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还访过茂州石泉县(北川县)的禹穴。汉代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中认定“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今北川县属之)人也，生于石纽，其地名刳儿坪”。以后魏晋学者也认为禹出生于北川禹穴沟。李白前去探访，题写了“禹穴”二字，系楷书，字径18米，据《升庵外集》载：“蜀之石泉，禹生之地，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书。”《大清一统志》、《龙安府志》、《石泉县志》等都有类似记载。题字在禹穴沟金锣崖峭壁上，笔力遒劲，豪放雄浑，确有李白笔风，刻字至今犹存。禹穴沟口建有太白亭，北川还有太白乡、太白庵，都是纪念李白的。
李白第一次隐居匡山的期间，正值“开元盛世”，国内政治统一，社会安宁，经济繁荣，达到了开国以来未有的高峰，文化也有长足的发展和相当成就，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真是“海晏天空，万方来同。虽秦皇与汉武兮，复何足以争雄！”胸怀大志的李白，处于这样的时代，当然不甘于老死林泉，十年隐居，勤奋攻读，为积极入世做好了充分准备；大鹏鸟的羽翼已经长成，将要在无限广阔的寰宇中翱翔！
开元十二年(724)，二十四岁的李白，怀着“四方之志”，“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他辞别家乡的亲人，离开隐居的匡山时，写了一首《别匡山》：“晓峰如画参差碧，藤影摇风拂槛垂。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看云客依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诗中表现了对故乡依依不舍的情感，也抒发了雄心壮志。虽然故乡的美景吸引着他，亲友们也劝告他、挽留他，他本人在隐居匡山的过程中也曾有过“少年早欲五湖去”，“去合到三清”，远避尘世的想法，但这一切都压抑不住他许身报国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向亲友们说：“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大鹏鸟终于飞离了故土。
李白从十五岁辞去昌明县之职，上匡山隐居，至二十四岁辞亲远游，这十年黄金般的青春时期并没有白白度过。在这段时期他勤奋攻读、寻师访友、求仙学道，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为他诗歌创作上的辉煌成就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他学习剑术，登山涉水，锻炼了强健的体魄；他还饱赏了故乡秀丽的景色，雄奇的窦圌山，巍峨的太华山，清幽的戴天山，广阔肥沃的川西平原，绿波荡漾的涪江水……这一切陶冶了诗人豪放的性格，孕育了诗人瑰丽的诗魂，为李白成为伟大诗人打下了坚实基础。
开元十二年夏，李白离别匡山后，到成都峨眉山等地作过短暂停留，然后乘船沿岷江而下，写了《峨眉山月歌》：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诗中表现了远游的喜悦和对故乡亲人的深切依恋。应当是写于从清溪出发，经峨眉山下，向渝州前行的船中。平羌江即岷江下游，《乐山县志》：“平羌江：岷江下游。自平羌峡至乐山城东四十五里一段，旧名平羌江。”这段江也叫青衣江，苏轼诗云：“慈姥岩前人唤渡，青衣江畔人争扶。”陆游诗云：“瑞草桥边水乱流，青衣渡口山如画。”张船山诗云：“平羌江水绿迢遥，梦冷峨眉雪未消。爱看汉嘉山万重，一山奇处一停桡。”李白诗中的平羌江也指的这一段。清溪是平羌江边的一个驿站，《乐山县志》：“板桥溪出平羌峡口五里，廛居十余家，高临大江傍岸。清邑宰迎大僚于此。盖唐时清溪驿，即宋平羌驿也。”诗中的三峡应指长江三峡。岷江也有从北到南的三峡：犁头峡、背峨峡、平羌峡。诗云：“夜发清溪向三峡”，说明他已经走过岷江三峡了，清溪在平羌峡下游五里，他从清溪出发当然不是逆水而上，向着岷江三峡，只能是顺流而下经渝州，向长江三峡，后人为纪念李白游平羌江，在平羌峡上面的锦冈山顶建太白亭。
