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三和顾不了他的稗子，却把我们这些文学青年召集到他的木板房里，给我们泡上茶，煮上鸡蛋面，削好烂梨子，如果小组有人发表了作品，还得买鱼买肉请一顿饭以示庆祝，这笔开销对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时间一长，就有点难以为继了。姚三和过去抽三角四分钱一包的永光牌香烟，后来抽二角七分钱一包的大江，再后来干脆戒了，每次我们聚会时抽烟，他就从我们手中要一支去拿到鼻子下嗅一嗅。我们问他为什么不点上？他说，抽烟损害健康。我们说，熬夜损不损害健康？你每天晚上点灯熬夜，你是不是也把熬夜给戒掉？他分辩说，熬夜不能戒，熬夜是一个作家的必经之路，如果拿士兵来作比较，作家的抽烟好比士兵的摩拳擦掌，熬夜好比士兵的越出战壕，真正优秀的士兵是不屑于摩拳擦掌的，他只是不断地越出战壕向前冲锋。
姚三和戒了烟，但是每周的小组聚会他却从来不肯放弃，并且从来不肯马虎，仍然一如既往地准备好茶水烂梨子和鸡蛋面。有一次滕锦华提出小组今后的聚会轮流做东，以减轻姚三和的经济压力，姚三和立刻表示反对，那一次他显得十分生气，他像受了侮辱一样，脸涨得通红，他举了鲁迅的例子，举了胡适的例子，然后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小组的组长，组织工作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不能把这种责任推卸给任何人。姚三和还说，我们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太好，困难很多，但是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奋斗，齐心协力往前冲，我们只要冲出去了，小组就将载入文学史册，我们今天的这些窘迫就将成为文学史上的美谈。
姚三和在那一次的小组聚会上提议我们一起唱《国际歌》，以表示我们小组集体的决心和士气。我们后来没有唱那首歌，我们后来什么歌也没有唱，我们没有唱的原因主要是大多数人都记不全《国际歌》的歌词，大多数人只记得“英特纳雄耐尔”这句话，但是只记得“英特纳雄耐尔”显然是没法唱好这首歌的。姚三和不肯放弃，征求大家的意思换一首别的歌。大家觉得这个建议好，后来大家在唱什么歌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争执，卢森提议唱《救亡歌》，占赋提议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滕锦华提议唱《烧酒盅盅淘米也不嫌你穷》，程自祖提议唱《少林小子歌》，谁也不买谁的账，争得一塌糊涂，协议最终没有达成，结果唱歌这件事就放弃了，弄得姚三和好长一段时间都觉得很遗憾，埋怨我们错过了一次提高小组凝聚力和进取心的好机会。
事实上，导致小组分裂的不是别人，正是姚三和本人。
姚三和不光在小组里倡议唱《国际歌》，他也是最早在小组当中提倡“喝着牛奶写小说”的人。姚三和经常给我们举两位作家的例子，一位是在庄园中守着壁炉火抽着雪茄烟写小说的托尔斯泰，一位是为了还债写了大量作品并且留下了大量遗憾的巴尔扎克，姚三和认为富裕的小说家才能写出真正具有悲悯情怀的伟大作品，而贫困潦倒的作家只会对妒忌、暴力、仇恨和变态投之以热情。姚三和经常说一句话，那句话是，让我们的荷包温暖起来，让我们做我们笔的主人。姚三和不光提倡，他还把他的观念付诸实现，他是小组中第一个涉足有偿报告文学的人，在我们大家以为报告文学就是添油加醋的故事的时候，他就用它为自己赚来了第一笔钱。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姚三和的单位领导要姚三和请一位著名作家为单位写一篇报告文学在报纸上宣传一下，姚三和请了一位笔名叫“大麦”的著名作家，这位“大麦”先生只需要姚三和的单位提供一份单位的经验介绍材料，几天之后，一篇洋洋洒洒的报告文学就交到了单位领导手中，单位领导在惊喜之余问姚三和怎么报答著名的“大麦”作家，是不是请到饭店里吃一顿饭？姚三和说，报答是应该的，吃饭就不必要了，人家“大麦”先生很忙，没有时间吃请，你们就给一笔润笔费吧。
姚三和的单位没有请著名作家“大麦”先生吃饭，姚三和却在那之后请小组的人吃了一顿饭，这一次姚三和没有在家里请，而是在老会宾酒楼请我们大吃了一顿。那一次我们吃到了久违的原笼粉蒸牛肉、红烧猪大肠、子姜爆鸭块和从未谋面的雪梨鸡球以及蟹黄海参。姚三和举着酒杯先致了一番关于文学和人生的祝酒词，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麦”先生，那位著名的作家“大麦”先生就是他自己，是他写了那篇报告文学，并且拿到了一笔稿费。
我们那天都忙于啃鸭子了，我们把自己弄得一脸一手的鸭油，我们嗯嗯地应付着姚三和充满激情和诙谐的演讲，一边用啤酒把嘴里来不及嚼碎的鸭肉送下肚里去，然后再去对付更为富有挑战性的猪大肠。我们在心里感慨地想，姚三和真是才华横溢，真是点子超群，他同时还具有现代意识和能力，他这样的人不当文学领袖谁还有资格当呢？
