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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西晋:国家观念的弱化及骈散的杂陈(6)

陆云看到了《楚辞》中“情”的因素,这一点也明显地表现在《九愍》的改拟上,即《楚辞》中香花恶草隐喻的消退,甚至退到了微不足道的位置,一己的情感则上升为文章的主体。这是文学自觉的表现,它也开启了南朝研究、评价《楚辞》重“情”的思路,如沈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源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萧绎“屈原、宋玉……则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需绮糓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魏晋是一个重情的时代,魏晋人一往情深,哀乐过人。在向内审视时,他们发现了东汉以来紧守礼法士人所不能发现的深情。这些逸事在《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嵇康传》,《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不少,虽不一定都可信,但其间彰显的真率、自然、重情的精神内核却是有现实的依据。“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礼岂为我设也”,正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凝练概括。这是学界常识,无需赘语。但是,这种时代思潮还没有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直接挣脱“言志”的束缚,进入到文学批评领域,第一次高扬“情”的理念,恐怕非陆机莫属。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与陆云在信中反复辨明的“情”当有重要关系。陆云所言,“昔读《楚辞》,意不大爱之。顷日视之,实自清绝滔滔”。也说明陆云“清”的观念实与《楚辞》有密切关系;至少,它是在《楚辞》的商榷、探讨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观念。

而《楚辞》一向是以华艳著称,从钟嵘对源自《楚辞》诗人如李陵、班姬、王粲、嵇康、陶潜、刘琨、卢湛等评价能看出,宪章《楚辞》的,风格一般都有怨、清、丽的特点。刘勰就说过“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陆机更以天纵才华,借本就富艳的《楚辞》,变本加厉,踵事增华,成就了“绮靡”文风。但陆机的努力当时就遭到了质疑,其弟陆云就有微词,欲其“省净”,张华更讥评为:“人之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陆文如排沙捡金,往往见宝”,刘勰也说:“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可见对其缺陷,时人和后人都有清楚的认识。

$第六节 散文的空间

姜书阁先生在《骈文史论》第十中专列一节,即《以张华、左思、潘岳、陆机为代表的西晋骈文家》,来探讨这一时期的骈文。或许姜先生过多着意于骈文,相对忽略了这一时期散体文创作仍很兴盛的现实,难免会给人一种误解:好像这一时期的文章都是骈体。一定程度上,如上面讨论的章表等实用公文、赋作,骈俪的程度确实较高;但从整体上看,即便是章表、赋作,也还有以散体来写作的,刘琨《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基本上就是以散体写成,盖因激于时艰主危,悲痛、激切之下,不甚择言的结果。相反,本来可率意行文的,如《答卢谌书》中,却又多以骈语成文,这似乎能说明刘琨不大介意骈、散的界域。这种变例在西晋并不少见。即便是骈体大家,崇尚“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的陆机,其《豪士赋》、《演连珠》、《文赋》、《怀土赋》《谢平原内史表》,都确实称得上骈体的典范;但其《答陆云书》则纯为散体,甚至不避口语、方言。这倒真实地看出时人的一些心态:私下场合,关系密切时,是不大雕琢、刻意行文的。而且,即便是有较多骈语的《辨亡论》,行文间还是倾向于骈散不拘,如“元首虽病”到“授任之才异也”一段,与其说是骈体,倒不如说是散体,颇有《过秦论》的纵横之势。而这种纵横、慷慨陈词,是很难用骈文达意的,上举刘琨《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也说明了这种情况。骈文最适宜于舒缓达意,对此,孙德谦有深切体会:

六朝骈文,绝不矜才使气,无有不疏宕得神,舒缓中节,似失之懦钝者,不知阳刚阴柔,古今自有两种文体,若泥简文之说,而即以摈黜六朝,则非也。

以吾言之,六朝骈文,即气之阴柔者也。尝试譬之……若高人逸士,潇洒出尘,耿介拔俗,自有孤芳独赏之概;以言文辞,六朝之气体闲逸,则庶几焉。《易》曰:“一阴一阳谓之道。”斯岂道为然哉?六朝文体,盖得乎阴柔之妙矣。