李白出三峡之前曾在万县停留约半年，在万县留下了太白岩遗迹。明代曹学佺《万县西太白祠堂记》云：“县西有太白岩，在西山，即绝尘龛也……相传李太白读书于此，有‘大醉西岩一局棋’之语。”《万县志》(同治版)云：“李白，字太白，彰明人，往来夔州，题咏甚多，万邑西山名太白岩，相传太白读书于此……距岩数里有天仙桥，亦以谪仙曾经得名，后人于岩置祠以祀，明曹学佺有太白祠记。”李白到开元十三年春三月才出三峡，写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宿巫山下》、《巴女词》等诗。李白出三峡时，曾经过巫山阳台，相传为楚王之行宫。李白曾在此题诗：“我到巫山渚，寻古登阳台。”(《古风其五十八》)又有题词：“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阳台即阳云台，在巫山县西约一公里。据《大明一统志》卷七○《夔州府》载：“阳台。在巫山县西北。南枕大江，宋玉赋云：‘楚王游于阳云之台，望高唐之观’即此。”阳台现仍有遗迹可寻。据《巫山县志》卷三○《文物胜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载：“高唐观遗址，县西2里许，传为楚王行宫，始建年代不详。光绪年间重修，仅存玉皇阁，木结构，单檐硬山式屋顶，抬梁式3桂17架梁……今为巫山党校。”
李白《万愤词投魏郎中》云：“兄九江兮弟三峡，悲羽化之难齐。”说李白有个弟弟在三峡。据奉节县的民间传说李白的弟弟在奉节东三十里的石马河畔经商。这个弟弟应当是李白攀亲所认。李白出蜀时在他弟弟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将这里的一驿站改名青莲铺，将青莲铺以下的石马河改名青莲河，以纪念李白。据清修《奉节县志》卷八八“四疆域”载：“青莲河距城三十里。”又卷八“水利”载：“青莲河大堰在治东三十里……农民以河岸为防，蓄水以灌青莲铺一带之田……青莲河因李青莲得名。”
李白二十五岁出蜀后，未再回故乡，虽有学者认为李白在开元二十一年曾归蜀，逗留过两年，但证据很不充分。
综上所述，李白诞生于蜀，二十五岁离开蜀，生命旅程有将近一半是在蜀中度过的，在蜀中留下了三十多处遗迹。
$第二节 李白“少为小吏”考辨
李白曾在十五岁时做过小吏，并对以后的生活道路产生重大影响。然而有不少学者对李白曾为小吏的事，持否定态度，其否定理由是： (1)依据的史料不可靠，《彰明逸事》算不上史料，是不可靠的传闻；(2)《彰明逸事》记李白续诗是低级趣味的调笑诗篇，绝非李白所作；(3)李白家为富商，没有必要去做小吏；(4)李白十四五岁的小小年纪，没有能力去做小吏；(5)李白从小志向远大，连科举考试都不屑于参加，更不会去当小吏。
对以上诸多质疑，作如下答辩：
一、《彰明逸事》是可信的史料
把《逸事》视为茶余饭后随意编造的事故，排除在史料之外，这是不妥的。唐代著名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专门论述过“逸事”：“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史氏流别有十焉……三曰逸事……国史之任，记事记言，视听不该，必有遗逸，于是好奇之士，补其所亡，若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此谓之逸事者也，街谈巷议，时有可观，小说卮言，犹贤于己，故好事君子，无所弃诸……逸事者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刘知几对逸事的史料价值评价是很高的，列为史氏流派之一，可以补正史之不足，而且正史本身也采集了不少的“逸事”为史料。被赞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也曾“广采民间逸存，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不仅查阅了国家收藏的图书典籍，各种档案材料，还多次出游，采访遗文逸事，收集民间传说，才能成书。