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节说过，蒙古人在草原的时候，实行的是领主分封制，不过，这种游牧民族的分封制，跟西周的分封有所不同。西周分封制的内核是宗法制，而且贵族有相应的文化修养，配套相应的礼仪制度。蒙古的分封不仅没有西周分封制的文化色彩，反而带有特别强烈的军事意味。每个领主存在的意义主要是为大汗提供兵员。这种制度随着蒙古的征服，推及欧亚大陆，原来的金、宋之地当然也不例外。只是由于这些地区原本存在着更为先进和合理的制度文化，这种制度文化更适合于当地管理和赋税征收，而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出于实际利益需要，也不得不对这种文化有所妥协，结果是形成了分封与州县两套制度并存的局面。
蒙古人从灭金到灭宋统一华夏的期间，统治者不断进行分封，几乎所有华夏的土地上，都存在蒙古的领主。分封的对象一般是大汗或者皇帝的宗亲、蒙古贵族、功臣以及皇后、公主以及驸马。由于元朝的皇帝必须经过贵族大会的推举和拥立，所以，尽管分封制对于中央集权有诸多不利，但由于蒙古贵族的坚持，分封却只能进行下去。
关于“投下”一词的来源，现在学界还有争论。有的认为来源于契丹人的“投下军州”，即契丹人的贵族领地，有的认为就是汉语词汇，“投下”即为“头下”，头领名下。还有的认为投下是蒙古人“爱马”即份地的意思。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几种说法里，“投下”实际上都含有分封和食邑的意思。
投下分封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一个个大小封建领主的存在。投下主对于封地，具有绝对权力。虽然在法律上，投下的封户还是国家的编户齐民，投下主对于他们只有经济上的权利，而封户对于国家依然负有义务，但实际上，各个投下主都把自己的封户看成属于自己的农奴。他们不仅在各方面严加控制，而且经常索取超过规定的赋税，强加给封户各种劳役，封户的诉讼也由领主包管。对于那些整个州县都在一个投下主名下的地方，自然地方全部事务都由投下主包办，地方官自然成了投下主的办事人员。而那些份地没有包下整个州县的地方，达鲁花赤例由投下主派遣，所以，地方官根本不敢过问投下主的事情，一任他们主宰所有跟他们有关的事务，地方官府等于是他的附庸。而那些只有封户没有封地的州县，投下主仍然可以在封户所在的州县派驻管理人员，设立机构，形成国中之国。
每个投下主，不仅有大量封户，还拥有在战争期间掠夺的奴隶。从经济形态上讲，投下主的“王国”属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复合体。在元朝存续期间，这种制度一直处于扩张的状态，几乎所有投下主都在自发地扩展自己的势力，采用各种办法招集和掠夺人口，作为自己的封户和奴隶，也有的汉人农户，为了求得某一投下主的庇护，自愿投奔到他的门下。有的时候，来自国家的赋役负担过于沉重，老百姓比较起来，做某些投下主的封户可能日子还好过一点。投下主扩展的动力在于：第一，皇帝的产生不是依赖汉制的继承制度，而必须靠贵族的推举拥戴，所以，皇帝不敢对投下主有严厉的约束。第二，蒙古人有分割家产的习惯，诸子都可以得到父亲的财产，而以幼子占最大的一份。上一代的财产分割以后，下一代的投下主封地与封户都减少了，必须有所补充。第三，原来处在苦寒草原的蒙古人，一旦到了繁华的汉地，生活腐化得特别快，人也变得格外贪婪，所以往往具有挡不住地扩充财产的倾向。投下的扩张，势必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在投下主与中央政府争夺中，中央政府总是失败的一方。户口与土地日益短缺的中央政府，只好加大对还能控制的人口的搜刮，结果造成更多的人口投向投下主。如此恶性循环，使得元朝的中央政府实力很快下降，统治几十年就陷入了国内农民起义和军阀割据的战乱之中，不到百年就被逐出了中原。统治的短命，与开国时无往而不胜的威势形成强烈而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