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时候，这种网上和现实的联动，往往会得到另外一些人的赞许，认为是申张了正义，比如对虐待小动物者的声讨，对负心汉的压迫，等等，网里网外，大家喝采。不过，这种申张正义，即便有所谓的正当理由，行动上却难免沾染暴力，就算行为不良者（如果确实能定罪的话）得到惩罚，也未免以暴易暴，当时虽然解气，但难免会有后患。
凭借群体或以群体的名义，集体施展暴力，人类是有传统的。西方中世纪捕捉巫婆，用火烧死，逮到淫妇，众人乱石砸死，都是此类。这种事儿，一两个人是绝对干不来的，非得大家一起来，才办得。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叫做私刑，在中世纪，私刑只要拥有道德上的正当性，官家往往是默许的。这方面，中国人也不会落伍。在传统中国，没有官府明令宗族可以有司法权，但宗族对于自己族内违反族规的行为，一般都是可以用刑的，轻则用荆条打屁股，重则沉潭，夺人性命。当然，到了这个地步，往往是因为男女乱伦通奸，包括没有血缘关系的寡婶和远房侄子之间的男女之事，也算是乱伦。这种事被抓到，男女双方按规矩，是要被脱光衣服游街，然后再当众处决的。凡是私刑，都是群体行为，在大众广庭之下，按群众意见办。每次群体惩戒，都是群体性愤怒，也是群体性狂欢。如果哪个被脱光游街的女人比较有姿色，大家会为此兴奋很久很久。在那个时代，私刑不止有宗族惩戒一种，人际间的血亲复仇，族群间的械斗，都属于私刑。但是其他的私刑，官府一般都会严令禁止，只有对这种事情，往往不加过问。
私刑受到官方默许甚至鼓励的情况，在革命时代的政治运动中，非常常见。运动中的斗争对象，在“群众起来”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遭遇私刑，其暴烈程度，往往会被运动的领导者视为“群众是否发动起来”的标志。而凡是群众运动，无一例外地需要轰轰烈烈，因此，群体性私刑，乃至私刑至死，也就再所难免。只有在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领导才会考虑对群体性暴力的控制。
私刑的受害者，无论是否犯了必罚甚至是必死之罪，但肯定被群体视为犯了“可恶”之罪，或者是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先是被认为可恶，然后才有了罪。大家的行动逻辑是这样的，凡是可恶之人，也就不是人了，对于非人，自然大家怎么做，都天然合理。如果因遭惩罚死掉，也只是去掉一个非人的祸害，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群体的行动中，很多人其实对被惩罚对象，并没有切身感受，所谓的义愤填膺，多少有夸张的成分，大家一哄而上，或者是为了自保，或者是为了起哄，或者干脆就是为了解闷好玩儿。群体性暴力，暴露的往往是我们自己人性中的恶，这种恶虽然被堂堂正正的理由包裹，但毕竟是恶，人性中劣质的货色。
正因为如此，这种私刑式的暴力，才必须借助群威群胆来施行。气势汹汹的人们，看起来很勇敢，很义愤，其实大家心里多少会有点儿胆怯，必须把自己包裹在一群人里面，才迈得动腿。在“文革”中，把地富反坏右活活打死的红卫兵，即便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有几个是单独行动的？第一个死于红卫兵的北师大女子附中校长，到底是谁打死的？哪一个人的拳脚是致死的直接原因？我想即使在当时，也没法查清楚。
宗族的私刑早就被禁止了， “文革”式的群众运动，似乎也不再搞了。但群体性暴戾的积习，却依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依然认为，只要一群人（群众）公认某个人可恶，这个人就理所应当被惩罚，不是中国人的，就不该在中国活着，不是人的，就不配活着。大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也许有一天，这个被惩罚的对象，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因为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定罪，只是群众的意见，而群众的意见，往往带有随意性，误会和冤枉，往往是难免的。
更糟的是，这种群体性的暴戾，由于群体的群威群胆，往往自以为拥有绝对的正当性，因此，质疑和讨论是根本行不通的，凡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一律大帽一扣，大棒打杀。这种现象，如果任其畅行无阻，那么这样的社会，看起来堂堂正正，而这种堂堂正正之阵，却是由狼或者类人狼组成的。
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
对于群体性事件，尽管各级官员神经高度紧张，唯恐出事儿，但这样的事件，却有增加的趋势，这两天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贵州瓮安县民众围攻县政府事件，就是其中的一个。在政府官员看来，许多群体性事件，往往没有来由，一辆不知来头的豪华轿车碰了人，一个来历不明的什么人在市场买东西耍了点儿威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具尸体，都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规模颇大的群体性事件，轻则围攻警察，重则烧车打人，甚至烧砸政府。
