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情总有变化，我们身为官员的校长们，近来也开始喜欢谈跟他们性质不同的前辈了，蔡元培、梅贻琦甚至张伯苓、胡适都经常被提起，尤其梅贻琦那句有关大楼和大师的名言，更是被众校长并麾下的弟子们背诵得让大家都如雷贯耳。既然如此，不妨说点儿当年校长们的旧事，为大家助兴，以梅贻琦为例，在西南联大期间，有一次，在清华师生为他服务清华25年举行的公祝会上，为答谢大家对他的赞扬，他说，京剧有一个角色叫“王帽子” （饰帝王的），一出场总是前呼后拥，煞有介事，但戏的真正主角却不是坐在中间的王帽子，看戏的也不要听他唱，他有幸搭在一个好班子里，人家对这台戏叫好，他自然也“与有荣焉”。也就是说，他认为，在清华，他只是一个挂虚名的王帽子，真正唱主角的是清华的老师和学生。
当年，国内大多数知名大学都有教授治校传统，清华由于跟美国的渊源，这种传统特别制度化，学校由全校教授和副教授组成的教授会作为学校的最高权力机构，由教授选出的评议员和校行政首长共同组成的评议会，作为教授会的常务机关，负责学校的重大事务的决策。国民党取得政权之后，出于推行党化教育的需要，曾经力图摧毁教授治校的大学传统，特别对清华这种制度上的教授治校，更是看不上眼。可是，当局的努力并不成功，尤其在清华不成功。清华虽然也是国立大学，但由于资金来源上的独立性和教师们的强项，自治的传统和制度巍然不动，而执行党国意图的校长却只好走路。轮到梅贻琦之后，他一改前几任之所为，不仅尊重这个制度，而且使之效用发挥到极致。
事实上，梅贻琦在清华乃至西南联大的作用，并不是仅仅是无为而治的“王帽子”，而是个后台主管兼导演。事实上如果没有梅贻琦居内调解弥缝，软硬兼施，对外抵抗政府的行政压力，同时招徕国内外一流人才，充实教师阵容，在学术上发出大的声音，清华的教授治校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而且，在中国这个地方，就算是吃过洋面包的大学教授，对于民主自治，也操练得并不纯熟，学校的事务，大大小小，实际上还是得靠梅贻琦来张罗，教授之间的文人相轻，互相倾轧，也须梅贻琦调解。教授自治制度能够发挥作用，其实关键是梅贻琦这个管家的激励和协调，正因为如此，教授们的主张和主意，才不会淹没在时常会发生的无原则纷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梅贻琦这个王帽子的角色，扮演的是清华真正的“无冕之王”，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无冕之王，清华才真的从一介籍籍无名的留美预备学校，变成一所世界知名大学。
显然，造成这一切的前提，是梅贻琦作为一校之长，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尊重。不仅尊重他们的人格，而且尊重他们的自治传统和制度。教师只要发了聘书，就是校长请来的先生，什么时候都得客客气气的，人家怎么教，教什么，全都悉听尊便，如果觉得人家水准不够，下回不聘就是了。至于教师和学生的自治制度，校长更是不能碰，也不会碰。学校的重大事务，断没有教授们不知道的，如果有这么一回的话，那么倒校长风潮说不定就会闹将起来，让你丢了鸟位。梅贻琦曾经这样解释他能够长治久安的事实，说是倒这倒那，没有人乐意倒霉（梅）。其实，恰是他从来不做让人家倒的事情，才没有人倒他。
话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现在我们的大学校长们，无论如何推崇蔡元培和梅贻琦，都是空话。因为现在我们的大学其实就是一座衙门，而且是层级森严，分工明晰的衙门，教师无论职称达到多高，在校长眼里，也不过是下属，如果不担任一定的行政职务，那就是下属的下属，义务之一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还要用梅贻琦那句名言的话，我们现在的大学别说大师，小师、小小师都出不来，这样一来，校长的用武之地，也只剩下盖大楼了。
学官的教授头衔
现在的大学像衙门，衙门里自然盛产学官。学官有两种，一种是学而优则仕，先做教授后做领导（当然也有不少学并不优，被上级看上了，也就“仕”了），领导与教授双肩挑；还有一种是仕而优则学，做领导做到妙处，学衔自然会送上来，先做领导后做教授，同样是领导与教授双肩挑（注意：“双肩挑”已经是大学里的一个专有名词，在此特地借来一用）。不仅学校的院系负责人如此，连学校的党政行政官员也如此。
建国以来，虽然屡次反官僚主义，但中国的行政体系依然是世界上官僚气和文牍化最严重的制度。无论什么样的精英，只要进入其中，大多被文山会海淹没。怎么可以想象，有人一边担任着各种名目的“长”，开着没完没了的会，提交着源源不断的报告，同时却可以在某个甚至某几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中深入耕耘，做出着卓越的成就？
