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大字报和小报告却一并成为群众斗争的工具。每当有运动的时候，大（小）字报就会纷纷出笼，按运动的阶段和斗争的需要，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开始是暴露揭发问题，然后是大规模批判，最后则胜利凯旋。一般在组织和骨干的正确指引下，都能收发自如，稳准狠地打击那些本该打击的对象。当然偶尔也有失控的时候，将“本质很好”但“生活作风”有点问题的好干部的那点尴尬事露了出来，不过好在基本上都能及时补救，不至于干扰斗争大方向。只有在“文革”这种过于庞大、群众发动过于彻底、持续时间又过长的运动里，大（小）字报大规模地碰伤了一大批从前一向布置和指导群众运动的人，而且将他们的隐私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至于变得不可爱起来。其实，就是在这场持续十年的运动中，大（小）字报也基本上是沿着伟大领袖指明的道路向前码字的，按一句革命的行话，就是说大节还是好的。
小报告的命运在革命运动中显然比大字报还要好，只不过它已经换了名字，叫做向组织汇报情况、向组织交心，等等。从小学开始，班主任老师最拿手的绝活就是通过班干部和积极分子向他（她）汇报情况以了解同学们的每一个细节。小时候的我相当愚笨，总是弄不明白为什么我在私下里干的那点出格的事，老师总是了如指掌。进入中学，已经是“文革”的后期了，我和我的同伴私下里聊的那些对现实不满的看法，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老师甚至校领导的耳朵里，最后竟然演变成了政治问题，直斗得我发昏四十二章经。当时我并不明白，这种事情其实是普遍的风气反映，并非我自己特别倒霉。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种风气现在也并没有止息，大概属于宋玉说的那种“大王之雄风”吧，刮得那么理直气壮，浩浩荡荡。不仅大学生干了什么有人向上汇报，就是老师也有学生检举揭发某些思想倾向的问题。我所指的并不是有人做了不法的事其他人去检举，事实上，如果真是碰到这种情况，反倒没有人敢于出头了。
在毛泽东以后的时代，已经被明文写入宪法的“四大”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被一脚踢出，再也没有人有兴趣提起。
在一个人们没有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缺乏适当宣泄渠道的社会，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的社会，大字报和小报告实际是这种相应制度的衍生物。特别是大字报，几乎成了正常年代无权的人们表达和发泄不满情绪的主要渠道，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观测社会状况的晴雨表。
人总是要说话的，渐渐的政治笑话和小道消息泛滥成灾，现在又有了无所不在的网络，大概除了色情内容以外，网上口没遮拦的“大字报”是最受人们欢迎的了。
大字报和小报告虽说是一对难兄难弟，实际上在人们的眼里后者却更伤德，更为人们所不屑。今天，前者已经被明令取缔，而后者却依然可以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朱元璋的那个悬赏“大银两个”的上谕，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北京过去的国子监的碑林里，如果还没有被酸雨腐蚀掉的话，那么有心人真应该将其拓下广泛复制，也放在现在的国子监里。
告密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在运动中，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指令。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95%的“好人”，5%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5%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你就是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括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揭发还是背后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揭发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
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要存在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等名词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
