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放宽视野，从时人荐举书信、征召令中，我们也能看到，西晋时所高看的道德品行在渐次让位于文学才华。如果说，因文学才华而拔擢，在西晋尚不多见；东晋以后就较为普遍了。建武元年（317）征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永明十年（492）孔稚珪荐杜京产，“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沉吟道奥”；次年《斩王奂诏》“拔其文笔之用，擢以显任”；萧绎荐鲍几，“博涉文史，颇闲刀笔”；任昉荐王暕，“居无杂尘，家有赐书，辞赋清新，属言玄远”；刘孝仪荐贺玚，“幼能斧藻，长则琢磨”；又荐江兴，“颇涉书记，弥闲刀笔”；甚至到了后来，行文的风格也为之一变，如萧绎为东宫荐石门侯，“文传梦鸟，学重灵蛇，点漆凝脂，事愈卫玠”，就愈加绚其文采，烂漫无边了。更值得一提的是，梁武帝选择储君萧纲，首先推重的却是“文义生知”，而不论其理国的才干——这不能不说明文史在武帝心中重要的位置。据此可以断定，其因文学才华而被举荐的比例无疑在日趋增大。这正印证了《南史》卷五十九《王僧孺传论》以及李谔《上书正文体》中的判断：
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
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
姚察的意思很明确，所谓的“文史”，以其举的例子“二子之作，辞藻壮丽”来看，显然是侧重于辞藻，任昉、江淹也正擅长于此。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恪传》中所载：“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子恪少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此处显然是以“文史”、“文学”互称。正是感于文史的重要，高门子弟王僧虔宋世就曾劝诫其子：“或有身经三公，蔑尔无闻；布衣寒素，卿相屈体。或父子贵贱殊，兄弟声名异。何也？体尽读数百卷书耳。”说白了，只有读书，才能策试、辟举、文化传家，维持或增进家族的地位。进一步，这种“文史”转向，应当始于宋代：
宋初迄于元嘉，多为经史；大明之代，实好斯文。
宋武帝以一武夫爱尚文史，实开先河，这也是那一时代的整体氛围；只不过，其所爱仍多限于经史。太祖赐萧思话弓琴，手敕曰：“丈人顷何所作？事务之暇，故以琴书为娱耳”，则事务之暇以琴书自娱，即重视书籍、文化修养；重要的是，“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高节，诸子群从皆好学，而（宗）悫独任气好武，故不为乡曲所称”。这也说明从上到下，甚至底层乡曲也都以文义为高，可见社会浸润之深、之广。一句话，“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辩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词，文实忤主。文词之为累，一至此乎”。沈约批评的文辞之累，大约是指没用对地方。承其流风遗韵，到了大明（457—464）时代，才有了质的改变，“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敏”，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从《宋书》卷七《前废帝纪》、《宋书》卷八《明帝纪》的《求贤才诏》中，更能看出对文史才能的明确要求：
其有孝性忠节，幽居遁栖，信诚义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识，干事治民，务加旌举，随才引擢，庶官克顺，彝伦咸叙。
若乃林泽贞栖，丘园耿洁，博洽古今，敦崇孝让，四方在任，可明书搜扬，具即以闻，随就褒立。
虽然“文敏博识”、“博洽古今”几乎淹没在“信诚义行”、“敦崇孝让”的道德海洋，但与先前相比，至少国家诏令中已明显突出了文史标准，文史跨入了人们的视野。当然，这里的“文史”只是宽泛意义上的概念，本身的内涵随时代而略有变动，即以《陈书》卷六《后主纪论》“皆以文学相处”来论，就明显偏于文学方面，其史的方面，则不甚重视，或有意忽略。宋明帝泰始三年（467），议秀才考格时谢超宗认为：
非患对不尽问，患以恒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宁劣五通而常；与其俱奇，必使一亦宜采。
谢超宗的建议没被采纳；但“患以恒文弗奇”却无疑是当日社会主流思潮所追求的一个方向，这也实际上显示策文的评价标准业已发生了转移。汉魏时，策试要求直言极谏，于事有补；这一点，宋齐以来，确实发生了转移、变更：
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
