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朝开始，官办学校就跟选举制度息息相关，东汉已经到了非太学生、不通经者不能进入察举系统的地步。隋唐也是如此，科举考试考什么，重视什么，学校就学什么。官僚作为那个时代最荣耀、也最容易获利的职业，不可避免地吸引了所有求学者的注意力，而学校制度势必难以跟选举制度脱离关系。显然，有志于恢复文官传统与精神的宋朝，将两者的关系结合得更加紧密了。
1．科举制度
宋朝建国，很快就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作为重建文官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宋朝统治者对于科举之重视，超过了前人。宋朝皇帝不仅开殿试，亲自主持考试，而且还亲自写诗，鼓励士子读书参加考试。
宋代科举开始的时候，跟唐朝几乎一样，科目也类似。但很快进士科就压倒一切，后来的科举，几乎就是进士科的代名词。进士考试分成三个阶梯，第一为州试，州试及格，送往礼部省试。省试合格，则参加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不淘汰，但分出名次。
进士考试开始每年一次，后来改为每三年一次。州试又称乡试、乡贡，由州一级正印官主持，每个科场年的秋天（农历八月十五）开始，连考三天。合格者由官府第二年春天送往京师，参加礼部省试。省试由朝廷特点的知贡举主持，省试完毕，随即举行殿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定出考生名次，旋即可以选为官吏。宋朝不像唐朝那样还要再到吏部考一次。殿试的来历，说来有点传奇。那是宋太祖开宝六年，知贡举营私舞弊，举子大哗，告上朝廷，于是宋太祖亲自在讲武殿出题重考，从此后形成惯例。显然，这种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对于增加考生的荣耀感和对皇帝的依附性，有着意想不到的作用。从此以后，进士被称为“天子门生”，皇帝不仅是官僚们的“君”，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师”，君臣之间的联系程度无形中得到了增强。
据说刚实行殿试的时候，有两位举子相差无几，都争当状元。宋太祖自己也没有主意，不知选谁为好，于是叫他们在殿前相互搏斗，胜者为状元。两人中，有一位秃顶，在搏斗中被对方将幞头扑落，于是被判落败。此种考试，当是赵匡胤武夫余风尚存的结果。（《宋人轶事汇编》卷5）
殿试考试，将考生分为五甲，一、二甲赐进士及第；三甲赐进士出身；四、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前六名为一甲，其中前三名最为荣耀，依次被人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一出道就被授予知州、通判等级的官；四到六名给州头等属员等级的职务；二甲授初等职官；三甲授试衔知县；四甲授试衔主簿或县尉；五甲授判司簿尉。省试第一名被称为“省元”，也有优待，如果殿试万一名次不理想，可以“升甲”，即以下一个等级的名次，享受上个等级的待遇。殿试以后，马上会举行一个仪式，举子脱掉平民的白衣，换上官服，接着皇帝举行宴会招待中试的举子。宴会设在琼林苑，因此又称“琼林宴”。总之，考试附带隆重的仪式，尽可能地增加科第中人的荣誉感。
乡试合格的贡举到京后，皇帝例要接见。几千没有做过官的举人，不懂朝仪，有司无法约束，即使预先设围栏，举子们还是乱成一团，不成体统，甚至还有相互抱举以便看清楚皇帝模样的。后来改为只有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才可以被接见，但是仍有数百名之多，秩序还是乱，排不成列。朝臣嘲笑说，有三种东西殿中排班无法整齐，一是举人，二是蕃人，三是骆驼。（沈括：《梦溪笔谈》卷9）
宋朝是个取士最宽的朝代。唐朝虽然每年一试，但每次录取不过一二十人，宋朝每次录取总有二三百人之多，要比唐朝多十倍有余。宋朝每次考试，总是倾向于多取。宋太宗端拱元年，录取人数最少，共取进士28人，诸科100人。发榜后，考生意见很大，结果皇帝下令复试，又取了700多人。宋真宗咸平三年，是一个取士的大丰收年。那年正好是公元1000年，按西方的说法，属于两个千年之交，赵家皇帝一口气取了进士409个，其他杂科430个，又加上所谓的“特奏名”900余个，加起来近1800个。总的来说，宋朝治国的思路是，尽可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将他们收拢到政府中来，用不用且两说，首先是养起来。政府希望用考试拴住知识分子的身和心，考试及格的几率越大，考上的待遇越好，仕途越稳定，人们参加考试的积极性就越高。而且，宋朝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凡是参加过十五次考试而不中的，可以特许参加一种叫做“特奏名”的考试。凡是参加这个考试的耄耋老者，几乎没有不中的，因为考试基本上就是走过场。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元丰年间，有位70多岁的老儒，在考卷上只写了一句话：“臣老矣，不能为文也，伏愿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结果也被录取了。（朱或：《萍洲可谈》卷1）