著名作家“大麦”是姚三和的第一次成功的文化活动表演，我们吃进肚子里去的那些鸭子肉和猪大肠是用姚三和的出演酬金换来的，我们在那一次做着饕餮之徒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那有什么不同，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姚三和第一次从别人手中骗取了一笔钱，他在今后被他称之为文化活动的舞台上已经闪亮登场了，而在他之后，我们这些小组的成员们也将各自登场，去孤身奋斗对付这个世界。事情过去多少年后，再想到这一点，我就在心里暗自思忖，如果当时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意识到了“大麦”先生将把我们的文学小组引向一条分裂之路，我们还会那么心安理得地大啃鸭子肉大嚼猪大肠大灌啤酒吗？
我不知道小组别的人是怎么想的，我想我是会的。奇迹时代已过，我们以集体蜜月生存的方式已经不再可能，那一次饕餮注定是我们最后的晚餐，是我们以小组的名义举行的最后狂欢，在那之后，我们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粒灰尘，听任着东来西往，扬起扬落，那确实是一件不可改变的事情。
小组解散的时候，姚三和痛苦万分，他企图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他给我们一个个打电话，他还给我们写信，他在电话里劝我们回到小组来，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向文学高峰攀登，他在信里引用尼采在《快乐的科学》里的一段话来告诫我们：在整个人类生命的漫长岁月中，没有比感觉到自身的孤立无依更叫人害怕的了；要独行，要感觉那份自主，既不能指使谁，也不受谁的指使，只是单纯地去代表个人——对任何人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惩罚，而无乐趣可言，他注定要成为一个个体。姚三和信里的字写得非常潦草，字里行间充满了愤怒，这使得他越来越像那个天才者尼采，从而让我们对他敬佩不已，但是他忘了，尼采正是一个疯子似的独行客，他在叛逆的路上走得比谁都要远，他确实是一个好榜样，对于小组，我们去意已定，而有了这样的好榜样，我们的去意更定，这是他的悲哀。
我现在还记得他怎样在烈日炎炎的一个下午一脸灰尘一身臭汗地赶到我在母校租借的宿舍里做我的工作，要我回到小组里去。他对我说了很多，说得口干舌燥，他痛苦不已，泪水婆娑，他用力地把宿舍的门踢上，头发蓬乱地在屋子里冲过来冲过去，把我同宿舍的同学吓得不知所云。那天我请他在学生食堂吃了一餐饭，然后把他送走。我请他吃的是蒜苗炒肉丝和豆腐丸子，我没有请他吃姜爆鸭子和猪大肠，学校食堂里没有这样的菜卖，我只能这样了。我对姚三和说我很抱歉。我看见他十分疲倦地沿着长长的校园甬道走远，走出校门，消失掉，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把一个滚到脚边的足球一脚踢回操场上去，然后回到宿舍里看我的《行政管理学概论》。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那个叫做赛姆的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终于拿定了主意，在1857年4月的一天辞去了辛辛那提莱特父子公司印刷所里的那份工作，花十六块钱买了一张船票，迫不及待地登上了一条沿着波澜壮阔的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开往新奥尔良的轮船——破破烂烂、老掉了牙的“保尔·琼斯”号，他要去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勘察亚马孙河的源头，创办一座规模惊人的可可大种植园，然后衣锦还乡，回到汉尼巴尔，让昔日的朋友个个瞠目结舌，羡慕不已。
黎明时分，船有点晃悠，我有一种想要呕吐的欲望，我想大概是起风了。
七
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人在大门口，想要见我，是个女人。秘书在请示我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把电话接过来，问传达室的保安，来人叫什么名字。保安回答说叫陆志红。我说，你让她进来。
十几年没有见，陆志红的变化让我大吃一惊——她非常的衰老，脸上皱纹很多，有不少褐色的暗斑，头发都花白了，背佝偻着，有点咳嗽；她穿着很朴素，是一身已经看不出来本来颜色的旧劳动服，浆洗得很干净，除此之外身上没有任何装饰品；她显得有点拘谨，敲门的时候犹豫不决，秘书把门打开后她吓得直往后退缩，要不是我热情地往里让她，她甚至不敢走进我打过地板蜡的锃亮的办公室。
我让她在沙发上坐下，从冰箱里取了一块湿毛巾递给她，给她倒了茶，把空调调到合适的温度。我在她身边坐下，先问了一些她现在的情况，然后对她说，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我和姚三和通过电话，我知道他遇上了麻烦。
陆志红仍然有点拘谨，她把茶杯捧在手里，水有点烫，她把杯子在两只手中倒换着，不知该喝还是该放下。她说，蔚局长，我也拿不准是不是该来找你，姚三和已经把所有的朋友都得罪完了，他在朋友们的眼里就像是一堆烂梨子，我找过他们，他们都不肯帮忙，我知道他们有理由这样做，谁叫姚三和骗了那么多的人呢？我现在只能找你了。