这是孙氏精心研讨六朝骈文“垂三十年”得出的一个重要观念,颇有启发意义。孙氏看到了六朝骈文的阴柔、舒缓之美,实为孤觉先明。六朝骈文“绝不矜才使气,无有不疏宕得神,舒缓中节”,得“阴柔”之美。这一时期的文章以“阴柔”、“疏宕”、“闲逸”见其风神,于“阳刚”、“纵横”、“慷慨”、“疾风暴雨”等风格则殊难表达。根子里,是骈文本身多四六节奏所决定:“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由此“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这是一个重要观念,杂言是“随时代用”,随时变迁;文中四字、六字的定型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刘勰清楚地看到四六字、三五字成文所呈现的不同风格:一味用四字,显得紧密、急促;一味用六字,则显得迂回、和缓。要避免这种弊端,就需要“变之以三五”,即调整句式的字数来达到目的。这当然只是齐梁时的观念了。从横的历史进程看,调配字数,“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两汉时刘歆、桓谭作品中“百句不迁”,说明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到了西晋陆云,才朦胧地意识调节文辞的字数问题:“四言转句,以四字为佳。”不过,陆云最终还是没有意识到四六句式所能形成的特定的文章气格。这一点上,到了梁朝的刘勰,就明显地探察到了,但最终也没能深入阐释。比较之下,孙氏的价值正在于此。慷慨陈词,就较难用骈俪达意。这一点,在同样追求藻饰、骈俪的,甚至被李充称为“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糓”的潘岳身上也有体现,如《西征赋序》感慨历代兴旺和一己屈沉下僚,“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时,不禁悲从中来,措辞颇多沉痛,也只是以散体道来:“俄尔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招拜,亲疾,辄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调配字句以表达慷慨、沉痛之情,但也显然都是散句,整齐的句式只是到了徐陵、庾信的手里,才能运用得自如一些。

当然,这只是个别情况。整个来看,散体在这一时期还有较大的空间,还占据着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序文:序文更多的都是以散体来写,这也是序文本身的性质所决定:“譬之撰诗赋者,往往标明作意,列序于前。所以用序者,盖序即散体,而诗赋正文则为骈矣。使诗赋语极秾丽,而无序言冠于其首,读至终篇竟不知其旨趣何在”;一句话,用散体的序来彰明旨趣。至于陆机《豪士赋序》以骈俪写成,这只是极少数情况。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些散体行文的序:如潘岳善为哀诔文,《文心雕龙?诔碑》即评“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征厥声者也”;被《文选》卷五十七《诔下》选入的《马汧督诔》,可称为不刊之作。但其长序也基本上由散句构成,即便是一些能构成偶对的句子,如“若夫偏师裨将之殒首覆军者,盖以十数;剖符专城,纡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子以眇尔之身,介乎重围之里,率寡弱之众,据十雉之城”等,也出之散句。类似的句子,陆机《吊魏武帝文?序》则出以工整的偶对。至于诔中“群氐如猬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凿穴而处,负户而汲。木石将尽,樵苏乏竭,刍荛罄绝。于是乎发梁栋而用之,……用能薪刍不匮,人畜取给,青烟傍起,历马长鸣。凶丑骇而疑惧,乃阙地而攻”等,则几乎纯为散体,可不置论。再如潘尼《乘舆箴序》,也是散体写成。