若仅靠国家收藏的史料，不收民间遗文逸事，《史记》也就写不出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也是“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拾幽隐，荟萃为书”。除正史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他还说“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野史小说未必皆无凭”。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也自称“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清人王士祯说：“野史奇闻往往存三代之真，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礼失而求诸野，惟史亦然。”他认为野史比正史的史料价值还高。就以研究李白所依据的史料来说，正史所记未必都是真实，如《旧唐书·李白传》：“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早就被学者否定了。《彰明逸事》也不能因其为野史，就一概否定其史料价值。如果传闻不算史料，远古时还没有文字记载，全靠口头世代相传，那时的历史就会一笔抹掉，变成空白。李白在蜀中的史料本来就少，再把逸事、传闻、碑碣、方志都排除在史料之外，那就无法研究，或随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推测想象，那就很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
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也说过，如果“逸事”是“妄者为之，则苟载传闻，而无诠释，事是真伪不别，是非相乱”。但杨天惠并非“妄者”。杨天惠是梓州郪县(今四川三台县内)人，距李白故里仅几十公里，后来他又做了彰明县令，对李白的事迹当然是很感兴趣，又很熟悉的。他不仅是一位了解民情的县官，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学者，生平著作很多，据《宋史·艺文志》载有《杨天惠集》六十卷，现存的《彰明附子记》就是他对附子生产深入实际、全面考察之后写的科学价值很高的著作，他写《彰明逸事》也绝非胡乱编造。他是“从学士大夫求问遗事”而后写了《彰明逸事》，家乡父老对少年李白干过些什么事，是最清楚的，家乡既然出这样一位闻名天下的伟大诗人，对他少年时代就显露才华的事，当然会津津乐道，世代传颂。杨天惠把这些口碑史料收集起来，变成了文字史料。杨天惠说李白当小吏的事，还有宋碑可以印证，早在杨天惠写《彰明逸事》前30年，北宋熙宁戊申年(1068)，立在大匡山上的《中和大明寺住持记》碑就说“翰林学士李白字太白，少为当县小吏，后止此山，读书于乔松滴翠之坪有十载”。这两者绝非偶然巧合，也不是杨天惠简单地抄袭碑刻，因为他记的比碑文更详细，更具体。北宋宣和五年(1123)彰明县令在大匡山立的《谪仙祠堂记》碑也说李白做过小吏，但非简单地因袭前两种说法，碑文云：“敕建大匡山李白祠堂记：彰明县之西数十里，有群山巍然，孤峰秀拔，盖不减岷峨气象……考之图经，详之地志，实曰匡山，而唐谪仙之祠堂在焉……观绵州刺史高柷记之于前，县令杨遂记之于后，崔令钦之文泛论其出处，杨天惠作石刻于县廨之西厅，盖必得其详矣。”然后才谈到李白的简历：“尝为邑小吏，其成立时始从学于潼江，而观礼于赵蕤，逆旅于成都，而见知于苏颋。”由此可知，这位北宋宣和年间的彰明县令在写这篇碑文时，看过四种材料：(1)“绵州刺史高柷记”，据郁贤浩先生的《唐刺史考》，高柷在中和、光启年间(881—888)任绵州刺史，上距李白去世120多年；(2)“杨遂记”，杨遂北宋淳化年间任彰明县令，上距李白逝世230多年；(3)“崔令钦文”，崔与李白同时代，与李白还有过交往；(4)“杨天惠石刻”，立于李白曾做过小吏的彰明县廨之西。总之，《谪仙祠堂记》说李白“尝为邑小吏”是有充足根据的。曹学佺是明末学者，曾在四川为官，深入各地调查研究，曾写《蜀中广记》，他在《万县西太白祠堂记》碑文中云：“太白先生，金行之精，陇西帝裔，产于昌明，起家小吏，不习逢迎。”以上这些史料都可相互印证，不能因有相同记载就简单地说是相互抄袭而予以否定。
