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荆州和江州等地，三国时虽亦属孙吴统治之地，却很少有人得到任用，也没有很煊赫的士族。在魏晋以来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时代，朝廷选拔官吏首先要看门第。这样，荆、江二州的士人，限于门第不足以在仕途上与北来人士及吴地豪门抗衡；这种情况又反过来使他们的门第难以提高地位，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到了东晋南朝，这种情况不但未见改变，而且变本加厉。特别是东晋南渡以后，北方士族来到江南，也因南渡时间的先后而被分为贵贱。
通观东晋南朝二百多年历史，出身长江上、中游的人除了后来一些武将外，真正显达的实属凤毛麟角。稍偏于下游的江州，情况似乎与荆州差不多。
物以类聚，也正是这样，在江州这一地域，这些生活在山林的隐士，所交往的大多也是一些隐士，其生活的理想即是“穆开林以流惠，疏神襟以清涤；轩濠梁之逸兴，畅方外之冥适”，“濠梁”出自《庄子外篇？天道》，“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知鱼之乐也”，即追求闲适、野趣。发而为文，大多以平淡、质朴见长——这种风格、志尚无疑给陶渊明较大的影响。陶文中，最能代表其品格的，首推《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一任心绪流动，以散体来表达欣悦自适、委心事外的心态，确实非同一般；如果与颜延之《陶征士诔》相比，文采确实淡了许多。至于《桃花源记》，也在以散体娓娓道来一个颇为奇幻的故事，寄寓其古老的社会理想：“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文章叙事平淡、流畅、自然，极有风致。
这种追求适性、恬淡，不甚经营的散体文风，在江州文人集团湛方生、翟汤、孟嘉、陶淡、郭翻等人身上，都表现得比较突出，如湛方生《七启》，这称得上是江州地域特色。至少，时在庐山的慧远《庐山记》以及失名僧人《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都是以散体行文，超绝尘俗、随意流淌中，凸显了庐山的奇绝景致。其间的偶对也少之又少。作者倾意于秀丽山色，展现庐山无尽的雄奇、瑰丽，以此来涤荡心胸，“南眺五湖，北望九江，东西肆目，若登天庭焉”。
“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也正是这些远离，或自动疏离于政治的文人，以淡泊、随意的心，写下了这等淡雅、绝俗的文字！而长江下游的文人，因官场的接近，需在作品中展示自己的才学——这也是晋宋之际文学氛围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一度徘徊去就，毕竟有隐居念头的谢灵运，其《山居赋》，言其“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时，也多以散句行文，并不刻意经营。也许能说，对经纶世务者而言，在这个以文学来展示才华的社会中，自需一番经营来获得认可，而需藻饰、骈俪文风。
$第四节 刘宋时期：骈俪——典雅文风的载体
骈文发展到宋孝武帝时，除了声律一时间还没多加有意强求外，文章的字句已特别整齐，对仗逐渐增加，隶事更为纷繁，辞藻也比较华美，基本上标志着骈文的兴盛与成熟。这可以元嘉时的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为例说明。与文体自身的发展有关，是这一时期人们对藻饰、骈俪的观念业已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从上层士族到一般庶族，几乎都把骈俪当作了典雅文风的载体。