“辞不贵奇”，批评的话语中正看出时人是“贵奇”的；《诗品》评任昉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是以诗不得奇”。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在“人自藻饰”的氛围下，自需“新奇”才能脱颖而出；王僧孺为时人所重，就在于“新事”；而“新事”，不正是“奇”嘛。元嘉时，王微就坦言：“文词不怨思抑扬，则流澹无味。文好古，贵能连类可悲，一往视之，如似多意。”南齐时张融自称“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又说：“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张融不无自得的话语中，正看出时人对“奇”不懈的追求。不妨说，就是在这普遍求“奇”的氛围中，谢超宗才对察举制度提出了这一求“奇”的观点。“承平”之际，自可以文学来点缀升平。妇人韩兰英有文辞，宋孝武帝时“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无独有偶，齐明帝建武初，琅邪王寂“欲献中兴颂，兄志谓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达，不镇之以静，将恐贻讥。’寂乃止。”显然，以文学来邀功，祈求腾达，一时间大有人在。
既然文学才华在举秀才中日益凸显其重要作用，甚至大有取代举孝廉之势；那么，文学对整个社会的辐射，自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次展开。这种氛围下，甚至权力高层，也不得不如此。《梁书》卷三十七《何敬容传》中“自晋宋以来，宰相皆以文义自逸”，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为此，“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嗤鄙”的背后，正看出时人对“庶务”不屑一顾，对“文义”情有独钟。或许正因为此，这一时节有治世才干的人颇为缺乏，刘宋时刘湛就曾不无狂言：“今世宰相何难，此政可当我南阳郡汉世功曹耳。”其敢狂言，正因时无其人。文史日渐兴盛，甚至让先前受重视的儒学、隐逸孤高之士也相形见绌、黯然无光。萧齐皇室后裔萧子显也感慨儒风不纯：“江左儒门，参差互出，虽于时不绝，而罕复专家。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萧氏的感慨正显示出宋齐以来文史对儒学的强力冲击，也即裴子野所说的“大明之代，实好斯文”。
不过，不管后人如何诟议，秀、孝策试毕竟使一些人脱颖而出，在当日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王融、陆厥、陆倕、张率、丘迟、何逊等都成了研究这一时期文学所不可绕开的人物，他们以一己才华，为南朝文学的繁盛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固然其间发展的方向不无偏离、旁逸斜出。梁、陈时日益重视的秀、孝察举，其意义也就在于此吧？但是，也毋庸讳言，这种以文史才华作为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东晋南朝文学的繁盛，固然起到了有力的推进；但文学真正的繁兴并未到来。究其实，恐怕有三点原因：一，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体——高门子弟，以一家利益为转移，甚至在朝代鼎革之际，也只是将“一家物与一家物”，一己门第岿然不动，自然不去关心、关注社会民生。“自是世禄之盛，习为旧准，羽仪所隆，人怀羡慕，君臣之节，徒致虚名。贵仕素资，皆由门庆，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则知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看似通达的语调，却饱寓感伤、痛楚，萧子显虽有可能感于一家的变迁，但他正道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东晋以来普遍的现实。南朝的史籍中是绝不见《忠义传》的，赵翼在遍检南朝诸史时指出：“所谓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弘、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二，士人多以“事功”为耻。上所言“敬容独勤庶务，为世所嗤鄙”，以及张岱拒绝齐武帝封赏时说的话，都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说，家贫尚可接受，一旦因事功赐禄，则万万不可。三，东晋南朝，尽管一再下诏求“谠言”；然一旦对时政严词批评，又多不为时主所容，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梁武帝对贺琛“陈事”的极端态度，“大怒，召至书于前，口授敕责”；这就让本不愿意直面时政的人更噤若寒蝉，不留意时政了。这些都不能不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也只能在形式、遣词造句上，“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而不可能洞达社会、关心民漠。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梁末侯景之乱，一些文人播迁北上，如徐陵、庾信、沈炯等激于时变，才在荒寒的异域吟唱出动人肺腑的时代之歌。
$第三节 来自主流的声音：从孙绰到傅亮、
谢灵运、颜延之
