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对四川省各种丝绸工业研究之后，便认为当时四川丝绸工业各个分支的制造手段和设备，只具有纯文献和描述性的意义了。只要四川人的纺织方法和设备未经改造，那么西方工业似乎很难从中获得启发和教益了。当时有人曾预见到，西方先进的丝绸纺织手段和设备、科学的方法、雅卡尔（Jacquard）机械织机，即将传入中国内地。但就中国现有的习俗与法律状况而言，这样一种发展似乎仍然令人疑窦丛生。为此而尚需要数代人坚持不懈地工作，才能最终完成这场经济革命。人们也不应该忘记，中国的丝绸工业始终主要是家庭性的，超过10架织机的生产作坊很稀少。但由于他们顽固地遵守祖制传统，于是便成了其迷信的束缚者，对“机械化”表现出了逆反心态。他们在很长时间内，还会像现在一样，拒绝机械织机，因为他们似乎尚未感到这方面的任何需要。他们由此而无法生产数量更多的丝绸。正如某些官吏们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坚信，无论西方机械的能力多大，它们永远也不会生产出如此廉价的丝绸了。当然，这种状态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欧洲人已经在中国内地中心地区居住，那里似乎始终都在逐渐发生变化。大家很容易预见到，总理衙门将被迫给予外国企业家和商人越来越大的便利。在一个难以确定其期限的未来，中国随着新通商口岸的开放，也必然会同时出现一个个外国大企业、大工厂和机械纺织业进入中国内地的时代，就如同当时在上海一样。非常遗憾，人们还不能为这种发展确定一个特定时期。但其征兆必然会吸引两个大陆的商业界和外交界。中国自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便陷入了严重的危机。这次危机似乎使中国再也不能无视西方，而西方却正要征服中国。里昂商会赴华考察团认为，法国工业应该在辽阔的中华帝国确保一种合法的和充分的地位。但法国人当时也只处于一种预测境地，尚难确定法国机械纺织何时进入中国。只要法国真正进入中国的通道北圻—红河之路畅通，法国里昂工业便可以很好地利用中国的这种局面。如果印度支那铁路一直通向中国门户云南，那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法国里昂的制造商，完全可以提供云南、贵州以及西藏周边地区的一直由四川提供的那些特殊产品。法国成匹的染色丝绸、慕本缎、平春和宁绉等，均可以以其丝细、质轻与光泽而与中国丝绸相媲美。四川府极其潮湿的气候，可能会致使法国丝绸受损，从而使人们对它们的评价不高，因而必须采纳适当的防范措施。
四、贵州的野蚕丝及其纺织业
野蚕子的养育，形成了贵州省最大的收入之一。这不仅仅是由于蚕农养蚕，而且还将自己所养蚕的蚕茧缫成丝，并且由此而获得的丝织成一种叫做府绸的丝绸。它既在当地消费，又是向遵义府输出的商品之一。遵义是一座相当重要的城市。据官吏们认为，它共有2.8万户左右的人家，其人口约为15万（这种估计也可能有些太高）。它是被称为“山丝”的野蚕丝的主要生产中心；同时还有附近的仁怀、湄潭和四川綦江，它们都是山丝的产地。
“野蚕子”的品种是本地的特产，不能生产优质丝绸产品。当地居民习惯于饲养湖南蚕种的野蚕。养蚕人于每年农历八月间，派人前往该省，寻找被保留下来的准备做蚕种和再生产的蚕茧。蚕蛹尚未被窒息而死。这些蚕茧于次年的农历十月间开始孵出蚕蛾。因此，在蚕蛹孵化之前，要度过4—5个月的时间。当蚕蛹发生了变化，成蛾之后又交配和产卵。蚕种要保存在用黄荆枝条编成的筐中。中国人认为，其他任何做法都不会产生好成果。当蚕被孵化出来之后，人们便用最嫩的栎树或橡树叶喂养它们。经过这样处理数日之后，再把它们直接运往栎树上。蚕正是在这种富有营养的树上度过终生，直到结茧为止。树上之蚕，是蚕农们不间断监视的对象。他们白天要防雀，夜间要防盗。育蚕期要有60—70日。蚕在此期间要经受其裸体期和蜕变期，相继从黑色变黄色，再从黄色变绿色。蚕茧在8天左右织成，但到温度很高时，3—4天就足矣。
贵州野蚕一般均属于“花腿蚕”类。它们主要是以“金刚树”或栗叶栎树的叶子为食。这类栎树主要是生长在贵州山区的贫瘠土地上。它们在那里形成小灌木丛，在贵州特别著名。由于其高度的原因，人们在该地区只能看到其灌木丛，其树叶既像橡树叶，又像栗树叶。
当家养蚕无法仅以桑叶饲养时，山蚕则是以桑叶和同类的栎叶为饲料。山蚕茧为椭圆形，浅灰褐色，表面附有细粒，组织纹络松弛，外表完全是蚕衣。其茧的平均直径为20mm，其平均长度可达38mm，其重量一般为45mg，新鲜蚕蛹的重量平均为41mg。山蚕茧一般均在家庭中缫丝。根据收成多少，它也会成为一种持续交易的商品。山蚕茧一般均不按重量，而以个头出售。每“万”只蚕茧的售价为4—5两白银（相当18—20个法郎）。这些山蚕茧均不外销，而仅由当地的蚕农家庭来缫丝。这些茧在被缫丝之前，其质地组织含有很多树胶。在缫丝之前，要把蚕茧浸泡在酸性很强和很有溶解力的溶液中，其中包括猪胆汁。然后它们又被植入一个滚烫的火锅中。山蚕的蚕茧缫丝（野蚕丝）没有家养蚕缫丝那样仔细，由此而获得的丝既粗糙，又很不规则。经验证明，输入贵州的湖南山蚕种也在逐年蜕化变种，当地人每年都要改良其更新代蚕种。