我说，你别叫我局长，你就像过去那样叫我小蔚，叫我蔚然也行，过去我们都叫你嫂子，我们吃过你多少鸡蛋面呀，我有好多次都想起你一个劲儿往我们碗里添面汤时的情景，那段日子真是令人难忘。
陆志红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还记得这些事呀，这真让我想不到，那个时候我们家里的情况太糟糕了，也不可能给你们做更好的，真是亏待你们了，你们那个时候是在做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呀，现在我想起来还一个劲儿地后悔，要是我们家里的经济情况好一点，我怎么也不会让你们吃鸡蛋面的。
我说，嫂子，你别这么说，鸡蛋面已经很好了，我们在吃鸡蛋面的时候你和稗子就站在一边看着，你们最多就是喝点剩汤，有一次稗子闹着要吃鸡蛋，你还打了他的手，要说该脸红的应该是我们。
陆志红看着我，她的脸上有了一些血色，人显得有些激动。她说，你这样说我就多少有些宽慰了，我知道你没把我当外人，我就能把话说出来了。我找你就是为姚三和的事，他在派出所里已经关了两天了，他在那里没地方吃没地方睡，夜里臭虫蚊子咬得厉害，还得吃皮肉苦，派出所的人说了，如果今天不把钱弄到手，明天就把他送到拘留所里去，人一送进去就等于是给判了，我把家里能凑的钱全都凑出来了，只凑了六千多块钱，派出所的人说不行，起码得两万块钱才能放人，姚三和骗过很多朋友的钱，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再帮姚三和了，我只能来找你。
我说，姚三和的事你怎么知道的？
陆志红说，他的事我都知道，他这些年怎么晃荡的，他干了一些什么事，他从多少朋友那里骗了钱，我都知道，我也非常恨他，我恨他无可救药，但现在没有人关心他，我再不管他就没人管他了。
我说，嫂子，不瞒你说，姚三和给我打过电话，他要我借两万块给他，我拒绝了，我不能不拒绝他，你也知道，两万块钱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钱一借给他等于是丢进水里了，他从朋友那里已经借过不少钱了。他从来没有还过任何人的钱，他根本就没有还钱的能力，也没有打算过还钱。另外，姚三和现在这种情况，我也不宜和他有任何联系，但是我答应你，我会想办法帮助他的。
陆志红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她叹了一口气说，其实我知道找你没有用，不是你们这些朋友不肯帮忙，是姚三和把事情做绝了，你们再不可能帮忙，我只不过是没有别的办法，试一试，总是把该我做的事情做了，事情做到了，姚三和没人搭救，那就是他的命了。
陆志红要走，我留她多坐一会儿，问了她生活的情况。陆志红告诉我，和姚三和离婚后，她和稗子一起过，姚三和把那一间破旧的木板房留给了她，自己搬出去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连稗子也不见。姚三和走的时候家里一分钱也没有，姚三和是空着两只手走的，倒是姚三和走了之后，陆志红还省吃俭用积攒了两个钱，本来打算留给稗子，现在看来先得拿出来赎姚三和。陆志红已经下岗了，她那个印刷厂被人兼并了，新老板把四十岁以上的人全赶回了家，陆志红刚好四十岁，也在回家的人之列。陆志红回家之后摆了个小摊子，卖一些批发来的磁带音碟影碟，生意好的时候，生活倒是能够顾上，若是遇上了扫黄打非的事，不但生活顾不上，说不定还得赔本。
我问陆志红姚三和怎么会和她离婚的。陆志红说，不是姚三和要离的，姚三和整天在外面搞他的活动，今天北京，明天广州，后天海南岛，根本就没有离婚的精力和时间，是她提出离婚的。姚三和这十几年来从来就不顾家，他很少回过家，说句不夸张的话，稗子是怎么长大的他都不知道，更不要说关心她了。这倒也罢了，姚三和这些年在外面找不少人骗过钱，人家找姚三和找不到，就跑到家里来要钱，姚三和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往家里拿过一分钱，家里还不了这些钱，人家不相信，说姚三和是赚过钱的，而且赚过大把的钱，姚三和不抽烟不喝酒，偶尔找个妓女，也是花不了多少钱的，他在外面没有养家室，他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债主若是客气的，只是每天上门，恶语相加，弄得邻里都斜着眼看陆志红；不客气的，把家里一些值点钱的东西全都搬走了；要是碰上了黑道人追债，人家没有多少话，大板刀往桌子上小心翼翼地一放，人是礼礼貌貌的，袖口扣得一丝不苟，说出来的话也是文质彬彬的，说，告诉姚三和，我是来替朋友收账的，今天还钱我请他吃饭，明天还钱他请我吃饭，后天还钱刀子请他吃饭。那种礼貌，把人吓得半死。陆志红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日子，担心将来把黑道惹急了，找不到姚三和的人，把稗子绑去再一撕了票，陆志红就是哭都来不及。这个家早就名存实亡了，儿子不能再没有了，不如早点离了婚，保不住姚三和，好歹把稗子保下来。陆志红涩了眼睛说，我恨死姚三和了，他把我们这个家弄成了这个样子，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理他。
我说，稗子呢，稗子怎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