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被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当年的创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
三十年男女之事点滴
饮食男女，圣人不免。三十年来饮食的变化，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现在说点男女。
“文革”时期，整个社会风气很有禁欲味道，无论大人孩子，懂还是不懂，或者似懂非懂，一提到男女，大家一致愤愤，装也要装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来。我所在的黑龙江垦区，在“文革”前，风气好像一直不那么严谨，男女之事，出事没出事，大家都睁眼闭眼。传统上的“拉帮套”现象，就是一个女人，在丈夫之外再寻一个副夫，明的暗的，没有人说三道四，自家的老公，也不在意。但是，革命一来，局面大变。红卫兵造反的事，传到我们那里，已经很晚了，北京联动这样的老红卫兵，已经开始没落，但在我们那里还很有光彩，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老兵新兵，反正所有人，只要出身还不错，都想当红卫兵。于是一些拥有帮套的青年和中年女性，纷纷把相好的给甩了，胳膊上戴上红袖标，昂首挺胸上街革命去也。
革命属于激情，总有退潮的时候，革命一退潮，“男女”就趁虚而入。最早开禁的，是老职工和知青，老职工动口，给我们讲段子，知青动手，谈恋爱过性生活，这在1975年、1976年，已经司空见惯，连一向严谨的农场（那时叫兵团）连队的指导员、副指导员都懒得管了。1977年、1978年解禁一批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五朵金花》场场爆满，据说演了上千万场次，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点可怜的恋爱场面。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里面有对谈恋爱的男女主人公，每天广播，年轻人必到点收听，风雨不误。话剧《于无声处》，全国上下都在演，如果里面光是反“四人帮”，没有爱情，估计没那么招人爱。
不过，这些文学和电影开禁之后，当时我在农场看到的情景，好像爱情不多，肉欲要多一点。首先是老职工连带连长指导员不仅动口，而且凡是结过婚的女人，他们一律动手动脚，反过来，这些女人也成群结队地对男人动手动脚，幅度之大，每每令我这种局外人瞠目结舌。小年轻的，则悄悄地开练，田头地尾，都是战场，一时间，很多人未婚先孕。同时，家庭纠纷猛增，多半围绕着男女之事。在上大学之前，我的兽医室就在连部对面，每天都有人到指导员那里告状，听人吵架，告到农场场部的，也不在少数，但对象往往变成了连长指导员自己。黑龙江农场不足为训。其实刚开放那会儿，中国社会整体上还比较正经，严打一来，一些谈恋爱谈得比较花，或者越轨比较严重的人，往往成了严打的对象。一个很有名的电影明星，也因此进了监狱。记得刚刚开始跳交际舞的时候，所有人都是又想，又怕，又想学，又怕人说。很多女孩子穿裙子，往往不是为了穿，而是偶尔在没人的地方穿一下，在自家照照镜子过过干瘾，有条件的照张相，然后就脱下来，压箱底。
为了让交际舞“卫生”一点，有人还编出来不让男女拥在一起的交际舞，拉拉手就完了。可惜，这种卫生舞，除了大学团委的人做做示范，没有人肯跳。很快，从外面传来的迪斯科风靡全国，无论官方媒体怎样抨击，跳的人还是越来越多。随着卡式录音机的流行，男女在一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花样翻新。
大学里男女生恋爱的禁令，似乎从改革后第一届恢复高考招生之后，就没有被遵行过，校方、老师、班主任，乃至团委学生会，几乎没有人操这个心。但是偷食禁果的事情，还是被禁止的：无论什么原因，大学里只要有人怀孕，必然要被开除，而且男女都开，一点都不能通融。但是这个事，平时的预防，校方似乎不大出面管，往往把任务交给校卫队和看楼的大妈，看楼大妈守在女生楼门口，一妇当关，万夫莫开，一点通融不得。而校卫队，一到深夜，就打着手电到处照，搜查在树下和背阴处做男女之事的男女们。
当然，到了今天，似乎所有的禁令都不见了，大学生结婚怀孕，不再可能被开除学籍，未婚同居，也没有了“非法”两个字的头衔，女孩子也敢于在人前大大方方地坦承自己跟男友住在一起。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风风雨雨，人们终于有了“隐私”的概念，人们意识到男女之事其实不过是人的私事，只要不干扰到别人，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用不着政府或者组织出来干涉。
当然，现在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网恋来了，离婚多了，市场繁荣，娼妓也死灰复燃。在男女之事上，中国和西方开始接轨，也不是全面接轨，是城市和西方最开放的城市接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现象是多年禁欲的一种反弹，弹够了，自然会回来。好在，没有人提倡禁欲，也没有什么人在男女问题上，提议回到“文革”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