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代替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
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得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做的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地热爱，出土的物什，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豆腐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保持原汁原味，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的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
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上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言官逸事
谏官和御史，在古代又被称为言官，就是说话的官。这种官没有别的职责，就是要说话，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提批评和建设性意见。言官之言，在古代是相当正经的事情，关系朝廷兴衰、吏治清浊。
不过，说话一旦成为一种职守，对于那些特冲、特有说话欲望的人来说，言多必失，没准哪天就丢了饭碗。而那些说话欲望不那么强烈的，不说话也不行，等于白吃饭不干活，可说话吧，一不留神，碰了皇帝哪根神经，或者得罪了哪个大人物，自家的乌纱帽便难以保住。
对于这些职业说话的官来说，最高境界是当李林甫说的那种仪仗马，好吃好喝，闷声不响，大家过太平日子。当然，这得碰上皇帝怠于政务、权臣又不乐于生事的时候才行。
说话难，又必须说，因此言官之言往往在高头讲章和不痛不痒两个方面做文章，说大道理，拽大词，从三皇五帝开讲，最后说几句现成话，无非勤政爱民，不失农时，半天都落不到地上。如果这招儿不行，就走下三路，扯点无关宏旨的小事，鸡毛蒜皮，两下模棱。只是后一类如果说得不好，一不留神，就成了笑话。北宋庆历年间，有卫士震惊宫禁，满朝文武吓了一跳。有御史建议，说是蜀中罗江狗（狗的品种，类似于今天我们说的德国黑背）不错，可以用来顶替卫士。真要照这样做了，那么皇帝的禁卫军，就变成狗卫队了。金人入侵，宋室南渡，言官说话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多少，某年大旱，皇帝亲自出面求雨，有谏官奏请皇帝禁止天下宰杀鹅鸭。那意思，似乎只要不杀这些水里漂的动物，老天就会开恩降雨似的。碰到同样的情景，明朝的谏官提的建议是，不许百姓吃蛤蟆。这多少靠谱一点，因为民谣曰“蛤蟆叫，天下雨”。不吃蛤蟆，多些蛤蟆叫叫，说不定雨就有了。
清朝的时候，言官说话最难，大道理不能说，因为皇帝认为，这种大道理，只有朕才有资格讲，臣子奴才乱讲，等于僭越；弹劾批，评也不好说出口，说错了，立马被惩罚；当然，不说话更不行。言官们只好眼睛向下，盯着老百姓，说点似是而非、兴利除害的小事。雍正年间，有位御史连上三奏，第一奏请皇帝下令，让尼姑还俗。第二奏，要求民间如有女孩子年过二十还没有出嫁的，由政府出面为其择配。这种主意，虽说强横了一点，但也是古已有之的增加人口的老办法，旧话重提，在那种时代，不算离谱，只是操作起来有难度。第三奏最绝，他说，在他看来，民间斗殴多半因为数十文钱，因此劳驾皇帝出面，要求有关部门查清所有需要数十文钱的穷人，每人发数十文，于是天下太平。结果，雍正皇帝览奏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直接让这位御史老爷回家吃老米去了。