应该说，群体性事件跟流长飞短的小道消息是孪生兄弟，从古自今，只要出事了，多半流言也就出世了。其中，有时候是心怀叵测的人恶意制造，有时候则是某些知情者以点概全的情况说明，无论哪种状况，最后传播的结果，都会越来越离谱。但离谱也有一个方向，如果在一个地方，很多的事件发生，都被引向政府，那么，说明当地政府跟民众的关系，或者说官民、干群关系，肯定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许多突发性群体事件，都围绕着一个非常相似也非常古老的主题，官员或者官员的家人亲友欺压百姓，甚至逼死人命，警察和司法处理不公。当然，具体的某个事件，是否是这样，另当别论，但类似的事情肯定此前应该是有的，即便没有到非常恶劣的程度，但官员的家入依权仗势的事，绝非一地一人的个别现象。虽然说，我们的传统戏剧和小说里，这样的故事很多，人们平时受这种小传统教育的熏陶，心里很可能早就有了这样的刻板印象，但如果没有现实事件的刺激，这种刻板印象，一般是不会跟民众生活的现实发生直接联系的。某个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之所以喜欢接受事件与政府不公，官员徇私之类的解释，使流言在对政府不利的方向上传播，是因为多数传播这种流言的人们，经过自己此前的经验，在心里已经认定事情就是这样的。
当然，我们可以说，只要我们处理好官民关系，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发生。但是，古代爱民如子的官员是稀缺的白乌鸦，现代社会，要想实现真正在道德上的官民一致，也相当不现实。当下的中国，实现政府行为的制度化、法制化，限制官员的特权，使官员，包括警察司法部门行为的公开化，程序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事实上，类似事件的发生，政府方面若想加以控制和平息，可用的资源还是很多的。但事件之所以动辄闹大，造成恶劣的影响，跟政府方面的处置不当有密切的关系。不当之一，是有关部门在事件萌发阶段，不负责任，推诿扯皮，甚至不适当地采取压服强硬手段，把小事变成大事。不当之二，也是相当关键的，是每逢事件发生，当地政府往往一个强烈的惯性倾向，就是立即采取封锁消息措施，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当今之世，凡是突发群体事件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多半跟后者有关。
应该说，这种封锁消息，内部处理的事件处理方式，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还是适用的，是可以把事件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不至于造成整体的震荡，保全政府的脸面。但是，在资讯和通讯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严格上讲，任何组织、政府，稍微大一点儿的事就瞒不住人，外界总有办法知道。政府的有意控制和封锁，只能便宜那些小道消息的传播，甚至可能使之更加畸形，向对政府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很多事件，本来就是老百姓认为官官相护，隐瞒真相激化出来的，政府处理的方式，一上来就封锁隐瞒，则证实了这种民间的想象，并使之无限放大，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直至群情激愤，酿成恶性事件。反过来，如果这类事件中真的存在官员的重大过失，乃至犯罪，这样的封锁和控制，也给了这些官员把水搅混的机会，在根本上，既不利于事件的处理，也难保当地的长治久安。
因此，当务之急，政府处理突发性群体事件，首先要做的，是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处理此类事件的惯习，切实实现政务公开，学会在媒体开放之中，处理事件，一则可以将政府内部的猫腻减少到最小，一则可以使流言的伤害减少到最小，要相信，自古以来，但凡流言，都是见光即死的。如果有个别记者唯恐天下不乱，恶意造谣，那么在信息公开的条件下，也不难被识破，一旦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个记者和所在媒体，将会付出很大的成本。一般来说，只要某个有信誉的媒体一报道，很多关于这个事件的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什么？
台湾陈水扁家族，传出有大笔的钱汇往瑞士。一向作为独裁和贪赃者销赃和洗钱天堂的瑞士，自9. 11之后，改了规矩，对来路不明的钱要追查。谁也没想到，掉到井里的，居然是“台湾之子”陈水扁。陆续的调查表明，陈水扁来路不明的钱，还远不止这些。
