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她照例起来做了饭，端着洗脸水去叫她父亲起床，三叫两叫不搭话，掀起被子一摸，早凉了。
那时候她不会思考，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父亲和任建国之间的仇恨，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父亲如此仇视任建国。死了死了，一死百了，可能谁也说不清楚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但他那一纸不象遗书的遗书，却让她和任致远河汉迢迢，相望不相遇。
遗书写在一张香烟包装纸的内面，用红蓝铅笔的蓝头写的，歪歪扭扭几个字：芳芳，你不能嫁给那私孩子。子的横划只写了左边的，可见是极度痛苦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了写下的。
她一哭，任家人马上就过来了，任致远第一个蹿过来，她看着人们将她父亲抬上车，将那张不象遗书的遗书递给了任致远。任致远看完攥在手里，说，我父亲，我父亲也这样说过。
人，该是多么自私啊，之于自己骨肉，也不能将自己骨子里的自私减下一点点，难道自自争得那一口气，比儿女们一生的幸福更重要？一时之气，自己堵了一辈子不说，自己死后，再将儿女们押上。可是，谁又说得清楚，这是不是一时之气，又是怎样的一时之气呢。但不是一时之气，又是什么呢，如果不共戴天，她家一有事儿任家一家人围着她团团转？任建国怎么会主动给她安排了工作－－－让她在父亲死后，有个指望。但显然，他又不想让她指望他的儿子。
当年她将这一切想来想去，无一头绪时，她就告诉自己，不去想了，再也不想了。活到哪儿算哪儿吧，要不，还能怎么样呢？谁能想明白，谁能活明白。
如果她父亲和任致远的父亲都要活明白了的话，也许，不会再将他们的儿女们押上。
想这些东西时她已经怀着成成四五个月了，胎动象一胎气一样，来回游弋。她那时的工资，几乎都被她换了填嘴的东西，就这样，还是象天天吃不饱一样。
每晚回家，她摸着自己的肚子，很是悸动和幸福。她是没娘的孩子，没有人整天在她耳畔说这个丢人，那个没脸。她自己虽然知道这样丢人，不光彩，但没有唠叨，总是让人不去想她，只是，每晚上摸起肚皮时，上面好象有一层层的眼睛珠子。她用脸盆盛了水，骑蹲在水盆上，一遍遍地清洗肚皮。可怎么洗，也洗不掉。后来都快把肚皮搓破了。她就想，哪怕哪怕能洗掉一个眼珠子呢；一个眼珠子也没洗掉，相反，却在她一遍遍地清洗中清晰起来，变得有白有黑，眨呀眨的，绝对是不怀好意的，连睫毛都看得清楚。
她坐月子时，任致远的母亲住过来照顾她。要不，还能怎么样呢，她父亲是独子，她是独女，她母亲是当年来下乡的上海知青，早已经和家里断了联系。没有人比任致远的母亲更懂得她的需要，更会照顾她，也更愿意照顾她。
她接受着他母亲的照料，有些无动于衷，倒不是因为孩子是任致远的。她后来分析，也许在那时，她已经不再刻意让自己感恩或者相反了。
有时任致远下了班，会过来看看，但她看得出，他母亲恨不得训斥他赶紧滚出去。成成满月了，任致远的母亲就打算搬过去，其实没啥搬的，也就一条床单，一床被子，一个喝水的搪瓷缸子。往腋下一夹，过去就是了。任致远的母亲却象离开千里万里一样，嘱咐她这个，嘱咐她那个，该怎么抱孩子，应该这样，先用一只手伸到脖子底下，另一只手伸到屁股底下，这样，托起来，她说着示范着。还说，哭几声就哭几声，别管他。一抱起来你就有累受了，孩子就这样，惯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