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根据历史才能给予中肯的评价；其开疆拓宇，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导乎先路的情形蕴育、发展到嘉庆、道光时期，终于有人敢站起来，向主宰文坛、流风广被的桐城文人提出挑战。这代表人物便是阮元、李兆洛。从历史的脉络看，也势在必行。孙梅强调骈文对秦汉文章的超越，“炳焉与三代同风，卓尔轶汉京而上”，为骈文争一席之地；阮元则直接承续孙梅。阮元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来主持学术风会，甚至借职务之便，布置《“文笔”策问》来寻求直接的突破口；其在骈散之争中替骈文摇旗呐喊，势必影响甚广。受地域文化的熏陶，“幼时即为《文选学》”，为彰明观点，阮氏甚至不惜借用汪中的奇论来排斥桐城古文，也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其“文笔说”、“文言说”中“文”的阐释，却终究“不免流于穿凿附会”。不过，在阮氏的努力下，桐城派“扬宋抑汉”的言论毕竟得到了遏制；但这却似乎又回到了苏绰的时代，即以政治来影响、渗入文学。这样，阮氏未竟的事业——从文本本身、文体特质来认识骈文，就落在了李兆洛的肩上。李氏潜心研习汉魏六朝文章，因流溯源，终于认识到唐以后“古文”、“骈文”之分，实际上是掩盖了文章发展的历史真相，骈文本一脉相承于秦汉，六朝骈文比唐宋古文更近于秦汉；因此，古文家因流溯源时，也绝不能逾越这一阶段。李氏重新续上了曾被人为割断的历史。当然这也是时人孔广森、王芑孙、彭兆荪等人折衷骈散的结果。之后，到了朱一新时代，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批评理论，“故参以排偶，其气乃厚”，即以沟通骈散的标准来衡量文章发展的历史。重要的是，朱氏对明人谭献“潜气内转”的观念重新做了界定和诠释，“骈文体格已卑，故其理与填词相通，潜气内转，上抗下坠，其中自有音节，多读六朝文，则知之”，由此，“潜气内转”真正成了骈文批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其后经李详“其潜气内转，默默相通，与散文无异旨也”，（《答江都王翰芬论文书》），孙德谦“及阅《无邪堂答问》，有论六朝骈文，其言曰：‘上抗下坠，潜气内转’，于是六朝真诀，益能领悟矣”，而发扬光大。孙氏集“垂三十年”的功力，倾心深究汉魏六朝骈文，造诣自非凡响。其重视“潜气内转”，以及虚字对文章血脉的贯通，都显示出对骈文特质非凡的洞察；也由此凸显了对骈文本质的把握和概括的深化，《六朝丽指》最终成了中国古代骈文批评的殿军之作。
然而，全面审视、权衡，这些论争——或为古文争正统，或深究行文技巧，或洞察骈文特质，都未能从当日的社会思潮内部加以潜究。毕竟，这只是表面的因素；文学观念的更新，才是最本质的决定力量。当然，这种视野需要关注视野、思想领域的转变和开拓，即新的批评思想的借鉴或输入，才可能有根本的转变。这种情况，近代以来才有了较大的改观。20世纪以来，骈文的研究一度比较兴盛；这一时期出版的专著就有：谢无量《骈文指南》，金秬香《骈文概论》，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中国骈文史》，钱基博《骈文通义》等，这都能看出那一代学者对骈文的研究与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姜书阁《骈文史论》，“述二千年骈体文学之起源、发展与夫演变、衰亡之际，并于历代各家各派之观点、主张及创作实绩，略以己意有所论评”；然其在具体书写时，多述生平，以及列举范文，言明其骈对情形，未免淹没了骈文迁变的根本原因和整体情形的陈述。如其论李康《运命论》，先举了八大段（几乎举了全篇），然后论断：
很显然，这是骈体已经成熟之后，作家思如泉涌，语如贯珠，随意挥洒，都成妙趣；况复积之以学，运之以气，充之以涉世之久、阅历之深，锻之以辞采之精，音声之美，故能千变万化，左右逢源，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作者语言华丽、畅达于此可见，但如细究其论，未免不无可商：即对李文骈俪特色的具体分析似乎弱了些，整体上看，《运命论》的偶对颇多，类于战国颇具个性的骋辞色彩。但也显然，其隶事的化用技巧还并未圆融，仅是直举其名和事，如“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就此句的偶对来看，也远不严谨——这只能是初期的状态。其声律的讲求，更多的也恐怕停留在无意为之的状态。重要的是，此际的骈文远没有成熟，成熟是刘宋以后的事。这样，给其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无疑能清楚地揭示骈文发展的历程。张仁青《骈文学》，钩沉骈文的演变历史；尹恭弘《骈文》，“将骈文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一番考察”，以看清它的盛衰演变、变异发展；虽限于体例，不免简略，但却多有可取之处。钟涛《六朝骈文形式及其文化意蕴》，认为骈文是“通过作者精心锤炼的高度艺术化的语言，产生出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也是我们认识骈文形式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这些著述都显示出各自独特的视角和对骈文历史的梳理与解读。但是，“从专史来看，论述骈文创作的尚有金秬香《骈文概论》、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姜书阁《骈文史论》等数种，差强人意”。