如果雍正能够同时看到另外一位都老爷（明清两代御史的俗称）的奏折，估计气肯定消了。当年，北京城里城外，都可以见到驮煤的骆驼，由卖煤的人赶着进进出出，有时候，赶骆驼的人，就骑在骆驼上，横着顺着的都有。某位满人御史老爷，大概骑马骑惯了，看见有人横着骑骆驼，横竖看不顺眼，于是上奏要求皇帝出面，禁止赶骆驼的横着骑，说是可以防止他们被颠下来。
在那个时代，建言的人理论上言者无罪，属于制度上特许的可以放开一点胆子说话之辈，但是，只要现实生活中有一言九鼎的皇帝，有惹不起的权臣，或者得宠的嫔妃、皇帝身边的太监，任你是谁，说话也得小心。即便是有特权的言说者，大概也只有说空话的胆量，没有说错话的权利。
门客的错会意
门客也叫清客。一提这个词，看过《红楼梦》的也许会想到整天围着贾政转的那群酸人。
不过在中国，最早的一批门客，不见得都是文人，干什么的都有，以武士居多，要离、聂政、豫让，还有荆轲这样的刺客死士，都属于门客。苏秦、张仪和蔺相如这样具有治国之才的舌辩之士，也都做过门客。战国四大公子，个个以养士闻名，所养之士，都是门客。以孟尝君的门客最多，也最没品，鸡鸣狗盗都有，一旦主人失了势，大家一哄而散，还好，剩下一个老是弹铗而歌、善于自我维权的家伙，真还就有用，居然无中生有地给主子建构了三窟，官位与权势都回来了。到了大一统王朝的时代，门客逐渐被文人墨客包办了。秦汉之际，皇帝身边的侍从、有权势的大臣身边的门客，多半都是文人。文人做门客，大多是将之视为入仕的门径的，很希望帮助主人做点经国济世的大事，但是他们的主人，却往往不知不觉地把这些人跟优人小丑和杂耍同等相待，作诗作赋，插科打诨。这种状况，到了唐朝风景依旧。大诗人李白，做了翰林供奉，有机会在皇帝身边厮混，想的是如何辅佐君王致尧舜，但唐明皇却把他跟平时解闷的戏子一样看待，国家大事根本不容他插嘴。诗人一生气，使性子挂冠而去，皇帝也一笑置之。清朝皇帝喜欢读书，但南书房里皇帝身边的一群翰林出身的“上行走”，也无非以倡优畜之，乾隆说过，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
跟汉朝差不多同时的古罗马盛期，也盛行门客。跟同时期的中国一样，古罗马的门客也是文人的天下。只不过在古罗马，只要有钱，都可以请门客。权贵可以有门客，被释放的奴隶发了财，大字不认识几个，也一样可以请一堆门客。只要供养的费用足够高，文人们倒不觉得有什么丢脸的。同样，古罗马有钱人养门客，跟养骑手、养小丑、养情妇一样，大抵是给自家解闷的。而文人则以为主人是在鼓励文学、资助学术。加上古罗马文人比较多，征集容易，因此，门客的价格大抵就比较低，比骑手和情妇大为不如，因此当时的诗人，往往在自己的诗作里，大叹穷经，愤愤不平。
古罗马被蛮族灭亡之后，凡是识字的人，都惹不起那些什么也不懂的新主子，于是躲进了教会，西方的门客暂时告别了市场，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这边，门客们却风雅如昔，换了一个名字叫做幕僚，有时候也叫西席或者师爷。如果主子地位比较低，门客是需要做点事的，比如帮忙参与征粮征税，参与审案断狱，写写官场往来的文书等，最关键的是，把向上级汇报的文案做好。但是官如果做大了，这样的琐事，也有低级的师爷来做，但官员的身边，必然像贾政一样，有一群风雅之士诗酒酬唱，只有非常难办的奏章，才会劳神这些高等清客大驾，动一动笔。比如闹长毛的时候，曾国藩想参掉弃城逃跑的某位大员，恰好这位大员在朝中特有势力，无论如何动不了，最后劳烦幕中的李鸿章大笔一挥，一个特毒特狠的奏章上去，西太后老佛爷也只好忍痛割爱了。
可惜这种能干的门客或者幕僚不多，而且只要不赶上战争，和平时期的高级门客也没有很多的事可做，平日里，除了喝酒听戏，做点歪诗，给主子开心解闷，就得像贾宝玉大观园题咏那样，连主子公子的大作都得“轰然叫好”，或者故意写点不入流的货色，来配衬公子。显然，这种功夫是清客的基本功，否则就做不好清客，混不来食有鱼、出有车的地位，而且还可能夹铺盖卷走人。