二、书信:曹魏时的书信多用散体;这一点,第一章第三节已有论述,此处从略。这种情况到西晋时,骈俪的情况虽一度有所发展,但远不能动摇书信散体的格局。

三、子书:所谓“子书”,据《文心雕龙?诸子》的观点:“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彼皆蔓延杂说,故入诸子之流。”对“子书”的内容,刘勰也有论断:“夫自六国以前,去圣未远,故能越世高谈,自开户牖。两汉以后,体势浸弱,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此远近之渐变也。”魏、西晋时的子书,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志》载,有《傅子》一百二十卷,傅玄撰;《析言论》二十卷,晋议郎张显撰;《桑丘先生书》二卷,晋征南军师杨伟撰;《博物志》十卷张华撰;《张公杂记》一卷,张华撰;《抱朴子外篇》三十卷,葛洪撰等。其中,较著名的有《傅子》、《博物志》、《抱朴子》等。整体上看,这些子书都以散体写成;即以《傅子》来论,虽然因阐明作者政治道德伦理观念而缺乏思想的光彩;但其文学光彩却不可遮掩,傅玄借鉴、吸收历来子书《庄子》、《史记》、《论衡》等来刻画、描写人物,如《马先生传》、《刘晔传》等,无不曲尽其妙、穷形尽态,应当说,史笔不错。裴松之作《三国志》注,就多所采用。至于《抱朴子外篇》,情况特殊一些,言辞华丽,大量使用故事和偶对,长隔句对也所在多有,这种情形,与葛洪的认为语言要华丽有很大的关系,“繁华晔则并七曜以高丽,沉微沦妙则侪玄源之无测”,由此丽辞能达到“人事靡细而不浃,王道无微而不备”,故能流芳千载,“身贱而言贵,千载弥障”。

四、杂传、史论:继三国之后,一时间,私家撰写史书的风气颇为盛行,甚至出现“两晋六朝,百学芜秽,而治史者独盛”的局面。西晋末年,祖纳避地东南,但好博弈下棋,荒度岁月。为此,王隐劝说祖纳撰述以达其道,“故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俱取散愁,此可兼济,何必围棋然后忘忧也!”春秋时,《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已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言论。王隐的一番话,也正是这种观念的沿袭。但王隐强调修史而不朽,就与曹丕《典论?论文》中“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有些差异。在王隐看来,如果不能“以功达其道”,可以“以言达其道”,而“以言”的最好方式就是修史,记述闻见,“明乎得失之迹”,这样就能“没而不朽”了。这是时风影响下的一个观念。“据不完全统计,西晋一朝写成的前代及本朝史书,总有近百种。仅据《隋书?经籍志》‘正史’、‘古史’、‘杂史’三类所著录,即达二十种以上。”为此,借史以立论层出不穷;但西晋时的史论,多以散体为之,这可借王沈《释时论》与干宝《晋纪总论》为例。王沈,高平人,出身寒素,不随俗沉浮,为豪族所抑而沉沦下僚,郁郁不得志。因为洞明时弊,论中借“东野丈人”的口,对门阀政治及污浊、腐败堕落的社会现实给了犀利的批判:

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贱有常辱,贵有常荣。……心以利倾,智以势昏,姻党相扇,毁誉交纷。当局迷于所受,听采惑于所闻。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童仆窥其车乘,阍寺相其服饰,亲客阴参于靖室,疏宾徙倚于门侧。时因接见,矜厉容色,心怀内荏,外诈刚直,谭道义谓之俗生,论政刑以为鄙极。高会曲宴,惟言迁除消息,官无大小,问是谁力。

据同传载:元康初,蔡洪作《孤奋论》,与《释时》意同,读之者莫不叹息焉,可见对世俗熙熙求利、诈伪、攀附、势利等诸种情态的刻画引起了时人的深深共鸣。干宝《晋纪总论》虽然不无仿效《过秦论》,但明显受此影响。干宝是东晋明、成帝时的人,比王沈大约迟二、三十年。两相比较,在句式整齐、偶对,以及虚词的灵活运用,如“是”、“又加之”、“而”、“由是”、“而”等方面,是比《释时论》进化多了。而且,《晋纪总论》不仅多有长隔句对,如“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等,还出现了类于后世四六句式的七四、八四句型,如“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与“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等。能相信,这种句式再进一步发展,就会转为六四句式。再者,虽同是讥评时风,但《晋纪总论》的藻饰明显比《释时论》浓烈,气势激荡、凌越,“雄骏类贾生,缜密似子政,晋文之杰也”。为此,被“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文选》所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史论的骈俪色彩较浓一些,但众多的杂传、正史都还是采用散句来叙事。

但这种散文的空间,显然不能与南朝相提并论:“六朝(此所言,当为南朝)骈体之盛,凡君上诰敕、人臣章奏,以及军国檄移、与朋友往还书疏,无不袭用斯体。至于立言传世,其存于今者,若梁元帝《金楼子》、刘昼《新论》、颜之推《家训》,其中皆用骈偶,《新论》则全书尽然。若刘舍人专论文字,更不待言矣。盖亦一时风尚,有以致此。”西晋只能是骈体的酝酿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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