显然，因评价标准、视野的差异，当下文学史评价较高、看好的作家，当日不一定处于主流地位，甚至还处在边缘，晋宋之际的陶渊明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诗品》列陶渊明为中品，《文心雕龙》也基本上没有评价。《宋书》、《南史》、《晋书》中陶渊明只是作为一介隐士列入《隐逸传》，而不列入《文苑传》，这是史臣的观念。当日与之深交的颜延之，在其死后作诔文，也是直称“陶征士”，“南岳之幽居者”，文中凸显的也是隐居不仕的高洁，对其诗文，仅称“学非称师，文取直达”。八、九十年后，梁萧统第一个整理陶渊明文集时，其所作序，评价才略微高一些：“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因此，在历史的存在中，钩沉当日来自主流的声音，无疑更能较为真切地探求骈文迁变的轨迹。
这种主流的声音，可先追溯到东晋中期的孙绰。孙绰在当日的官职并不很显赫，只是作过扬州刺史、建威将军殷浩长史、右军将军王羲之长史、永嘉太守、散骑常侍等；就是后来的散骑常侍，也不过是第三品。但孙绰的文学名气甚隆，“于时文士，绰为其冠”，东晋前期位望最高的大臣“温（峤）、王（导）、郗（鉴）、庾（冰）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可见孙绰在当日声名卓著。历史上盛名一时的永和九年（353）兰亭聚会，尽地主之谊的王羲之作序，孙绰则写《兰亭集后序》，这不能不说孙绰的文名时望之高。孙绰也一度以此自负，曾以其作《天台山赋》示友人范荣期：“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也。”
咸安元年（371），孙绰卒后，一时间文采出众、声高位尊的当推傅亮。东晋中期，孙、许并称；许询擅长玄谈，其文学名声却不免逊色许多，孙绰本人就说：“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至于傅亮，则“博涉经史，尤善文词”， 据《宋书》卷四十三《傅亮传》，桓玄篡位时，就已初显名声：“闻其博学有文采，选为秘书郎。”大约在义熙九年（413），“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为朝廷撰写表策文诰，自然看出傅亮在刘裕心中的地位。之后，傅亮又作为顾命大臣，辅佐少帝——这种贵显的地位，当然更易影响当日文坛的风向。但好景不长，傅亮于元嘉三年（426）被杀。那么，此后谁执掌文坛的牛耳呢？
至于今人所推崇的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当日的实际地位是不一样的。《宋书》中，鲍照不仅没有专传，仅附于《刘义庆传》后；而且，尽管鲍照当日宋孝武帝刘骏又“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其有意夤缘攀附，元嘉时写《清河颂》，甚至曲意逢迎，也终究不为所用。重要的是，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文学传论》评价鲍照类“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甚至定性为时人鄙夷的“郑卫之音”，《诗品》列鲍照中品，且评“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都看出时人对鲍照的评价委实不高。这种文风，自然不会进入主流，更不会为时主采纳。当然，作为一体，较为风靡、盛行，又是另一回事。至于谢、颜，则明显不一样。作为一流高门出身的谢灵运不仅“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且颇受文帝器重，“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又曾让谢灵运撰写《晋书》，文帝待之如此，民间更是认可，“每有一首诗至都下，贵贱莫不竞写，宿昔间士庶皆遍，名动都下”，一时间洛阳纸贵。当然，谢灵运袭封康乐郡公，是被谢家寄予振兴家族重任的核心人物，也强化了这种声誉。谢灵运死于元嘉十年（433），之后，文坛的当轴人物就是颜延之了。颜延之，据《宋书？颜延之传》，早在义熙十二年（416）年，就已崭露头角：“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这之后的一件事，颇能显示当日的文坛风向：
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亮甚疾焉。
揆之常理，傅亮时已身居尚书令的高位，又一度受武帝的器重，自不会与一尚书仪曹郎、太子中舍人的颜延之斤斤计较，但实际上却“甚疾焉”。之所以如此，只能是颜延之声名鹊起，已严重威胁到傅亮在文坛上的话语地位，在一个极端推重文才的时代——无疑让傅亮不堪忍受。也许正是有意展示才华，“负其才辞，不为之下”，颜延之在隶事、偶对、藻饰方面几乎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此得到鲍照“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以及汤惠休“颜诗如错彩镂金”的评价。此后，颜延之虽“好酒疏诞，不能斟酌当世，见刘湛、殷景仁专当要任，意有不平”，“辞甚激扬，每犯权要”；但也因时无其人，仍在主流的位置。孝武帝刘骏时，因其子颜竣贵重、权倾一时，颜延之也跟着沾光，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孝建三年（456）卒时。这一年，鲍照四十三岁，已经开始了诗坛的驰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