当然，王先生是从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些专著，上述一些专著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哲学等方面的一些史料，确实还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整理、凸显和评价。东晋南朝偏安江南一隅，这一点与南宋的情形极为相似；但南宋却出现了悲壮、慷慨的爱国词（诗）人辛弃疾、陆游等，甚至一介弱女子李清照也激于时艰，奔波、飘零中写下凄怆、感慨颇深的诗篇。然而，这种表达慷慨、悲壮等时代最强音的诗篇不仅在东晋南朝难以寻觅，即便在南渡初年——刚历经深痛巨创的士人中间，也几乎了无踪影。这中间最重要的原因就不得不归于西晋以来国家观念的极度弱化以及“士庶天隔”形成，士族只以一家利益为转移。东汉末年，感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一定程度上曹操也为士人构筑了一个赖以展示人生价值的舞台；因此发而为文，“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然而，好景不长，这种时代赋予的激昂、进取无疑受到司马氏政权无情的扼杀，司马氏夺得了曹魏的政权；但也同时也以卑鄙、肮脏、残酷阉割了汉末以来刚刚凝聚的士人报效国家的志向和节操。南渡之际，唯一挥戈抗衡刘渊、石勒的，只是刘琨、祖逖；然而，朝廷所给予刘琨的支持，只是一个并州刺史空头的称号，刘琨途中募得千余人，才转斗至晋阳。祖逖也只是得到一个豫州刺史的称号，自己招募士兵。这且不说，刘琨最终穷蹙而亡，丧生于王敦的密使之下；祖逖也受到了来自朝廷的牵制，“感激发病”而亡。而这一时节的王导，却正在对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过江士人慷慨陈词：“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言辞之间又是何等的慷慨激昂、掷地有声——这又称得上怎样的“戮力神州”呢？！历史的事实是，终元帝、王导之世，都没有组织过一次北伐。当壮烈、忠心被视作灰尘，可以轻轻抹去时，谁还愿意为国效力呢！南渡之后，虽然一度有桓温三次北伐（分别为354年、356年、363年），刘裕也曾连续收复了洛阳、长安，灭南燕（410）、后秦（417）；一时间可谓声威赫赫，大快人心；然而却没激起士人一丝雄心和抱负。随同大军南下，一代才学之士傅亮也仅在《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中表示了并不深痛的悲伤，“入洛阳谒五陵，宋公百世一日也。表文无痛哭之谈，识者先知其非心王室矣”。这种情形下，又遑论他人！说白了，这也正是高门只以一家利益为转移的必然结果。而自私、卑微，缺乏高尚的人格，无疑深刻地影响到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它只能导致视野的狭窄，只能导致对广阔、丰富社会现实的忽略，只是一味地浅酌低吟、纵情享乐。曹道衡、沈玉成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南朝文学的根本弱点，不在于作品题材的狭窄和细小，也不在于感情的强烈或平淡，最致命的还是作家缺乏远大的理想，高尚的胸襟，致使作品缺乏深厚的内蕴。”这确实是挈入肯綮之论。一味地纵情享乐，“鱼游于沸鼎之中，燕巢于飞幕之上”，也只能在梁末的烈火中焚烧，“火炎昆岳，砾石与琬琰俱焚；严霜夜零，萧艾与芝兰共尽”，在劫余的苦泪、流离、沉痛中再生！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走向，骈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生成、孕育。
就骈文自身的发展来看，从魏晋到陈隋，正好是骈文的各个要素——藻饰、对偶、隶事、声律，孕育、发展到较为成熟的一个时期。但这四个因素的发展不一致，也不均衡。偶对的出现较早，孙德谦就把此推到先秦的儒家经典。但这更多的只是无意为之，也并不多见，或者称为排比句，可能更贴近事实。到了东汉，这种句式才渐渐多了起来，并且随着对文学作品“以情动人”、“绮靡”观念的重视，而渐趋发展了偶对思想，并有意为之。曹魏时期，还有一个普遍重视丽词的文学观念。早在东汉，扬雄《法言?吾子》中已强调了辞赋语言风格的“丽”，“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尽管多是批评的口吻。曹丕则直接强调“诗赋欲丽”。应玚更撰写《文质论》，针对阮瑀从实用的角度指责“文”往往华而不实的批评，以“若夫和氏之明璧，轻縠之袿裳，必将游玩于左右，振饰于宫房，岂争牢伪之势、金布之刚乎”来回应，强调了华丽、文饰在娱乐耳目、美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辞丽也成了一条衡文的标准，如傅玄《七谟序》、《连珠序》中即以“奔逸壮丽”、“喻美辞壮，文章弘丽”来分别评价曹植的《七启》、班固的《连珠》。这种情形下，势必强调文采、藻饰。因此，在东汉末年的赋、章表奏策等文体中都有比较明显的呈现。而在一些作家，如蔡邕、曹植、陆机、潘岳等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例如陆机，因地域、特定的经历、感情等因素而对《楚辞》情有独钟，而《楚辞》正是以文采富艳著称，《文心雕龙?辨骚》即以“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来评价《楚辞》。