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了一会儿，她觉得自己歇过来了，便挪动着身子，从墙角扯过两个枕头来，给两个孙子枕上，再扯过来一床破棉被，搭在两个孙子身上。毛毛还没睡着，看到奶奶起身，也跟着动起来，伸手扯住她的裤腿。她又扯过个枕头和被子，把毛毛安顿下来，毛毛还是扯着她的衣服不放。她不想躺下去，怕躺一会儿便睡着了，只好把小拇指塞入到毛毛的嘴里，让她含着。她把最后的那张被子披在身上，直了直腰，她要为她的人生，做第六十五年的守望了。
这种守望在刚开始时，日本人还在中国横行霸道，她和她的那些同学相约，在大年夜里，为前线的战士企福。而她比其它的同学，态度更虔诚，内容更丰富。那时在这个十九岁少女的心里，便装上了一个男人，一个抗战的英雄，一个对于她来说，如同神一样的精神支柱。所以她才不顾家人的反对，甚至付诸了跟父亲决裂的代价，毅然地嫁给了他，躲进他为她买的那个二层小楼里，专心地为他守望着他们的儿子。
日本人跑了，可她的丈夫还没有回来。那时她每天盼望的，就是内战早一天的结束。她在那个小楼里，天天守着个收音机，听关于战争的消息。直到现在，她还能毫不打哏地说出三大战役都是哪年开始的；北平是哪年解放的。她把一封封用思念和眼泪写成的信投出去，却总也盼不到半纸回音。三年后，她从丈夫的一个旧部下那里打听到消息：她的丈夫还活着，只是在大海的那边了。
这之后的若干年里，她的企盼有着很丰富的内容：盼望着儿子快快长大成人；盼望着丈夫能平安健康；更重要的是盼望着两岸能够和平统一，她的丈夫能回到她的身边来。她每年的大年夜，都成宿地坐着，看着儿子熟睡的样子，想着远方的那个人。
那段日子太漫长了，但因为还有盼头，她过得还算有滋有味的。她每天守在收音机旁，听到这边讲一定要解放台湾，她就兴奋，就像看到大年初一早上的第一缕阳光；听那边说要反攻大陆，她也兴奋，也好像看到丈夫站在门前，在轻轻地叩打着门环。她在跟别人唠磕时，总是说他要回来了。结果说出了麻烦，她被人检举揭发了。她被打成了国民党隐藏在大陆的特务，被毒打，被拉去游街。但不管如何批斗，她的信念还在，希望还在，她相信她们一家终久会团聚的。红卫兵把她的收音机砸了，她就省吃俭用地再买一个。她记得那段时间，她光收音机就买过三个。为了买收音机，把他留给她的一对玉鐲子都卖了。
她逃离城市后，便把守望也一同带到了合庄。她盼望着儿子能说上个好媳妇，再给她生几个孙子来，她这一生也就知足了，也算对那个人有了个交待。在受到表哥骚扰的那段时间里，她盼望过表哥早点死去，甚至盼望着那个骗了她的姑姑也早点死去。这些年来，就这个愿望如期实现了。她的表哥因为强奸庄上的一个傻女孩，被抓进监狱，死在里边了，她的姑姑不久也死了。姑姑的家里，除了表妹远嫁到河北，再也没有别人了。那些关于她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随着阶级斗争的日渐弱化，她终于可以在合庄过安心的日子了。
从打儿子淹死后，她似乎再没有什么可盼望的了。平常的日子里，她就跟这几个傻孩子在一起消磨着时光，没有黑天和白天的区别。几个孩子白天睡够了，她的夜晚就是白天。他们满炕上爬着，她就坐在那里看着他们，别爬到地下去。他们饿了，她就给他们做吃的。他们拉了尿了，她就给他们擦屎擦尿。她感觉自己早就死了，现在活着的，只是她的身体。但她在每个大年夜，还依然坐到天明。她把前半夜和后半夜分开来，前半夜想她这一生中的那些高兴的事，想着想着还能偶尔地笑一笑。她给自己立过一个规定，这一年只想这么一次。而这几年，她发现可想的事情越来越少了，有些事情也想不起来了。有时候没等想到十二点，就没有了内容，她便提前进入后半夜了。
