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的政治制度,其官僚体系的基本架构,基本上跟晚唐没有什么区别,但文官的权力却大大缩水。朝廷庞大的文官队伍,实际上只是藩镇政府里为数不多的文官的“放大版”。藩镇的文官主要是书记和判官,前者掌文翰,同时也给军阀们出谋划策,类似于军师。所以,任过书记的文人地位很高,人朝以后就可以成为宰相了。而判官则负责民政和财政事务,实际上是税收事务的核计总管。前者的地位,类似于战争时期的谋略家,这固然是文人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已经不是“大道”。而后者做的事情,基本上是太平年景小吏之所为,更是与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大道背离过远。在这里,传统道德教化这一士大夫治理天下的基本举措不见了,儒学的养成没有了。士大夫成了武夫战时出主意的谋士,平时征集粮饷的刀笔吏。
唐朝覆灭以后,藩镇的文官逻辑原封不动地进入了五代。由于原有的朝廷文官被朱温屠杀殆尽,余下的文人,整体素质下降。文官只是在这两个意义上发挥着作用,一是为军人出谋划策,二是为军人筹集粮饷。从表面上看,五代时的文官似乎权力要比晚唐大得多,因为这时,晚唐的宦官集团随着唐朝的覆灭而灭亡,新起的军阀比起文人来,更看不起阉人,而且对晚唐宦官之祸也记忆犹新,所以,老的宦官被杀得差不多了,新宦官的兵权没有了,地位甚低。原来宦官的“专利”枢密使一职,也由土人担任,因此原来北司(宦官)与南司(宰相)的矛盾彻底消失了。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官,地位却比晚唐还要低得多,因为文官从根本上是被人看不起的。无论是宰相还是枢密使,最多不过是皇帝的幕僚,更多的时候,连幕僚都谈不上。后汉时,皇帝亲卫军首领史弘肇当着宰相们的面,公开羞辱文官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用毛锥(毛笔)干什么?主管财赋的三司使王章答道,若无毛锥,财赋从哪里来?(《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在某些武夫眼里,文官的作用,就是给他们征粮征税的时候算账,而那些特别受宠也特别蛮横的武夫,则干脆连这一点也不认账。
朱温控制朝廷之后,一次诛杀朝士三十余人。其屡试不第的谋士李振说,此辈一向自称清流,应该将他们投到黄河里,变成浊流。于是这些人就被扔到了黄河里。一次朱温与众幕僚坐于大柳树之下,朱突然说,这个树的木头可以做车毂。于是很多人一起应道:的确适宜做车毂。朱温马上变了脸,厉声喝道:怪不得人说书生之辈喜欢顺口玩人,原来你们就是这样的,车毂必须用夹榆木,怎么可用柳木!将左右凡是应声的数十人统统扑杀。
五代时期,作为文官的书记、判官和副使,命运往往十分悲惨。郑准为荆南镇书记,与镇将因言语不和而去职,被镇将派人杀掉。高行周为邺城节度使,副使张鹏与之一言不和,即为所杀。而高行硅的副使,不仅因多嘴(提意见)被杀,连自己的儿子也被株连。房知温为节度使,居然经常纵容自己的部下折辱文官。后晋张彦泽为彰义镇节度使,书记张式偶尔提了点意见,居然惹得他大怒,张弓射之,张式逃脱,张彦泽随即派人追杀,连皇帝都保不住张式,只能乖乖地交出张式任武人宰割,结果张式被张彦泽挖心决口,脔割而死。
可以说,连藩镇时文官做军师的功能到了这个时候也大大减退,武夫们根本不在乎文人给他们出的主意。这一时期的战争,几乎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打得最拙的仗,就是硬碰硬的厮杀,谁的兵多、兵猛,谁能打谁赢。再就是战场上军人的倒戈,倒戈多的就打不过倒戈少的。五代时期的战争也是最野蛮的战争,攻城略地的军阀们,粮食没有了,往往拿老百姓的口粮当军粮吃。守城的吃掉城里的人口,撤退时也带着老百姓走,随走随吃。
在这个时期,上流社会已经彻底变质。长期战乱的结果,只有那些社会边缘人士、军棍、流氓、私盐贩子人等才最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这一时期从皇帝到武将,大多是此辈在做。原来下层甚至黑社会的人物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原来上流社会的规矩和风习则被严重冲击。而这些规矩和风习,恰是官僚们政治运作所不可或缺的文化氛围,跟制度运作的规矩密切相关。一方面,这一时期皇帝和武将们根本没把官僚当回事。从前地位崇高、非进士高第的人不能染指的位置,居然可以随便予人,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喜欢唱戏,结果戏子不仅可以参与机密,而且可以封官拜爵、做州刺史,从前朝廷视为重宝的名器,如今被这些武夫们视之如敝屣。不仅如此,那些武夫们,对文官动辄呼来喝去,士大夫的脸面已经随着粗人们的叫骂声,斯文扫地了。另一方面,五代没有恢复科举,选官杂乱无章,升迁也杂乱无序,当官不是走伶人的门路,就是凭武人一时的好恶,使得文官体系的秩序彻底紊乱,文官也就不像文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