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