或者说，因现实的某种需要，需要表达庄重、典雅时，如一些“庙堂之制、奏进之篇”，或借此显示才华时，人们都会以骈体行文——这正可说是骈文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它实际上代表着时人的风尚和共同追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也只有在这种观念、氛围下，骈俪文风才会盛极一时。当然，这两个方面互为促进，骈俪的盛行产生这种观念，又反过来促使其进一步繁盛。这种情形，可用宋孝武帝孝建（454－457）、大明（457－465）前后的情况来说明。据《全宋文》，刘宋的皇帝，除了诏令、书信外，如武帝《与韩延之书》、《与骠骑（刘）道怜书》，文帝《诫江夏王义恭书》、《与江夏王义恭书》、《与长沙王义欣手书》、《与衡阳王义季书》、《与彭城王义康书》等外，都没有真正意义上个人的文学创作；真正的创作是从孝武帝刘骏开始：其创作的有《华林清暑殿赋》、《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并序》、《巡幸旧宫颂》、《芳春琴堂橘连理颂》、《洞井赞》、《梨花赞》、《孤桐赞》、《景阳楼庆云赞》等，其中，《伤宣贵妃拟汉武帝李夫人赋》铺叙亡后的相思、凄凉，《景阳楼庆云赞》“非烟非云，曳紫流光。县华曜藻，奄郁台堂”，描摹景阳楼庆云的景致，都是较有文采。而且，就孝武帝欢引之余，普命群臣赋诗，以赋诗为乐的情况看，武帝、文帝时都几乎找不到这种记载（前所引宋武帝戏骀送几靖命赋诗可说是一时特例）；孝武帝甚至还逼令“手不知书，眼不识字”的一介武人沈庆之作诗，虽不免更多的调笑因素；但孝武帝热衷于此的心迹却油然可见。为此，刘骏公开发布的诏书，都是用较为纯正的骈体来写；而一般情况下，或者他认为没这个必要，就用散体，如《宋书》卷八十五《谢庄传》载他给江夏王刘义恭关于改变选举之官的手批则用散文。孝武帝这样，之前的文帝也是如此。元嘉三年（426）文帝诛杀徐羡之、傅亮，征讨谢晦的诏书，基本都是典雅的四字句构成，文辞也比较整饬。就内容来看，徐、傅、谢作为武帝死后的顾命大臣，当日位高望重，诛杀自是不易；诛杀后，更需对国人有个交代。为此，诏书中一再强调徐、傅、谢三人“送往无复言之节，事居阙忠贞之效”，以及一月之内，肆行杀戮庐陵王刘义真及少帝刘义符的残酷：“此而可容，孰不可忍！”行文中，文帝又一再突出自己的悲痛心情：“每念人生实难，情事未展，何尝不顾影恸心，伏枕泣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诏书难免有夸大、不实的一面；但诏书中整饬、典雅的句式自是流动着一股无上的威严。元嘉十二年（435），文帝病笃，执政的刘义康恐檀道济不可复制，就借文帝的诏令收捕檀道济，其所下诏书，也是出以整齐、典雅的骈俪。与此相对的，文帝《与彭城王义康诏》，对颜延之降为小郡的事进行解释，却只三言两语，且以散体来说明；同样，刘义季“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对此，刘义隆诏书劝诫，要其禁断酗酒，不可误事。这虽是诏书，实等同于家信。其以散体行文，也几乎不加任何藻饰，且再三致意，言诚意切，颇能打动人心。总之，尽管诏书自需“劝戒渊雅，垂范后代”，“文章尔雅，训辞深厚”，但是，在不同情形下使用风格迥异的文风：即对正式、诏告天下的诏令，往往用相当整齐的骈俪，一旦专门针对某一人，或某一小的群体时，却只用散体达意。这种有意区分，足以看出时人是以骈俪为典雅的观念。之后的宋明帝也是如此。刘骏公开发布的诏书用骈文，而刘彧晚年杀了他的弟弟刘休仁，曾发布两道诏书去说明这件事。一道用骈文写的，只公布其“罪状”，写得也简略，是给全国人看的；另一道则是“虑人情惊动”，给几个方镇和大臣看的，用散体，事情原委却写得相当具体。“这两道诏书，很能说明刘宋一代上层人物对骈散两种文体在使用场合方面的区别。”也正因为刘宋诏书的骈俪质性，李兆洛《骈体文钞》卷六《诏书》类特意选了宋时的五篇诏书，占了很大的比重。跟刘宋皇帝的心态一致，可借王微、谢庄的例子来进一步看骈俪观念的渗入。
