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王朝,这两个王朝在制度上基本是一致的。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了传续一千多年的宰相体制,而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政务的处理,直接统辖行政部门。虽然明朝有内阁、清朝有军机处,但从制度上来说,它们都是皇帝临时性的秘书班子,是宰相制度不完全的补偿。只有走到这个地步,中国的帝制才真正具有了专制的意味。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自秦汉以来已经不是封建制度了,而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专制实际上只适用于明和清。
但是,明与清又有相当的不同。元代留给明朝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则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居多,庞大的行省,不合时宜的分封制,类似探马赤军的卫所制度,这些已经很成问题了,但还算不上最严重。更恶劣的影响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明朝初年不仅学术衰落、精英凋零,而且整个社会文化氛围非常恶劣。
元朝的官场文化,是奴才和主子的文化。跟宋朝官员只拜皇帝不拜上级不同,元朝下一级官员要向上一级官员磕头礼拜,因为在草原上下级就是上级的奴才,所以到了中原,也照搬不误。所以,皇帝当众折辱大臣,上级当众鞭笞下级,大家都不以为怪。这样一来,政治行为上面原来的道德面纱也就没有了,儒家文化讲究的那种道德耻辱感也没有了,耻感文化大幅度衰亡,官场上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已动机。显然,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明代。
明代的政治,有许多不可理喻之处,完全不按常规出牌。比如,朱元璋没来由的屡兴大狱,几乎杀光了所有旧臣,杀人之多,朝政几乎难以为继。朱棣夺了侄子的江山,对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儒,杀掉当然亦无不可,但将之剥皮下油锅,并夷其十族,则完全没有道理(在过去的时代,碰到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在杀掉前朝的不降之臣后,将之厚葬,并表彰其效忠的行为,因为这是做给他们自己的臣子看的)。明武宗朱厚照,不乐意做皇帝却愿意做将军,非要给自己加上个“总兵”头衔。还有那个著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居然能够几十年不理朝政,几乎让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许多传统皇朝的处事忌讳,朱家人都犯了,作为王者的基本道德可以被蔑视(不负责任),王朝应该推行的基本准则也可以不顾(侮辱、惩罚忠臣和对勋旧的不义)。他们所要的完全是没有道理的绝对服从,朱元璋甚至连“亚圣”孟子都不能容忍,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示了长久的敌意。历代汉人的王朝,只有明朝能够公开折辱士大夫,锦衣卫的廷杖,当场打死了多少不屈的士大夫,也打掉了士大夫的脸面。元朝奴视士大夫的传统,还是被后来的明朝皇帝继承了下来。
不过,被元朝统治的经历,实在是过于惨痛,对于汉族士大夫们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对这个实际上不很争气的王朝过于容忍,士大夫表现了太多的主动性,只要皇帝还能有点能耐或者有点人性,就会出现升平的景象。只是到了末世,接连几代皇帝几十年的胡闹,才导致最后的崩盘。崇祯帝虽然不算是昏君,但到了他的手里,内忧外患已深入骨髓,大厦既倒,独木难支。纵然唐太宗再世,恐怕也难以回天了。
皇帝的奴视和士大夫对皇朝的珍视,造成了明代的士大夫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一方面,任何朝代也没有明朝的士大夫那么厚颜无耻,竟然堕落到竞相给宦官当干儿干孙的地步;另一方面,明朝士大夫对气节的讲求,对诤谏的看重,也是空前绝后的。晚明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特别鲜明地反映出士大夫的分裂。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作为关外的游猎民族,满族没有当年的蒙古人那么强的军事力量;作为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的同族,他们也没有继承先人的文化。从前的女真大小字已经不存在了,后来的满文,是他们再度崛起之后从藏文和蒙文那里学来的。但是,满族的统治精英,有着高明的政治策略。他们成功地与和自己接壤的蒙古人结盟,从而壮大了自己。他们还有着他们的先人所没有的学习精神,认真地学习汉人的文化。在统治中国几十年之后,以皇帝为首的满族精英已经悉数汉化,“化”得跟汉人不分彼此。满人皇帝跟过去的汉人皇帝的诗文相伯仲,满人士大夫与其时的汉人士大夫可以诗酒唱和,个别佼佼者比汉人做的还好(比如纳兰性德)。
满人给中国带来了广阔的疆域,也算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王朝。虽然在入关之初,他们也实行过一段金人和元人都干过的“圈地”,但时间不长就停止了,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灾难。所以,虽然有着民族的压迫,但一般老百姓却感受不深,因为这个王朝政府的赋税是很轻的。况且,亲民之官基本见不到满人,老百姓即使有怨言,也怨不到满人头上。跟金、元王朝不一样,作为统治民族的满人,在平时跟汉人是隔绝的,即使驻防在各地监视汉人的八旗兵,也都住在专门的满城里,没有特别的事情不会出来。汉人的士大夫虽然在做官机会上比不上满人,但也算得到了相当的礼敬。除了剃发之外,汉人的文化习俗都得到了尊重,连汉人妇女的小脚都依然照旧。满人对汉人雅俗文化的喜好,不仅让满人得到了满足,也让汉人感到了某种欣慰。比起明朝的朱家子孙,满人的皇帝似乎个个都励精图治,至少人家都肯负责任,想把王朝维持得好一点。