可是事实是，凡是学官，学问就做得好，官越大，学问就越是做的好。这绝不是讽刺，不信的话，可以到教育部的相关网站上去查，看看各个学校的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几个没有官衔的。北京某些高校带有处长衔的教授，据说已经做到了大师的级别。事实上，这些学官们近些年来，著作是越来越多，因为他们课题多，经费多，出席各种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多，抛头露面的时候更多。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些人已经垄断了高校学术资源的绝大部分，掌握了最大的学术发言权。对他们，想说不好都难。
这就是教授们想要带“长”的原因，因为即使是一个副处长，其争取资源的能力也会因此而提高若干倍。尽管带上“长”之后，资源有了，时间却没了，看书的心情都不见了，可是学术地位却会见风看涨，各种学术头衔都会纷纷落到你的头上。自然而然地，连你自己也觉得自己像个大师了。某海归回国后，担任某高校副校长，研究时间锐减，但学术地位却陡升，高到甚至连他自己都吃惊的地步。
教授带上“长”会有如许大的好处，那么说明“长”的威力和价值要远远高于教授，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中。开放之初，我们听说是助教类同于科长，讲师类同于处长，副教授类同于副局，到后来，助教排不上了，讲师类同科长，副教授类同副处，教授类同处长。同时期，虽然职称“毛”了很多，但官阶滥得更厉害，相比之下，还是教师贬值得更多些。过去有一则民间传说，说是唐朝的卢杞，曾遇仙人，仙人给他两个选择，一是上天做神仙，一是做人间富贵宰相。他开始说选择做神仙，等到仙人将要离开时，他又忙不迭地改口：人间宰相，人间宰相！我们的教授们，虽然在开始的时候选择了学术，但骨子里跟传说中的卢大人没什么两样。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教授都要巴结着带个“长”，那么已经是“长”的人，如果反过来要做教授，岂不是更容易？事实也是如此。无论这个“长”是多么的不学有术，无论这个“长”上不上课，或者能不能上课，只要他带“长”，而且还握有一定的实权，那么，各个院系还真就得买账，评职称的时候还就不敢不给人家评，不仅要评，而且还要给一级教授，因为一来人家的名额往往是从上面戴帽下来的，二来人家手中有权，教授们还指望着人家从指头缝里给自己漏点儿好处下来。三来嘛，今日之教授，见到领导，无论如何，膝盖总是有点儿直不起来。
请国家领导人到高校做做院长的事情，近来少了，但部长、市长、书记做兼职教授、甚至带博士生的事情，正方兴未艾。学校眼里看到的，恰是官员手中权力所能给学校带来的好处，而教授们乐于捧场，也正是期待着人家指头缝里漏下的余沥。
反过来，掌握着实权的官员喜欢戴一顶教授的帽子，关键是看上了这顶帽子在社会上还有的一些光环。这种光环是在老百姓眼里的。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对知识的尊重，老百姓总是善良地相信教授这种职业还是知识的象征，就像古代相信举人进士是知识的象征一样。如果这种信任也丢了，那么大家还能信什么呢？社会的基本价值估计也就剩不下多少了。在这个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轻易地向政界和商界开放学衔的，除非个中人自己放弃原来的政商地位，进入学界。如果有大学随便把教授的头衔送人，那么它一定是野鸡大学，而野鸡大学的教授，事实上没有人会要的。中国历代统治者尽管可以买官鬻爵，开捐班，但却从来不卖进士捐举人。因为他们知道，学衔是国家的名器，名器不能滥。
教育的钱该怎么花？
每逢暑假，许多高校都在修路。其实路早就有了，所谓的修路，是开膛破肚，重新往里装些乱七八糟的管子。当然，我们的城市规划（包括校园规划）一向都做不好，铺完了路面再挖开装东西从来就不算新鲜事，但问题是，有些学校今年挖开明年还挖，明年挖完了，后年保不齐还要动，说是拉链路吧，也不能真像拉链似的总是拉个没完哪。心里有疑，找个明白人问问，说是不动也不是不行，但上面拨下来的款子，当年不用完，过期作废，而且专款专用，修路的不能修桥，即使路没有什么事，也得修，因为如果不修，明年这笔款就不拨了。有的朋友跟我讲，修路算什么，有的学校楼刚造好就扒掉盖一个大个儿的，好好的楼房玻璃窗，不知怎么就非得全部砸掉换成铝合金的，再不就推倒原来的大门，来个新的。