宋代的统治者知道，历朝历代，士大夫都是社会的精英，各种形式的造反与反叛，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就成不了气候。只要拉住了士大夫阶层，就稳住了社会，稳住了国家，至少来自国家内部的反叛就不再可怕。显然，对于这一点，他们是成功的。宋朝统治对于农民来说，虽然比起前朝不知贪酷多少倍，但来自农民的反抗，却始终没有形成像汉代的黄巾起义和唐代的黄巢起义那样达到足以毁掉王朝的规模和气候。
进士考试的内容，在宋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上台，锐志变法。他一直对进士以诗赋取士不满，认为这样会助长浮华的学风，引导士人不务实际，于是将诗赋改为“经义”，即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这种经义考试，是一种围绕着儒家思想进行自我阐发的文章，等于是让考生现场作文。作文的主旨和内容，逐渐在官方肯定和流行的经典注释中定型，文体也逐渐程式化，最后直至演变成明清时代的八股文。从后果看，以经义取士的效果比诗赋还差，学风固然不浮华了，但却走向僵化因循。
其实，考试内容变化的动力，不尽是王安石等人对以诗赋取士的不满，而跟当时的士林与官场风气有关。经过五代十国军阀的暴政，士大夫道德水准大幅度下降。科举的牟利性大大增加，为国家取士的份额逐渐缩小，考官与考生两个方面舞弊的可能性都大幅度增加。考生作弊不再像从前那样不齿于士类，因而手段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令人防不胜防。同样，考官以及考官背后的达官贵人，利用考试舞弊的可能性也比唐朝大了不知多少倍。宋太祖开科不久，就出现了主考舞弊事件，害得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举行补考（当然，此事因祸得福，这是后话）。南渡后，权臣秦桧居然能公然舞弊，让自己的孙子当上状元。为防止科场的种种弊端，许多前所未有的制度规定被制定出来。比如考官的亲属回避，出题人事先隔离，考试期间考场封闭，巡查监考，考卷的密封，为防止辨认笔迹而集中誊录（专门设置誊录院）等等。几乎后世能采取的措施，当时都采取了，但这依然刹不住作弊之风。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以诗赋取士，由于士林整体风气变坏，已经不可能像唐朝那样，靠“行卷”来综合考察考生的才华。单凭卷上的一首诗，很难反映出考生的综合水平，而且，对诗的看法，见仁见智，主观随意性很大，没有比较客观的尺度。所以，为了使考试更加公正，最大限度防止作弊，考试内容势必向程式化和标准化方向发展，更多地考虑考生的文字技巧，因此而走向思想贫乏、形式繁复，也多少有它的不得已之处。
2．学校制度
宋代学校制度在宋初的时候，基本上模仿唐朝，学校跟科举的联系，只体现在为考试提供考生上。中央只设一所国子监（学），每次科考时，国子监可以与各州一道，举行初级考试，中试者送往礼部参加省试。而地方上的州、县基本上没有什么学校。
后来，中央政府又办了太学和四门学两所学校。太学逐渐一枝独秀，成为中央政府所办的国立学校的代称。各地也开始兴办官学，设置了专门的学官。但是这时，各种学校的学生依然只是科举的后备军。
王安石变法，对学校制度进行改革，太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王安石推行“太学三舍考选法”，简称“三舍法”，使科举考试与太学融合到了一起。当时，太学实行三舍制，外舍、内舍和上舍。初入学的在外舍，然后，依次根据年头和考试成绩升级，进入内舍和上舍。王安石将内舍和上舍名额固定，而外舍不限，上舍定员100人，内舍定员200人（后扩为300）。凡是上舍生，就等于进入了科举的程序，上等的直接等于进士及第，与三鼎甲同等待遇（每次只一二人而已），中等的可以直接参加殿试，下等的可以参加省试。
但是，外舍生升内舍，内舍升上舍则非常难。外舍和内舍生，每月要小考，每季度中考。这些考试由于是由学官自己出题考试，又被称为“私试”。如果私试三次不合格，内舍生降舍（级），外舍生除名。每年朝廷还要另派官员来对学生大考一次，被称为“公试”。内舍生比起外舍生有点优待，私试和公试只参加一种即可。外舍生私试累计优秀，公试合格，就可以升舍，变成内舍生。每两年朝廷特别举行一次上舍试，内舍生可以参加这个考试升为上舍生。内舍生平时成绩为优，上舍试也为优者，列为上舍上等；平时和上舍试为一优一平者，则列为上舍中等；平时与上舍试为一优一否者，列为上舍下等（所有的考试成绩，均判为优、平、否三等）。
这种学校体制，虽然后来有所变化，但基本趋势却确定下来。这种制度等于是赋予学校部分的取士权，至少是给太学生们更多的取中机会，因为除了学校的考试外，太学生还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参加正常的科举考试。唐朝的学校，虽然说学的内容就是考的东西，已经跟科举联系在了一起，但学校毕竟还在选举之外。可是宋代的改革，却事实上将太学变成了科举的一个层次，学校彻底变成了选官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制度，演变到明清，就变成了所有官学学生，事实上都成为科举台阶上的第一个等级，进学就中了秀才，等于是科举第一个台阶上的人了，学校和选举彻底融合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