程式有点做作，但此时她显得全神贯注。
“司芬呀，我上大学时有个同学……”段保兴的这个大学同学五七年反右时同情一位右派老师，结果自己被定为“中右”，后来吃安眠药自杀了。这件事段保兴讲过多次。
“我找你来，还想说说你的入团问题。无论家庭出身还是本人表现，你入团问题都不大，但你靠拢组织不够，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尤其要通过运动来弥补。”段保兴习惯性地眨巴了几下眼睛，目光又回到手中的材料上。
“谢谢段老师，我一定注意。”司芬回答，“如果没什么，我就走了。”
司芬又到了校门口，大字报栏前已空无一人。司芬的思绪集中不起来，眼看着大字报，脑子老想到其他事。
在高六七班十二名团员的名册上，没有司芬的名字。团组织是党的预备队，参加了党的预备队，高考政审自然能顺利通过。学生如果政审通不过，高考再好也白搭，而高考结果将决定今后的人生。对于这些关系，学生们谁都清楚。
刚进高中时，司芬写过入团申请书。马梅代表团支部找她谈话，沅城一中的团总支副书记、政治老师段保兴也找她谈过话。管着十几个团支部的校团总支副书记亲自谈话，那是很少见的。这些谈话都具有保密性，不知后来怎么传开的。
团总支副书记都出面谈话了，司芬的一只脚跨进组织的门槛了。再批不准，甭说别的，就是副书记自己的面子也没处搁呀？同学中议论纷纷。但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一年半过去了，司芬的入团问题仍没有什么进展。而司芬不紧不慢、不愠不火。
有人说：“司芬个性太强，不会顺杆儿爬……”
有人说：“入团是人生大事，司芬有点傻……”
……司芬想把自己的思绪拉到大字报上，可是越看心里越憋得慌。
吃过晚饭，父亲和哥哥先后出门，忙他们的去了。父亲在县五金厂当工人，哥哥在县食品厂烧锅炉，月工资都是二十多元，每天干完厂里的活，总要找点其他活干，像帮人家修房呀，到公路养护段碎石头呀，多点收入添补家里生活。母亲没工作，包揽了家务。司芬洗涮完碗筷，把堂屋、门口打扫干净，沿着小木梯，上了自己的小阁楼。
司芬的家原是平房，进门为堂屋，左面做厨房，后面中间隔开成两间卧室。小时候，父母在屋里加了个小床，让她挤住在一屋，哥哥司奎住另一屋。司奎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多次提出把屋子让给司芬，自己到食品厂和看门师傅挤住一起，司芬说啥也不肯。司奎干小工挣钱买来木料，又请了几个朋友帮忙，在卧室上面给司芬架起一间小阁楼。
平房有四米多高，加间小阁楼也还过得去。小阁楼大小也就六七平方米，用薄薄的松木板拼搭起来的，没用钉子固定，稍不注意踢动了木板会出现板缝；若不踢动，还算严丝合缝，隔成一个空中小世界。司芬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小天地，可以学习、休息，可以安静地思考问题，尤其可以阻隔自己厌烦的尘世喧嚣。
小阁楼上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到，司芬躺在小床上，双手反托着后脑。要在往常，她会将当天所学的功课在脑子里梳理一遍，哪些掌握好了，哪些没掌握好，晚自习时再固强补弱。今天没上课，她就想自己的心事了。
司芬生在沅城，长在沅城。上小学前，不识字的母亲经常给她讲故事，像嫦娥奔月呀，狼和小羊呀。司芬总把眼睛瞪得圆圆的，听得入神，有时也会提出一些问题，月宫里的嫦娥吃什么呀，狼要吃小羊小羊为什么不赶快跑呀。听完后，她就能讲给别的小孩听。邻居有位老师的女儿比司芬大一岁，高半头，老师教女儿认字，坐在一边的司芬照样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往往老师的女儿没记住她就记住了。老师多次对司芬的母亲说，你这女儿心很静呀，以后学习肯定好。果不其然，司芬上学后学习一直很好。
司芬懂事早，知道自己家庭生活困难，从不要这要那。母亲没钱给女儿买好衣料，但总能把女儿的衣服裁剪得很合体。司芬穿着母亲做的衣服，哪怕粗布的也显得别致，引得邻居纷纷照着给孩子做。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司芬逐渐知道沅城之外的世界无边无垠，知道人生的路漫长遥远，决心通过奋发努力考上大学，毕业后挣钱添补家用。如果分到外地工作，她就将年迈的父母接去，赡养他们。这是司芬心中生长出的一棵幼芽。
进入高中，特别是进入高二后，周围环境的变化与司芬寻求安静的心境反差越来越大。沅城一中本来有位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四清”中被查出是“假党员”，没来得及组织处理就开始“文革”了，只好挂起来。沅城一中的教导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总支书记，也被说家庭出身不是中农而是富农，本人解放前已年满十八岁，到底算不算富农分子还需要进一步落实，这一“落实”也就靠边站了。党支部瘫痪了，团总支副书记段保兴成了团支部的实际负责人。段保兴在学生中大搞“突出政治”，哪个同学着装艳丽一点就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思想，哪个同学家庭有点什么问题就被警告要划清界限。
司芬家庭没有什么问题，不赞同段保兴搞的那一套。她总认为，老师就是好好教书，学生就是好好读书。同学老师嘛，不管家庭出身怎么样，应该是平等的。不是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她没有公开讲过自己的观点，也没有违心地做出某种迎合的表现，只想闹中求静，好好读书。
司芬知道，对于段保兴的这一套，语文老师马湘凡心里是不赞成的。马湘凡多次讲，同学们热爱党、热爱祖国，就要体现在好好学习上。司芬与马湘凡并没交谈过这些问题，但都知道对方的想法。司芬觉得，有马湘凡这样的老师坚持着该坚持的东西，沅城一中才能保持着一个学校的样子，也才使她得到所渴盼的一份宁静。
司芬喜爱语文，向马湘凡请教过。马湘凡告诉她，阅读能力、写作能力是语文能力的集中体现，考大学，每次作文分都占语文的三分之一左右，毕业后走向社会，无论做什么工作都用得上写作。马湘凡建议司芬除完成语文课布置的作文，每天坚持写日记，每周写一篇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