从这些年复一年的大手笔来看，我们国家真是发达了，钱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好。可是，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高校经费一直都是很紧张的，要不然，大家就用不着削尖脑袋往什么“211”工程里钻，钻进了“211”，再钻“985”，无非是想从国家那里多弄点儿经费的支持，也犯不着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坚持对学生收费，每年4000到6000元不等的学费，对于普通市民和农民来说，不能不说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事情就是这样吊诡，一方面学校经费紧张，校长厚着脸皮四处张嘴，八方伸手（搞钱目前是大学校长最主要的任务），一方面钱却像水泼地似的花掉，毫不心痛。我相信，没有哪个校长乐意乱花钱，也没有哪一级政府打算把钱让学校去乱花，但事实上，钱就是在乱花，而且越花越多，不仅摆在面上的工程乱花钱，受到“211”或者“985”工程支持的那些项目，有多少是大而无当的花架子，恐怕报项目和批项目的人，心里都清楚。项目做完了，除了成堆的文字垃圾之外，恐怕什么也剩不下，成百上千万的钱，还不是丢在了水里。
都说眼下莘莘学子们浮躁，其实负有培养他们的学校才真正的浮躁，房子要盖最豪华的，游泳池要室内的，体育跑道要塑胶的，课题要宏大的，题头不是“世界”就是“国际”，说白了无非是无病呻吟。口口声声叫嚷着办实事的人们，最后办出来的都是虚事，只有经手人比较高兴，谁不知，但凡兴工程，就会有油水。 《红楼梦》里贾府如果不修大观园，山一样的富贵怎生消得掉，而修园子的经手人又怎么能发得起来，贾芸仅仅讨了一个栽树的小工程，立马就翻了身，由城市贫民进入中产阶级行列，连宝二爷身边的丫鬟也敢吊膀子。
按道理，老百姓交的学费是他们的血汗钱，而国家的教育经费也同样是他们的血汗钱，因为他们是纳税人，纳税人出了钱，可是对于钱走向了哪里，以什么形式花掉，却一无所知，就是想知也无从知起，在我们国家的“现代话语”中，只有纳税的时候，我们才是纳税人，在其他的场合，我们只是上知下愚不移的“民”。拨款的人认为他们拨的是国家的钱，而花这笔款的人认为他们花的是国家的钱，跟“民”好像没有什么干系。拨款的人不检查款的用项（即使检查，也是走过场），用款人只要把钱借专款的名目花出去，天下从此太平。出钱人的权利，在这里没有一丁点儿踪影。眼下，教育产业化大有被批得体无完肤之势，其实，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还不如真正实现教育产业化算了，在产业化的情况下，收费高了，意味着学校提供的服务和教育的水平也要提高，如果学校不这么干，至少还可以有“消协”和“消法”管一管。而现在可好，收费几十倍地提高，但教育的质量却在成倍地下降，出了钱的消费者“上帝”，在校园里却是最没有权利，任人宰割的弱势群体，然而，这一切却没有人管，爷没有“法”管。
在世界历史上，西方现代民主的开始，实际上起于征纳税的纷争，可以说，所谓的政治民主，是从经济民主开始其进程的。纳税人对纳税和所纳税款用途的各种权利的拥有，在一个国家经济水平不高的发展阶段，其实比他们能选谁作政治领袖更重要。现在，政府的政务公开与透明讲得很多了，其实高校的事务也应该公开透明，因为那里毕竟是花了纳税人大笔的银子、而且是他们牵肠挂肚的子女受教育的所在。
教育之不能承受之累
说也奇怪，改革开放，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许多领域都变了，唯独教育的一亩三分地依然我故，行政主导不仅没有得到任何的削弱，反而随着改革而加强。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权力从来没有今日的含金量，日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好过，态度也从来没有如今日之牛气，而教育的效果，却也从来没有如今日般的低劣。中小学陷在应试的泥潭里，而高校则在大跃进的虚骄和浮夸中狂欢。教育这块计划体制的绿洲，繁荣茂盛的底下，是根烂水枯的内囊。
以高校为例，可以稍微有点儿夸张地说，几乎所有高校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附属机构，不仅学校的主要负责人由它们任免，而且学校主要事务也由教育行政部门操控，从毕业生文凭的发放、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科目，到研究生录取分数线的划定，都是上面直接定的。甚至连教学模式、教学管理、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这样的具体事务，教育行政部门也有具体的指导。学校的部分经费改由项目的方式下发，这种貌似科学的改革，结果是使得大学校长见了教育部的一个小处长，都得假以辞色，因为学校编不好“故事”，或者故事编得不合主管处长的意，那么就可以不给你本来应得的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