门客到了这个境地，再要想经国济世，自己也觉得不切实际了，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约而同地在奉承主人上下功夫。古代官场风气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无耻，直截了当地拍和捧，主子还是有些吃不消。拍马要讲点技巧，更要为主子排忧解难，主子不好说出口的事，要心领神会，主子不便出面的事，要悄然办在前面。只要做到这个份上，门客就大有可能被主子找机会推荐出去做官，过不了几年，自家也可以请门客了。
门客的名号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为历史，但门客的精气神，好像还在。总有些很有自觉性的文人，有意无意以门客自任，时常会主动地想为主子排忧解难。可惜他们认定的主子，却并不总是领情，因为门客的帮忙，经常会帮了倒忙。
诗人加能吏的仕途悲剧
自古以来，人如果作诗作得比较好，成了诗人，那么在做官方面，就差点意思。
古来为人称道的清官能吏，比如狄公狄仁杰、包公包拯、施公施纶、彭公彭鹏之类，没有一个是诗人。
反过来，建安七子，孔融诗作得好，做太守的时候，“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可有贼来攻城，只能城破而奔；另一位诗坛高手陈琳，为袁绍起草讨伐曹操檄文，骂人骂得连曹操的“头风”都不药而愈，但真正做事，却百无一能，接下来，竹林七贤如此，诗与酒都很闻名，但却没听说有什么政绩；南朝大小谢，唐朝的李、杜，都差不多。
诗人和能吏，看来很难兼而得之。不过，大千世界，例外总会有，清朝的袁枚，就是一个。
袁枚是清朝鼎盛时期数一数二的大才子，12岁中秀才，广西巡抚命其作《铜鼓赋》，提笔立就。二十出头就登科及第，点了翰林。时人说他“身长鹤立，广颡丰下，齿若编贝，声若洪钟”，一翩翩佳公子也。据说当年袁枚点了翰林之后，回乡娶媳妇，有好事者绘图记其事，图上的袁枚，年少玉貌，身披红斗篷，胯下骑白马，从者数人。这样的少年进士，如果放在唐朝，照例是要被推为五路探花使，遍访长安名花，饱享艳福的。
然而，少年得志的袁枚（古之少年，即今之青年），很快就碰上了一次不大不小的挫折。按规矩，进士点翰林，除了三鼎甲之外，一般人都属于翰林庶吉士，即见习翰林，一年后大考，如果合格则转为翰林编修，不合格则分发六部做主事，再差的则放到地方做知县。才高八斗的袁枚，居然被放下去，做了知县。
做了七品芝麻官的袁枚，并没有天天饮酒赋诗，荒废政事，反倒得了能吏之名，前后做了几个县的县令，每到一处，很快就会把前任的积案清理干净。袁枚断案如神的故事，在民间到处流传，被老百姓编成歌谣传唱。时人说他可以引经折狱，有儒者之风，其实他的诀窍无非是每到一地，依靠当地乡绅乡老，调查清楚有多少不良分子，然后张榜公布，许其三年不犯榜上除名，这么一来，犯事的自然少，加上“依靠群众”，耳目众多，有外面来流窜作案者，多半逃不掉。平时百姓的争执，他倒是经常引经据典，三下五除二，调解开了，其中很多典故，其实就是蒙人，蒙人蒙到两家不吵架，不打官司，也是积德。因此，周围的县，老百姓有了难解之事，也会来找他排解。
按清朝的规矩，翰林是士林金字塔的顶尖，凡是做过翰林者，即使外放做县令，也是老虎班，上司照例高看一眼，升职排班，一律优先，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升官的。可是，既能作诗，也能做事的袁枚，身列老虎班，却总也升不上去，不仅升不上去，而且知县从大县富县，做到了穷县小县，从江苏做到陕西去也。十年官场蹭蹬，少年袁枚变成了中年袁枚，人到中年，百事看得开，于是辞官不做，在金陵附近买了块地，据说此地当年谢安待过，人称谢公墩，修了一座随园。从此袁枚在园子里饮酒作诗，做起了职业诗人，当然也是名士。各个朝代的惯例，做了名士，仕途也就甭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