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中的曹魏,本是来路不够纯正的门阀创立的国家。曹氏发迹,要归功于势力很大的高级宦官,虽然来路不正,被袁绍门下文人诋毁为“阉竖遗丑”,但已经不能算是“寒族”。过去历史学家在判别门阀和寒族的时候,往往看他们的儒学根基,出身的清要与否,显然不合理。事实上,判定门阀应主要考虑其对权力控制程度,以及是否能将这种权力在家族中传递下去。自曹操起兵以来,已经形成了世袭化的军事集团,本身就具有了门阀的特征。当然,这种来路不正的门阀贵族,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往往要尽可能争取更多的人才,而自然也不像老资格门阀那样,有那么多意识形态的顾虑,他们往往会选拔一些平民出身的土人,进入集团的高层。可是,集团形成较大的规模以后,曹操集团内部的成员,一部分却又以半独立诸侯的名目存在,将领分兵各地,领土管军。朝中归附的东汉门阀,大多势力依然,只是一时还难以与曹氏家族抗衡。但在曹操在世之日,始终是他称帝的障碍。
曹操的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面临着两个重大课题,一是重新开始道德讲求,建构儒家意识形态。二是削平门阀,重整官僚体系。
显然,曹家想解决这两个问题,而且也采取了相应的制度变革,选官体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九品中正制是针对察举一征辟制选举权流失的弊病,而采取的选举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选举权收回中央,便于皇帝控制,重新建立士人与朝廷官僚制的正常关系,以逐步削弱地方化的倾向。
公元220年,曹丕继任魏王,代汉在即,思有所作为。他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地方设立中正官代替乡里评议考察人才。具体办法是,每州设一大中正,每郡设中正,由当地出身的朝官中“德充才盛”者担任,(《通典》卷14《选举二》)负责将本地士人状况考评定级,以供吏部选官参考。中正虽然属于兼职,但也设属员,负责访问与编定士人等级。由于吏部选官完全依照中正的考评,所以,此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
中正编定的本地士人材料,在技术操作上分为两项:一是“家世”,即每人父亲和祖父姓甚名谁,任何官爵,任职状况,本人直系亲属姻亲的官爵大小,类似于今天的家庭出身和状况。二是“状”,即对本人道德状况、才能学识的评语。然后根据“状”,参考“家世”,评定每个人的“品”。品的分类,受班固评议古代人物分类的影响,将人物等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由中正将本地人士评出等级,然后向朝廷汇报,此后每三年清查一次。当时的官阶也有九品,但与这个人品的九级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它们之间还是有联系的。一般来说,中正所评的品级越高,所授的官职往往在比较清要的位置,以后升迁就快,反之则比较不容易得官,授官也不是重要的位置,事务琐碎且繁忙,即所谓的“浊官”。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开始的目的主要是将原来的乡里评议改为官方评议,或者朝廷评议,无形之中将选举之权收回了中央。最初,由于曹操“唯才是举”选举思想的余风尚在,中正评定士人的时候,还比较注意其人品和才能,特别是碰到中正比较识人之时,往往比较听从当地的公议,选出优秀人才,人称“犹有乡议余风”(《晋书》卷36《卫瑾传》)。但是,用不了多久,这个制度就变了味道。中正评定人才,越来越依据士人的家世,父祖为高官者,在选举上占了越来越大的便宜。久而久之,门第高者品级就高,门第低者品级就低,朝廷任命中正官时,往往要征求本地出身的高官们的意见,连中正本身的公正性也逐渐丧失。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初尚书左仆射刘毅语。见《晋书》卷45《刘毅传》。)的局面。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从表面上来说,是由于一个简单的技术环节,即在评议的标准中设置了“家世”这一参考项目。这个项目虽然只是参考因素,但由于“家世”是死指标,或者说硬指标,而一个人的德才状况的标准相对来说则要软得多,有见仁见智可能,很难有一个统一而又确定的标准。所以,在操作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软指标依从硬指标的现象,这样一来,“家世”就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但是,当初的评定指标为什么会将“家世”考虑进去,而且,后来任命中正时为什么会考虑高官的意见。显然这其中有门阀政治的因素,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门阀世族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政治设计的时候,有意无意地都要受他们所左右,这才是九品中正制最终变质的深层原因。
曹家这个来路不正的门阀做了皇帝,事实上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门阀。所以,选官制度改革的举措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实现重整官僚体系、重新确立皇权至上地位的目标,反而成了门阀政治的催化剂。
进入晋朝,九品中正制出现进一步的异化,人们越来越往高等上攀。等级虽然有九个,但在人们眼里,只有上下或者高卑两等。只有一、二、三品为上品,其余为下品。而上品之中,一品是留给皇族的,这用不着中正来评,结果等于虚设。所以,大家都往二、三品上挤。久而久之,三品也没有人乐意要了,大家只想着二品,人称“灼然二品”,不评为二品就不依不饶。事实上,凡是像样的门第出来的人,基本上都挤进了二品。而门第不高的,则统统被排除在二品之外,都算是卑品。这样,作为汉代以来统治基础的士人,就被明显地从血缘上分化成为世族和寒族两个部分。前者处于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而后者则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长期徘徊在边缘。
在制度上,到了完全按门第选举的地步,中正官也就没有什么用了,吏部靠名门大姓的谱牒直接选官就是了。但是由于同一个姓氏,门第高下是不一样的,而某些跟望族同姓的寒族,往往假造谱牒,冒充高门。于是,作吏部的官,都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本事,即熟悉谱牒,精通谱牒之学。进而造成一时之间谱牒之学大盛,民间多有人习之,甚至到了唐朝初年,李世民的秦王府还有位属吏李守素,特别精通谱学,“人称‘肉谱’”(《隋唐嘉话》上)。
西晋实行“户调式”,原本意义是打算借此抑制豪强门阀兼并农户的势头,为国家多增加编户齐民。因此,它规定了王公贵族和官僚们占田和荫客的数额,比如第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每低一品,减五顷。一、二品官可以荫客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户,七品二户,八九品一户。原以为规定了占田和荫客的数量,就可以抑制兼并,将门阀豪强荫占的农户限定在一定范围。然而,“户调式”实行后,实际等于将豪强门阀占田荫客的现象合法化、制度化了,由于大多数官僚体系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豪强化了,所以没有多少人会认真地按规定去限制自己,削减本来已经有的田亩和荫客佃户,人们所在乎的往往只是制度规定可以占田、可以荫客的层面,而这个层面的内容,落实到操作层面,只起到了进一步促使社会贵族化的作用。如果说,九品中正制还只是将读过书的士人家族贵族化的分化加以强化,而“户调式”则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贵族化倾向。西晋时期,东海王氏、河内山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颍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等一并显赫一时,成为最为人艳羡、权势也最大的名门望族。
西晋二世而亡,但渡江以后的偏安政权,由于势单力薄,对世族的依赖更加严重。显然,已经发展了百多年的世族门阀势力,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战乱而退出历史舞台。虽然胡人石勒杀掉了几万士族,但是还是有一部分随着残余的晋室逃到了江东。东晋建立之初,就是依靠这些渡江的士族的支持才维持下来。所谓“王与马共天下”,讲的就是身为世族领袖的王导,辅佐司马睿的事。据说司马睿登基时,居然要王导和他一起坐床(床即龙床,用来坐的,当时还没有椅子)。后来,在王导等人的调和下,江东当地的士族也承认了司马氏政权,王、谢、桓、庾四大姓占据了东晋门悯金字塔的塔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