就这些诏书的文辞还能看出，所谓典雅，多是模仿经书的文辞，也即《文心雕龙？体性》所言“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
《宋书》卷六十三《王微传》载有王微分别与江湛、王僧绰、何偃、王僧谦的四封书信。按常理，这四封私人间的信函，大可不必讲求藻饰、骈俪；但实际上却有大的区别。王僧绰、王僧谦都是他的弟弟，行文自是随意，纯然以真情运思；
与何偃只是谈平生志尚，“小儿时尤粗笨无好，常从博士读小小章句，竟无可得，口吃不能剧读，遂绝意于寻求。至二十左右，方复就观小说，往来者见床头有数秩书，便言学问，试就检，当何有哉”，淡淡道来，自不用刻意雕琢，这也正符合王微“素无宦情”、淡然的性格。但与江湛就不同了，江湛元嘉二十七年（450）任吏部尚书，时举荐王微任吏部郎；对此举荐，书信中势必要感恩戴德，要讲求庄重、典雅，传中说王微奉答始兴王的笺书，“辄饰以辞采”，就反映了这种心态。因此，与江湛的信中就颇多整饬的偶对，并多为四、六句式，如：
自可卜肆巫祠之间，马栈牛口之下，赏剧孟于博徒，拔卜式于刍牧。亦有西戎孤臣，东都戒士，上穷范驰之御，下尽诡遇之能，兼鳞杂袭者，必不乏于世矣。
虽假天口于齐骈，藉鬼说于周季，公孙碎毛发之文，庄生纵漭瀁之极，终不能举其契，为之辞矣。
跟《与从弟僧绰书》、《告弟僧谦灵》比较，很明显，王微对藻饰、骈俪的使用场合进行了有意区分。反过来，如若作者认为不需要字斟句酌、骈俪行文时，即便是需要庄重表达的，也可能以散体来写。《全宋文》卷三十五载谢庄《与左仆射书》，这本是有所求的信函，理应庄重；但谢庄却极意行文，以近于口语的散体写成。有时，或条件不具备，来不及酝酿、熔铸，如《全齐文》卷十二载王融的《下狱答辞》，其文就不仅偶对不多，用典也不突出。这种观念下，如若一个人要竭力彰显他的才华，他就会顺应时代风尚，不管写作对象，甚至文体本身质的规定，而尽意驰骋文思，以骈俪、藻饰来达到目的。这一时期的鲍照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鲍照出身寒微，据《宋书》卷五十一及《南史》卷十三的《鲍照传》，鲍照几乎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谋求进身之阶。元嘉中上《清河颂》，还写有《征北世子诞育上疏》、《皇孙诞育上疏》等阿谀文字。又曾拜谒刘义庆，慷慨陈词，意气激昂。甚至委曲求全，“上（指世祖）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特别是“为文多鄙言累句”的做法，更显示鲍照为谋进身几乎无所不用的心态。在刘宋士族制度业已凝固及右文风尚下，想脱颖而出的凭借，莫过于展示文学才华，鲍照本人也正擅长于此。我们看鲍照的文章，如《登大雷岸与妹书》，这本只是写给妹妹的一封家信，却写得凌厉、狂放，尽态极妍，清许梿《六朝文絜》据此也说“明远骈体，高视六代，文通稍后出，差足颉颃，而奇峭幽洁不逮也”，就足以看出鲍照潜藏的功名之心。只不过，在士族制度业已凝固的当日，没有军功、事功的特别凸显，是不能获得进身的；鲍照就只能屈沉下僚了，以其“倾炫心魄”的文采，来渲示内心郁积的不平之气。世人时有不理解鲍照骈俪浓重的原因，然而，一旦深入到那个特定的环境，就发现这其实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心态和做法。正为因如此，才能“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高视六代”，“奇峭幽洁”。《芜城赋》中“棱棱霜气，蔌蔌风威；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边风急兮城上寒，井径灭兮丘垄残”；《瓜步山楬文》中“擅奇含秀，是亦居势使之然也。……贩交买名之薄，吮癕舐痔之卑”；骈俪中尽情倾吐内心的不平与慨叹，文风苍凉、奇峭。
整个来说，刘宋时骈文典型的句式四六隔句对基本上较为普遍了，这也从句式上反映了骈俪文风发展的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