但这也只是个别特例，并不能由此认为骈文业已完全兴盛，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散文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较好地留存当日交往原貌的书信——陆云《与兄平原书》就纯任散句，甚至不避口语，就说明了这一情形。骈文的真正成熟是南朝以后的事。东晋虽然历时一百年之久，但因清谈、遗落世事俗物的影响，西晋时较浓的骈俪文风不仅没有延续，反而中衰了许多，只是到了东晋后期，骈文凭借各种因素，尤其是统治者的提倡、爱好，才一度兴盛起来。如果说，邺下文人集团以“高谈娱心，哀筝顺耳。……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朝夕游览相处、宴饮唱和，给后人留下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那么，这幅画面一定程度上又一次次地在宋、齐、梁时期一再上演，如晋宋之际出现的“乌衣之游”，就是陈郡谢氏在族人凋落、势力大为衰歇时，为振作家族势力而作的政治上的努力，有着明显的政治内涵。这实际上正是时人注重文学才华的一个映射。“是时流风所扇，虽英君、哲相，亦不能免。”孝武帝器重王珣、王恭、徐邈、殷仲堪等人，委以重任，其文学才华的出众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时代略为靠前的一代雄豪桓温，也表现出对“文义”的热情，曾“会宾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赏。’”当时，顾恺之即以“遥望层城，丹楼如霞”而受到两个婢女的赏赐。正是在这种浓烈的重文氛围中，这种氛围，裴子野《雕虫论?序》中有明确的揭示：“宋明帝聪博，好文史，才思朗捷，省读书奏，号七行俱下。每国有祯祥及行幸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萧子显曰：“自宋以来，谢灵运、颜延年以文章彰于代，谢庄、袁淑又以才藻系之，朝廷之士及闾阎衣冠，莫不仰其风流，竞为诗赋之事。五经文句，无复通其义者。” 文见《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引裴子野《雕虫论?序》及萧子显的言论。到了南齐，骈文的第四个因素声律也最终发展、建立起来了。也正是这四个要素完全的成熟，才形成了梁陈声情流丽、绮靡的骈文风貌，特别是徐陵，更“燃脂暝写，弄墨晨书，撰录艳歌”，编集《玉台新咏》以“代彼萱苏，微蠲愁疾”。也最终孕育出一代骈文大家徐陵、庾信。这个过程，如果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算起，到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出使西魏，经历了近三百六十年的孕育、发展，才最终达到了骈文的一个高峰，时间是长了一些。不过，即便在梁陈，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用骈文写作，如裴子野；也不是一个人的写作都用骈体，如萧衍《净业赋序》、刘峻《自序》、王筠《自序》等。散文依旧还有它存在的空间，只不过，是大大地缩小了。再如，选官制度对文学的影响，类书编撰与齐梁隶事之风，南朝追求骈俪的根本心态等问题，在上述著作中，或没有涉及，或没能深入。为此，本人的研究力争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尽量能全面、深入一些，勾勒骈体在这一时段孕育、发展的真实状态和原因。
1934年，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概述、论定王氏一生的学术方法：
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猃狁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竖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剧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是也。
进一步，陈氏断言，这些治学方法“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这里，陈氏所言的第一点实际上就是王氏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第二点则为陈氏自己所提倡。陈氏撰写的一些文章，尤其注意这种异族故书，当然更多的则是异族思想对研究的帮助和冲击。至于第三点，更多的是“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影响下的一个思路，这也不妨说是“西学东渐”对文史研究的冲击。总之，陈氏最大限度地放大了清儒以来的研究视野、角度和方法；或者说，外来观念的涌进和地下文物的大量浮出带来了研究视野、角度和方法的变更与拓展。这样，先前没有注意到的，甚至远离中心、边缘化的史料，被重新捡拾起来，加以有效地利用——这无疑促进了研究的深化和拓宽。而且，陈氏也以一己学术之成就，向后世昭示、建立了一个经典的范本。因此，骈文的深入研究，恐怕还有待于展示、发掘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以期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而不止是对偶、隶事的简单罗列、比附。当然，做到这一步确实比较难，更何况本人资质驽钝、才浅学薄呢。不过，心实向往——向这个目标靠近，哪怕只是走了一步，也毕竟近了一步。
晚生后学，期待大家不吝赐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