不过,清朝也有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文化上,精通汉人典籍的满人皇帝,显然对儒家学说的政治功能看得过于重了,以至于完全忽视了汉人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强调文化上的一种声音。清朝对于朱熹之学比前代更为看重。朱熹对《四书》的注释,成为了不可怀疑的圣典。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狱还只是阿Q式的胡闹,但清朝的文字狱则是地道的诛心之举。文字狱扼杀了原本旺盛的在野言说,也使得做了官的士大夫的学术生涯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全副精神只好放在对经典的考据上。清朝修书的盛典固然让前人自愧弗如,但《四库全书》修成之后许多书也变了模样,许多有“政治问题”的言语都被删掉和篡改。另外,清朝的皇帝,对于皇帝地位和权力看得非常之重,当然,这种统治思维多少也跟明朝皇帝有点关系。尽管明清双方是敌手,但在政治和制度上,明朝毕竟是“老师”,满人在打击和蚕食大明江山的同时,不知不觉也吸收了对方的观念,既继承了朱熹的理学作为标准的意识形态,也继承了皇权独尊的意识。皇权既然独尊,那么汉人士大夫那种“修齐治平”的理想就得收起大半,再别幻想着做帝王师、致君王为尧舜。所有的臣子,都是为君主办事的,清朝的皇帝评价大臣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办事,哪怕臣子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好的表彰也就是“能办事”。所谓的“办事”,就是把臣子的作为,限制在技术层面上。在清朝,有圣君和明主,但却不许有贤臣。清朝的满臣自称“奴才”,一度汉臣也跟着学,但皇帝不让,意思汉人还够不上家奴的资格,只能做家奴之外的办事人员,其实也是奴才,比家奴还要低一等的奴才。
更为重要的是,满人在制度上虽然学得还比较彻底,也比较像模像样,但满汉畛域却依然分明,满人不仅占据了要津,而且在所有的衙门都是掌印的,整个政治格局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对汉人的防范和猜疑,贯穿于王朝始终。只是比起金、元来,满人做得比较隐蔽,不那么张扬,尽可能地给汉人士大夫一点脸面,至少在官面上维持满汉一视同仁的表象。
绝对王权(上)——明朝
钱穆先生认为,明朝的政治是传统复归以后恶化的政治,恶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废除宰相,二是摧折士大夫,因而导致了君权的绝对化,使得明朝政治走向了歧途。(参见钱穆:《国史大纲》,665~669页。)这种说法显然很富洞见。明代的制度不是一个高明的制度,其关键在于它违背了自秦以来这种官僚帝制的客观规律。这种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官僚体系和皇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宰相制是这种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废除宰相之后,势必要寻求某种制度补偿性替代,但替代物毕竟不能起到原来宰相制的作用,所以制度的惰性暴露得特别充分。另一方面,如果士大夫积极性受阻,官僚制的有效性依然难以发挥。如果所有官员只是皇帝的雇员甚至奴才,制度的弹性就变成了制度的弊病,无法弥补其缺疏部分。好在经过元朝残酷的统治,士大夫格外珍惜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朝,所以,尽管朝廷摧折,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尽量效忠尽力,使其免于崩溃。孟森先生曾经感到很是诧异,为什么像明武宗这样空前绝后的昏君,居然能够内平大乱,外御强敌,保持王朝不倒?他将之归结为明初几帝遗泽,士气未衰之故,显然不确。(参见盂森:《明史讲义》,198页。)其实是士大夫自己不乐意让士气衰下去,不想让这个汉人自己的王朝衰下去,是硬撑的结果。
明朝的失策,还有两点颇为要紧。一是宗藩制度。凡明室后裔,无论亲疏俱高爵厚币以养之,不令到社会上谋生。初时尚可支持,后来人口不断增加,遂至负担不起,造成国库常年空虚。二是因朱棣篡位,派郑和下西洋追索建文帝,索之不得遂下令禁海,以至于严重损害了沿海的商业贸易。在西方开辟新航线进入全球贸易的时代,中国自己退出贸易圈,不仅影响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且使沿海渔夫和商人失业,不得不将自己本来合法的营生,转为非法,与海盗合流,部分人竟然勾结日本浪人,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倭寇之乱。这不仅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家丧失了相当部分的商业税收,而且还影响到国家腹地的稳定,使朝廷在与辽东崛起的满人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外患最终严重到威胁东北边疆的时候,一方面政府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宗室负担却逐年增加。明朝政府居然没有起码的财力可以应付边患,只好大幅度提高农民赋税,最终激起民变。民变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安内和攘外捉襟见肘,外患和内忧一起袭来,明朝的寿数也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