后半夜的内容更是单调，她也没啥期盼的了。这三个傻孙子一眼入骨，再盼望再祈祷他们也精灵不起来了。有些时候，她甚至盼望着自己早一点地死去，但这种想法刚出现，就被自己立即否决了。就像她来气时，骂那三个孩子不如早点死了，但话出口后，她又觉得非常后悔一样。她还是希望自己能活下去，最起码身体能活下去，给三个孩子活成一面挡风的墙。
在前五年，她得过一次大病，感觉自己快不行了。她让前来看她的邻居把村里的书记主任都找来，把孩子们托付给他们。后来这事又惊动了上边，镇里来车把几个孩子接走了，安排到敬老院里，给他们单独找了个屋子，指定专人看管着。那时，她觉得自己终于无牵无挂了，可以放心地上路了，去看她的儿子了。所以她拒绝吃邻居送来的药，也拒绝吃饭。可没几天，她又奇迹般地好了，能下地了。她说这几个孩子的路还长着呢，她早晚有走的那天，就着现在还能动弹，不能给别人找麻烦，又把孩子接回来了。
窗外的鞭炮声渐渐地稀疏起来，她知道又一年过去了，现在她已经八十四岁了。她抬起手来，掰着手指算了算，如果她的丈夫还活着，正好是一百岁。如果她的儿子还活着，今年应该六十四了。她又低下头来，看着身边横躺竖卧着的这三个孩子。她还能记得这些孩子们的年龄，甚至还能记起他们的生日时辰。她一直把某些日子看得很重要，认为那是一个人生命的标签。她在还年青的时候，每到他们结婚记念日那天，她总给自己买朵花戴。就算是和老鼠一样东躲西藏的那段时间里，她也能想起这个日子。买不到花，她就随手在路边采一朵野花戴到头上。
从儿子出生的那天起，她一直为儿子过着生日。直到儿子没有了，她便把他的生日改到祭日那天去了。她认为，死就是另一种生。虽然这些年，她没再去刻意为儿子搞什么仪式，但到那天，她总能想起来，给自己一个与其它日子不一样的心情。就连眼前这三个连时间观念都没有的傻孩子，从出生到现在，她连一个生日都没给他们落下过。其中的哪个孩子过生日了，她总改善一下伙食，让孩子们吃个饱，吃个够。家里实在没有可吃的东西，她那怕是借，也要借到一个鸡蛋。煮熟了，扒好了，背着另外两个孩子，偷偷地塞入到这个孩子的嘴里。
面对眼前的这三个连个户口都没有的孩子，她突然伤感起来。当年她给儿子买回那个傻媳妇时，没能办理登记手续。父母的婚姻都不是合法的，孩子当然也不是合法的了。如果再把孩子们的年龄和生日丢了，那他们的生命连个标签都没有了。想到这儿，她坐不住了。她想找个纸和笔，把三个孩子的年龄和生日记上，放在家里的显眼处。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一口气倒不上来，政府在接走这些孩子时，也好能给他们登记一下，让孩子们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让大宝和二宝之间也有个区别。也许到孩子生日那天，有人那怕给煮个鸡蛋，对孩子来说，也没算是白托生一回。
可是家里哪儿有纸和笔呀？她感觉自己都有几十年没见过这两样东西了。她开始在屋里搜寻起来，企图能找到可以替代纸和笔的东西。他先看到了墙，觉得墙是可以替代纸的。古代的人作完诗，写到墙上就等于发表了。墙不但代替了纸，还是个显眼的地方，来的人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到。可是，古代的人往墙上写字，是用毛笔的。家里连个铅笔头都没有，怎么可能有毛笔呢？她想如果有毛笔的话，自己是可以写的。在念书时，她练过毛笔，而且写得还不错。
