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周因“枝干相持，得居虚位”，为此，即便在“海内无主”，仍能支撑“四十余年”，凭其余威而持续执掌天下；赢秦则因“内无宗子以自毗辅，外无诸侯以为蕃卫”而一朝荡灭；汉代，鉴秦之失而盛封子弟，却最终导致七国之乱；但推恩令下，“孤弱公族”，又导致了王莽篡夺。历史的鉴戒不得不引人深思。类似的告诫，十二年前，即明帝太和五年（231），曹植《陈审举表》中就已有发露：“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遗憾的是，明帝虽“优文答报”，并于“其年冬，诏诸王朝”，一定程度上有所付诸实施；但明帝骨子里并不是力行改变，恐怕只是略事安抚，收拾一下人心；尽管当日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能“政由己出”，即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说，曹植是从一己不公的迫害中，预感到曹魏政权潜在的危机；那么，十二年后，因抑制诸王国策的弊端日益显露，司马懿的威望又如日中天，曹冏无疑更真切地感到曹魏天下的动摇。比较曹植的上表，曹冏的语意愈加悲苦、显豁：“而宗室子弟，曾无一人间厕其间，与相维持。非所以强干弱枝，备万一之虑也。”曹冏的话不幸成了一记谶语：六年后，即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时，素无谋略的曹爽只能束手就擒，曹氏诸王也只能眼睁睁地坐视天下改了姓名。《六代论》的警策在此，价值也在此；《六代论》以气势著称，“一气奔放，尚是西汉之遗”。其文采、藻饰反倒不甚突出——这可能是言语激切、急不择言的结果。
李康的《运命论》恰好相反，其论说治乱、穷达、贵贱都由时运所致，思想过于消极，固无足观；但其于文采、藻饰的经营之处，却颇见苦心。文中有两点特出：一、排比文句，甚至多至六句，如“夫以仲尼之才，而器不周于鲁、卫”一段，“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一段，“若夫立德必须贵乎”一段等，都能让人体味出文气的蓬勃郁发；二、气脉流动、疏宕跳跃。虽同样强调天命无常，不可妄求，要安时处顺，班彪《王命论》就比较质直，不多事文采，如班文直接叙述陈婴母和王陵母的作为，来说明秦末豪杰并起时“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即达于事理、见几而作，以此论证“穷达有命，吉凶由人”。这一段，班彪全用散体，并直接引两位母亲的话，不加丝毫的剪裁；这种情形，在《六代论》中是绝不见踪迹的。《六代论》中的隶事，也着实令人叹服：尽管可能因谈论治乱、穷达、贵贱，容易从历史上找到素材；但文中旁征博引，见于篇章的历史人物就多达三十多人，这让人不得不赞叹隶事的密度；而以此形成的纵横之气，几乎无人能出其右，委实“可谓浩乎沛然矣”。
以上两篇文章是依托历史来透视现实、人生，而《达庄论》、《养生论》则是借与现实的疏离，展现出一己的愤激之情——骨子里是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因为这两论，与其说是在讨论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方式，毋宁说是对极端残酷、令人窒息的社会的一纸宣言，向世人，也向当权者表明一己的政治态度。《达庄论》中，“先生”——实为作者的化身——针对“礼法之士”的诋毁：“今庄周乃齐祸福而一死生，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类为一指，无乃徼惑以失真，而自以为诚者也？”而严厉驳斥“礼法之士”的虚伪、矫饰：“皆盛仆马，修衣裳，美珠玉，饰帷墙，出媚君上，入欺父兄，矫厉才智，竞逐纵横，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故不终其天年而大自割繁其于世俗也。”最终，“礼法之士”理屈词穷，“丧气而惭愧于衰僻”，只得落荒而逃，“乱次而退，踼跌失迹”。这里，“家以慧子残，国以才臣亡”的指责，正是反用《老子》十九章中“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的话语，其实也正隐喻当日混乱、动荡的天下一如春秋战国时期；但言辞更加激切、痛惜。《世说新语？栖逸》刘注引《魏氏春秋》说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不能倾诉，也无处倾诉，只得一任车迹所穷，“恸哭而返”，其悲痛、愤激、无奈，都在这种逆常行为中淋漓尽现。又，阮籍曾登广武城，观楚汉战处，说道：“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生不逢时的悲痛、伤感，也溢于言表。或许，正是这种“无可说处”的深恸，让阮籍在笔下倾泻了无可止抑的愤懑和斥责。
至于《达庄论》的行文，可借刘师培的话作一概述：“《通易》综贯全经之义，以推论世变之由，其文体奇偶相成，间以韵语。《达庄论》亦多韵语，然词必对偶，以气骋词。《乐论》文尤繁富，辅以壮丽之词。阮氏之文，盖以此数篇为至美。”不过，刘氏所说“词必对偶，以意骋词”未免宽泛了些；如“故复言以求信者”一段，有严格的对偶，如“名利之涂开，则忠信之诚薄；是非之辞著，则醇厚之情烁也”，对仗工稳；但阮籍在批评“竞逐趋利，舛倚横驰”时，例举了形形色色的人，其前面的限定语，则从五字到六字，甚至十一字等，字数并不划一，就似乎说明阮籍并不强求一致，没有刻意经营。而“被珠玉以赴水火者，桀纣之终也；含菽采薇，交饿而死，颜夷之穷也”一句，更远离了对偶；这一点，六朝人是绝不会这样做的。重要的是，其间还杂有一些散句，如“庄周见其若此，故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本，寓言以广之，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岂将以希咸阳之门而与稷下争辩也哉”等；这些不能不说是初期的表现形态。不过，比起建安时期，毕竟又整齐、骈俪多了。阮籍的言志之作《大人先生传》，也是时散时骈，时韵时否，时而三言、五言，时而七言、九言，即处于一种杂言的状态，这都是初期不成熟状态的表现。