有学者说《彰明逸事》所记李白的那些诗是低级趣味的调笑诗篇，不可能是李白所写，其实这是冤枉了李白，我们再来看看《彰明逸事》的这段记载：“白本邑人，微时募县小吏，入令卧内，尝驱牛经堂下，令妻怒，将加诘责。太白亟以诗谢云： ‘素面倚栏钩，娇声出外头。若非是织女，何必问牵牛？’令惊异不问。稍亲，招引侍砚席，令一日赋山火诗云： ‘野火烧山后，人归火不归’，思轧不属。太白从旁缀其下句云：‘焰随红日远，烟逐暮云飞。’令惭止。顷之，从令观涨，有女子溺死江上，令复苦吟云： ‘二八谁家女，飘来依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太白辄应声继之云： ‘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令滋不悦。太白恐，弃去，隐居戴天大匡山。”李白回答县令妻的诗，信口妙语，寓庄于谐。不能说用了牛郎织女的典故就是“轻薄”或“调戏”，须知唐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妇女经常在外抛头露面，男女之间交谈、开玩笑是常有的事，若真是“调戏”，县令又怎会“惊异不问”。《观涨》的前四句为县令所吟：“二八谁家女，飘来依岸芦，鸟窥眉上翠，鱼弄口旁朱。”身为父母官，对溺死的姑娘并未表示悲怜之情，反而以“鸟窥”、“鱼弄”来调戏已死的女子，的确是“只有毫无心肝的人才会这样做”。李白面对这个毫无人性的糊涂官，义愤填膺，“应声继之云：‘绿发随波散，红颜逐浪无，因何逢伍相？应是想秋胡。’”前两句写“绿发”、“红颜”随波浪而“散”、“无”，把悲惨之状勾画了出来，也表达了作者对少女不幸溺死的同情，接着追寻死因，引用“伍相”、“秋胡”两个典故，说明少女可能是遇上了“秋胡”式的好色之徒的凌辱，才如“伍相”那样含冤而死。或谓“因何逢伍相”是用典不伦不类，窃以为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伍子胥含冤被迫自杀后，遗体抛入江水中，此句说少女溺死于水与伍相相逢，暗指少女也与伍相一样受了冤屈而死。很显然李白是借“秋胡”来讽刺县令，秋胡调戏活着的佳人，行为可鄙，县令戏弄溺死的少女，更为可恨！所以李白的续句使县令大为恼火，因而“令滋不悦，太白恐，弃去”。从《彰明逸事》所记少年李白做小吏时所吟的诗句，不仅看出他才思敏捷，知识丰富，而且可以看出他富有正义感，敢于讽刺卑劣庸俗的县官，这与他的任侠性格是一致的。我们不可将县官吟的调戏溺水女子的诗句，误会成李白的诗句，更不能以此来否定李白曾做过小吏。
二、李白做小吏是为家庭环境所迫
有学者认为：李白出身富商，不会去做一个政治地位低下的小吏。前面已经论述：李白家庭不是富商，出身寒微。“富商说”是近代人的推测，并无史料依据。而“小吏说”是有史料依据的，不能以没有史料依据的“富商说”去推翻“小吏说”，而应以有史料依据的“小吏说”去否定“富商说”。李白“少为小吏”是家庭环境所迫。王琦说过：“李白诗绝无思亲之句，疑其迁化已久。”在李白故里有李白胞妹李月圆墓，而无父母之墓，说明李白之妹死于李白出名之后，爱兄及妹，其墓能保存下来。李白之父死于李白出名之前，因出身寒微，在青莲只是“孤门细族”，无祖茔归葬，默默去世，草草埋葬，后世也就无墓可寻。据当地民间传说李白做小吏是因家庭发生变故，父亲去世，不得不应募去做小吏以维持生计。李白的家庭环境是他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无法摆脱的条件，是这些条件决定了去做小吏，李白虽从小心怀大志，“心雄万夫”，但也不能全凭主观愿望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