遵义府的缫丝女工，每缫1万只蚕茧，也只能获得1两白银（约合4法郎）的工资。如此缫得的山蚕丝，每市斤（604克）可售得1.30—1.80两白银。蚕茧的平均重量为4.15mg，其平均直径可达20mm，其正常高度为38mm。每只母蚕可产100—120枚蚕卵，其平均重量为9dg（分克）。蚕卵呈淡青色，于其扁平部分有一个深色斑点。蚕蛾经过15—20个小时之后，便会自动停止交尾。
在贵州就如同在四川一样，丝绸交易具有特定和一成不变的日子。当蚕农们结束了对其蚕茧的缫丝之后，便去将其产品交给遵义府那些拥有织机的或准备推销给专门纺织工的商贾们。在遵义府及其附近地区，当时有50万户人家从事野生丝或山丝的纺织。据当地官吏们认为，每户人家原来拥有10架左右的织机，后来便减少到只有4—5架了。除了那种使每个家庭纺织自己的蚕茧产品的家庭工业之外，还有某些拥有代人来料加工织机的纺织专业户，他们加工养蚕户送来的蚕茧。他们制造单色丝绸和花绫绉。纺工们由皇帝供养，都会赚取一点微薄的佣金。遵义纺织厂将山丝织成了米灰色丝绸。他们也是一般都拥有10架织机。外来参观者们会对工厂内部的井然有序和干净利落而感到吃惊：4架织机纺织花绫绉，6架织机纺织单色丝绸。它们一共占用30名工人。在遵义府，山丝织工每匹挣0.5两白银的工资，习惯上是每人每月交付6—7匹丝绸。因此，纺工的月薪是平均3.5两白银，即14法郎。在贵州的另一个纱罗纺织中心正安州，纺工每纺一匹纱罗获023两白银。由于他每月可交付10匹，故而其月薪高达25两白银，也就是10法郎。
遵义府使用的生丝，最常见的是100-200旦尼尔的线段。在遵义府，每个制造商年产250—300匹丝绸。若以这一数字以及中国官方公布的4500—5000架织机为基础，那么仅仅遵义城，每年便可以生产12万—15万匹丝绸，整个遵义府丝绸的全部产量约估为70万匹。每匹丝绸长15m，宽45cm。每匹售价3—3.5两白银，即12—12.5法郎。山丝的丝绸叫作府绸，一般均在贵州省内消费。中国海关统计则显示出，每年都有自重庆小批量的府绸输出，年均200包左右。
虽然府绸可以被染成各种颜色，但它最好还是被染成黑色和烟灰色，其他颜色都不能牢固地着色或保持染色的均匀度。这很可能是由于中国所使用的苯铵染料的低劣质量。遵义府每年消费约6000两白银的苯铵染料（约合24万法郎）。每匹府绸的染料（红、蓝、紫、黄诸色）的成本价格为03两白银。如果从中加入五倍子（没食子），那么每匹府绸的染料价格就会回落到0.10两白银，即0.40法郎。
在遵义府之外，贵州省各丝绸生产中心（诸如正安州等地）还将他们的丝绸输往湖南省。他们所产的丝绸上面带有“春绸”和“Pien-lang春”的牌子名称。遵义府的丝绸商们似乎成功地学习了广告艺术。他们只要再取得少许进步，便会在这方面获得巨大成功。遵义府罗氏商人的商号叫作“万顺罗记”，其广告词是：“吾家常居贵州遵义，坐北朝南。本店已开张多年，既不惜金钱，又不吝人工。本店精选最纤细、最白净、织幅比过去更长、根据北京风格而染成各种颜色、朴素而无杂混的丝绸，可以进贡给皇帝。在全省，所有人都熟悉这种丝绸，童叟无欺地出售给商人。愿意来店采购的商人，应提前查验本店的牌号与印记，作为证据。”
在整个遵义府，约有100万居民。
结论
四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丝绸生产大省。张骞通西域时，便在西域发现了邛杖蜀布，可见它们传入西域比张骞“凿通”西域的时间（前139）还早。以四川为主体的中国大西南，历来都是丝绸之路，特别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入基地、商品供应地和集散地。西南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共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三大组成部分。四川不但植桑养蚕、缫丝织绸，而且还将生丝与丝绸输往中国西南的其他省份，畅销南亚、东南亚、中亚，乃至欧洲大陆。它为中外经济、文化、政治和文明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不可讳言，到了清末，四川的丝绸产业虽然还大量存在，却落伍了。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机械化大生产的高潮中，四川还有点墨守成规，脱离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法国里昂商会中国商会赴华考察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四川丝绸工业作了考察。他们的考察还算是深入而又详细的，以“他者”的目光剖析了当时四川丝绸工业的状况，也预见了其未来。他们的考察资料，对于今天研究西南丝绸之路，仍然是有益的，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