这一时期，何晏的《景福殿赋》可谓特出，对骈文的行文实有较大的示范作用，“篇幅颇近于汉之大赋，而辞句则骈俳更远过于建安、黄初。不对则已，对则务求工丽；用韵极有规律，虽在篇之首尾，亦不用散句，大抵皆两句一韵”。这一篇文章的偶对确实堪为称道：不仅连续多精工的对句，而且有多的长隔句对，如“故其华表，则镐镐铄铄，赫奕章灼，若日月之丽天也。其奥秘，则蘙蔽暧昧，仿佛退概，若幽星之连也。既栉比而攒集，又宏琏以丰敞。兼苞博落，不常一象。远而望之，若摛朱霞而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云。羌瑰玮以壮丽，纷彧彧其难分。此其大较也。”这一段，显然是有意模仿曹植的《洛神赋》词语、句式；而《洛神赋》正以绮丽、旖旎著称——这自然看出何晏对藻饰、铺陈的有意追求。这一点并非无因，“魏明帝将东巡，恐夏热，故许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赋之，平叔遂有此作”。何晏此作大概正是投其所好而摇珠散彩，因为明帝特别青睐于京都赋，其让何桢作《许都赋》，赞美刘劭《赵都赋》，让他再作《许都赋》、《洛都赋》，都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大概是出于京都之赋能润色宏业、宣扬声势的原因。这样，何晏势必会调动一切手段，追求藻饰、辞采，甚至声韵了。这里还需阐明一下，因为赋、诗两种题材，在魏晋，直至南朝都是时人最重视的文体。对于赋，虽然扬雄区别过“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都强调“丽”的特色，曹丕也不例外，即“诗赋欲丽”，陆机《文赋》则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当是互文见义，即赋作的两大特色：绮靡和体物。体物即描绘物色，也即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所称“相如巧为形似之言”中的“形似”一语。魏晋人对此都特别注重。左思鉴于《上林赋》、《甘泉赋》、《西都赋》等作“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而“其三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即强调“征实”——这实际也是物色的描写。至于“丽”，则与赋的源头有密切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追溯时认为源自孙卿、屈原，原因是“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这一观念也被相传为皇甫谧所作的《三都赋序》继承，即肯定赋源自文风侈丽的“楚辞”，后发展为“文必极美”、“辞必尽丽”（班固则概括为“侈丽闳衍之词”）。整体上看，赋的骈俪色彩在各种文体中是最浓的，原因就在于此。因此，《景福殿赋》有如此浓艳的骈俪特色，也实属自然。
不过，如果拿魏、西晋文与六朝文相比，其在用词上力求简易，倒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刘勰《文心雕龙？练字》：
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
两汉人多有精通小学、字书的，如扬雄《训纂篇》、张揖《埤苍》、史游《急就章》、张揖《古今字诂》等；因此“复文隐训”，“翻成阻奥”而不大容易识读。这虽有时代隔阂的原因，但一定程度上却不得不归咎于汉赋驰骋藻饰、累垛辞藻以夸饰的风尚，也即刘勰所说的“联边”字多——这势必要寻求字书的帮助。这一点，魏晋时确实有所改变：一方面，京都等骋辞大赋日趋于衰落，不必在字词上一逞其巧；另一方面，时人虽崇尚博学，但这种博学却没更多地表现在行文中，或者说，表现在隶事和词语上，至少，还没有刻意追求“一字诡异，则群句震惊”的特出之效。当然，这时也不是绝对没有，只是太少见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练字》注引袁守定《占毕丛谈》的话，可作为更好的说明：
然则，奇字遂不可用乎？可用也。史迁更遣长者扶义而西，不曰仗义而曰扶义，有扶持之意也；范史邓彪仁厚委随，不能有所匡正，不曰委靡而曰委随，有随从之意也；又左雄疏或因罪咎引高求名，不曰务高而曰引高，有借饰之意也；南史沈约曰，此公护前，不让则羞死，不曰护过而曰护前，前字所包更广也。必用此字，其义乃安，其义乃尽耳。然即此便是奇字，非以不可识者为奇也。
袁氏所举四个追求奇字的例子，“扶义”为西汉，出自《史记》，“委随”、“ 引高”、“ 护前”三词出自六朝，即范晔《后汉书》所载《邓彪传》、《左雄传》，以及《南史？沈约传》。这是因为追求奇字异辞，宋齐以来，蔚为风气（见下论）。但也显然，南朝时追求奇字，与两汉截然有异，是平常字中谋求特别的表达效果，不是一味铺陈偏僻的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