有什么可以代替毛笔呢？她想到了棉花。家里的被子都破了，棉花是可以找到的。但问题是没有墨水。于是她又想到了煤，她想用煤在墙上写字。她开始注视地下的那一撮子煤块，那是村上秋天送来的，是上好的元煤，煤块大得和砖头子似的。可那东西和石头差不多，能写字吗？那得多大的力气？她感觉自己已经没有那份力气了。否定煤之后，她又开始在屋里寻找。这是她这些年养成的性格和总结的经验：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办法是想出来的，困难是能克服的。这些年，她就是凭着这点精神才活过来的。
她把屋里的东西一样样地排除着。菜刀、铲子、条帚，凡是能拿得动的，她都用目光筛过了。最后，她的眼神集中在地上的一根木根子上。这条木棍是烧火时用来捅灶火的，一头已经烧成了炭。她记得木棍原来有三尺多长的，现在不到二尺了。看到这条烧火棍子，她脸上皱纹舒展一下。她把手指从毛毛的嘴中轻轻地移动出来，又给身边的大宝扯了扯被子，这才把身体挪到炕沿前。她坐时间久了，便不敢冒然下地，因为以前有过几次差点摔倒的经历。她先把两条腿垂到炕沿下边，前后地轮动几下，才试探着把脚放到地上。
她把那个烧火棍子拿到炕上来，绕过几个孩子，来到炕稍的墙下。这面墙斜对着门口，进屋的人，第一眼就会发现。墙面原来是沙泥抹成的，黑呼呼的，五年前，村书记说县长来慰问，找人给刷了层涂料，变成白的了。经过这五年的烟熏火燎，现在呈现的是那种灰白色。墙面很干净，上边连点尘土都没有。在过小年的那天，按照这里人的习惯，她刚打扫过的。她把木棍举起来，以最大限度从高处往低写下这样的四行字：
王大宝1980年6月26日7点
王二宝1981年8月12日11点
王毛毛1982年10月9日3点
农历
这些字不是她一气写成的，期间木棍上的炭没有了，她又下地把木棍插入炉火中烧了两次。她用去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她最后完成时，窗外彻底地静下来了，这个夜晚和以往的其它夜晚已经没有了区别。她知道，人们都睡下了；没睡觉的，也都在静静地守岁呢。
她也累得不行了，右胳膊像是要掉下来似的，腿也突突地打颤。她把棍子扔到地下，是扶着墙和窗户挪到炕头的。在三个孩子边上坐下后，她免强拉过被子，把腿盖上，把背靠在炕头的墙上，把头扬起来，看着墙上的那几行字。她觉得这些年的大年夜，今年过得最充实，她替孩子们做了件大事。以前她的那些祈祷和守望，都远不及这件事做得有意义。
以往的大年夜，为了省电，后半夜她都是关了灯坐着的。但今年，她怕关了灯，自己睡着了。她看到大宝又把脚伸到被子外边了，便给他盖上；看到二宝梦里还在吧嗒着嘴，像吃东西的样子，她笑了两次；她感觉毛毛也没睡塌实，总是一惊一乍的，她便贴着墙，往下矮了矮身子，把小拇指还塞到她的嘴中。毛毛感觉到了，便又咕咕地吮起来。
但这一切努力，还是没能阻止住困意的袭击，她还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三个孩子被窗处的鞭炮声吵醒，他们各自玩一会儿，便感觉到饿了。二宝用头去拱她，毛毛也拿起她的手，开始拉扯着。她在这合力的作用下，倒下去了，躺在炕头上，身子还保持着坐的姿势。
她的这个家，平时是没人来串门的，大伙都嫌乎那股臭味。就是村上有人来送米送面，也只把米面放到当院就走了，根本没法进屋。再加上炕上的三个裸体孩子，都长成大人了。男人进屋不妥当，女人进屋也不妥当。包括着大年初一，有人来拜年时，也都是站在当院招呼她，等她出来，问个好就走了。
但今年，第一帮孩子们没把她招呼出去，孩子们以为她还没醒，便嘻嘻哈哈地去别的人家了。第二帮中年男人们也没把她招呼出去，有人回到家里，便跟女人们说了。等几个岁数大些的女人赶过来，扒在窗户上看时，这才发现情况不对，三个孩子都伏在她的身上，而她却一动不动的。女人们跑进屋里，见她早就死了，身体都硬梆梆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