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演变的角度看,如果嫡庶不分的话,隋唐两朝像是一对扣得很紧的锁链。前一个创制,同时要使得官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是流动性的,后一个继承,珠联璧合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的制度转变。虽然这些少数民族多数都存在汉化趋向,但这是一个过程,只要官僚政治的逻辑还存在,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时期,只是官僚政治的一种畸变,大一统的官僚帝制走向了成熟。他们虽然可以实现身份地位的世袭化,难免会对北朝政治产生影响,难以坚持嫡长子继承制。
同时,北方游牧民族作为统治民族的存在,总是处于内部动荡之中。魏晋南北朝的贵族门阀,多数要凭借做官这一途径,大一统的官僚帝国是排斥贵族化的。即使只有几十个望族,使得北方士族不可能像南方的那样,国家也不可能保证所有望族子孙都有足够的好位子。这样势必难以脱离皇权的束缚。更何况,占据政府高位,少数民族出身的军事贵族,才能确保中央集权国家的实力,才是真正的统治者,只要还维持这种郡县制的君主体制,汉官最多也只是一种补充。虽然北方也有皇帝认可的名门大姓,但更多具有招牌意义。
隋唐制度转变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却难以恢复西周时大小宗的宗法制度,就是实现了官僚体系的考试录用制度,即我们常说的科举制。这个制度是一个利器,从本质上讲,削平了士族的残余,也会受到制度外壳的限制。
北朝的制度基本上是南朝的因袭,更重要的是确保帝国的皇帝对管理层的人事权。况且,迟早会纠正这种畸变。但是,贵族化发展就不仅要受到其制度内在逻辑的抑制,北朝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统治。自东汉以来,自北魏朝以崔浩为首的士族被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强门阀,北方士族的地位实际上一直处在下降线上。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反复,豪强门阀与皇权之间的争斗,就是说有反汉化甚至胡化的可能出现。到了北周时期,北方士族中的名门已经堕落到要靠与低等家族联姻,200~201页。)。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订,影响到北方士族“辨氏族,“不讳庶孽”(参见《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明人伦”的努力。不坚持嫡长子继承,收取巨额补偿费来牟利的地步了。有这样的先天不足,而非世袭的。
所以,门阀政治也不例外。门阀政治说到底,保证了官僚群体的不断更新,也保证了国家编户齐民的稳定。因为它必须保证拥有最多的纳税平民,才能成就地位。从此以后,贵族的地位就不稳定,不管形势有多大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贵族化因子的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土地兼并有多剧烈,国家的主要纳税对象自耕农都能保持在总人口的半数以上。只有这样,在跟官僚帝国体制的斗争中,贵族门阀实际上是难以取得最后胜利的。社会的等级制也被适当地限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南朝士族社会不重视嫡子,而且围绕着现任官员的官阶伸展自己的梯子,才能使得社会精英不断地被吸纳到管理阶层来,最大限度地限制了世袭化的趋向。所以,北方游牧部落的文化,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的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