消息被证实之后，台湾岛内，在破口大骂和唉声叹气之余，也在检讨，为什么会让这个家伙A了这么多钱去，如果不是外国人揭发出来，单凭台湾的国民党加上媒体再加上检调机关，还真的就奈何不了这个虽然下台，但依然操控着民进党的大人物。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么多年来，民进党已经跟陈水扁形成了一个共犯结构。也有人说，这是因为台湾社会只讲意识形态，不讲是非。还有人说，是因为台湾的亲绿人士，把本土价值放在了道德价值之上。在我看来，陈水扁这个怪胎，其实是台湾民主过程中，派性加娱乐政治的产物。
人的社会，很容易形成派性政治，只要政治是公开的，政客需要人们表态，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比较高，人们就会自动站队。派系纷纭，诸侯林立当然也有可能，但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最合适的，是分成截然对立的两大派。在民主制度比较成熟，选民政治热情不太高的发达国家，派系政治会升华为政党政治，无论多党制还是两党制，选民都不大可能为了某个党去跟人玩命，但是，在民主政治推行之初，制度没有长大，老百姓热情高，也喜欢意气用事，政客再加以煽惑，派性是免不了的。台湾政治，就有太多的派性色彩。
派系的形成，跟价值无关。尤其是截然对立的两大派系，绝对不可能一个派系共享同一种价值观，而另一个共享另外一种。聚合成一个派系，无非是一些人对这个派系的政客感兴趣，既可能是对其政治表达感到听得入耳，也可能是对他们中的某些人有好感，甚至长相和动作，都能成为亲和某一派系的理由。就台湾而言，所谓本土，不大可能形成为一种政治价值，顶多是种地方意识和乡土情感，就算是深绿人士，也不大可能认可他们的政治领袖公然打家劫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因此，谈不上是本土价值高于道德价值。
派系跟意识形态更没有关系，即便是发达国家的选民，也不见得对意识形态有多大的敏感，西方政客的竞选，也很少有政治主张的截然分歧，更何况台湾。亲绿的人们，亲和台独的主张，不是他们真的主张台湾独立，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恐惧，一种大半来自于台独政客渲染和鼓噪出来的威胁和恐惧，如果这些老百姓一旦发现其实并不存在这种恐惧，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台湾独立与否，根本不会在乎。
当然，派系不是黑社会组织，台湾的民进党虽然可恶，但毕竟还不是犯罪集团，即便那些在选举中拿了陈水扁钱的绿营的立法委员，也不见得就是陈水扁的共犯，如果他们有过错的话，是忘了问一声，为什么他们的领袖会有那么多钱，一皮包一皮包地拿给他们。
派系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自己人都是对的。台湾社会所谓只问蓝绿，不问是非的现象，不是不问是非，或者不知道什么叫是非，而是对所有关于自己人的“非”，一概不相信，相反，对于对方营垒的“非”乃至“恶”，却深信不疑，哪怕仅仅捕风捉影，哪怕荒唐透顶。此番如果陈水扁不是自己认了账，把钱汇出去，大概引起的绿营反弹，一时半会儿不会这么大。就绿营基本队伍而言，对于蓝营和媒体揭发出来的有关陈水扁的种种弊案，此前一概视为阴谋和抹黑，这回出事，连出身知识界的民进党新党魁蔡英文都说，原来从前的传闻都是真的。可见，如果不是陈水扁自己承认，她也不肯相信自己人真的会干坏事。
派系政治就已经很没理性了，台湾政治还有更没有理性的娱乐化倾向。民主政治有娱乐性，哪个国家也在所难免，此番美国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如果没有热辣的“奥巴马女孩”助选，未必就能战胜希拉里。可是，台湾的政治，却更像是娱乐明星大赛，政治人物会作秀，而台下的追随者，也像追星那样的疯狂和死忠。在这方面，显然蓝营不如绿营，长相俊俏的小马哥，人气虽然旺，但追随者的死忠程度，却远不及陈水扁的粉丝。人家居然像歌星有歌友会一样，有自己的“扁友会”，无论陈水扁发生了什么状况，都会死忠到底。粉丝追通俗歌星，多半没有什么道理可言，谁唱得好，也就是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可以是歌声给他们的，也可以是唱法给他们的，也可以是服装和发式给他们的。但只要觉得自己变成了某人的粉丝，就死忠，就疯狂。
派性政治和娱乐政治结合，生出陈水扁，一点儿不奇怪。不过，民主制度的好处是，人不可能疯狂到底，人群里，总有明白人，派系和娱乐，一旦妨碍了饭碗，疯狂的人也会清醒的。
从古代行会的违规处置谈起
古代商人，经营往往各有专攻，卖茶叶的一般不会卖绸缎，经营餐饮的一般不会倒木材，比现在的商人还要执著于一个行业。古代的政府，基本上是小政府，而且是农业政府，税收主要着眼于土地收益。因此，对商人和商业的管理，在多数时候比较松，多数王朝，没有专门的机构。因此，商人自己的事，只好自己管。行会和后来的商会，就主要是干这个事的。
行会是同行业商人的自治组织，一方面负责跟官府打交道，一方面处理行业内部的有关事宜。在那个时代，如果同行业商人中有严重的欺诈行为，包括现在常见的掺假作伪，影响到整个行业信誉的时候，一般都由行会自行处理。处理的方式，一般是将犯错之人赶出这个行业，所有同行之人都不跟这个人做生意，不发生信贷关系，在那时，等于砸掉了这个人的饭碗，因此，处罚相当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