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时鸣出车祸死了的这年，是陶秀英到上海的第四年。
他同厂里的几个技术工人一同去郊区的分厂，回来的路上车子翻到桥下。
无线电厂派了一个人到她家里征求她的意见，拿抚恤金，还是解决工作。
蒋阿姐教过她，她一听就说要工作。钱是死的，坐吃山空，用光了就没了，那时再叫她靠谁吃饭去？
正好社区医院缺人，就让她去了。
她先还疑心她什么也不懂，叫她去医院能做什么，去了才知道医院里里外外都是流鼻涕发热度的人。她并不知道那一年的流行性感冒大暴发记在卫生大事记里。大医院里住不下，连社区的小医院也住满了。
她一进去，就有人给了她一件白长衫，白帽子，让她给病人量热度。她手里拿游戏棒一样拿一大把体温计，从早上量起一直量到晚上。她力气大，碰到瘦小的医生护士抬不动胖大的病人，喊她一声她二话不说就跑过去帮忙。忙了几个月，感冒病毒总算悄悄地退去了，陶秀英的工作也稳定了下来，就是坐在进门口的长台子边上给人量体温量血压。
医院里的同事不久就知道新来的量体温的原来是江苏一个只读过小学的农民，丈夫出车祸死了，前一个丈夫也是出意外死的，不免对她有了几分好奇心，仿佛她这个有些异样似的，让人好奇之余，又隐隐地觉得可怕。这种可怕并不时常出现在他们看着她的目光里。只是偶尔忍不住借着这个唏嘘几句，尤其碰到病人死在手术台上没有抢救过来，吃饭时莫名其妙倒下去，送来就已经心跳全无的人，有时则是天气阴暗，又没有什么事的傍晚，他们忍不住要唏嘘几句人命运的无常，譬如这位陶医生，看着年轻，倒已两次丧夫了。人生有多少是算得准的？除此，他们并不多谈论她，这是他们的生性所在，人的死看多了是会麻木的，人的命有时实在轻渺的不值一提。
陶秀英非常欢喜发给她的白长衫，只要这件白长衫一穿到身上，她就成了陶医生，——病人不管医生护士，只要穿白长衫，都是医生。她喜欢别人叫她陶医生，渐渐的，连弄堂里的人也都喊她陶医生了。
蒋阿姐看她上了班，心情好了，劝她碰着合适的，再找一个。女人怎么好没有男人呢。
陶秀英开始听了只笑一笑，慢慢的，心思就有些活了，尤其是晚上，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总觉得有点怕。
尤其钟时鸣刚死那几个月，她睡着半夜会突然惊醒过来，就像有人叫她一样。她辨着房间里嗑托嗑托的奇怪的声音，始终弄不懂是哪里传出来的。难道真是钟时鸣前头女人的拖鞋声？她果然把丈夫招去了。即使他结了婚，也把他招去了。一个夜里，她起身小便，昏昏中一抬头，突然看见橱上钟时鸣黑白的遗像，竟像是在朝她笑一样，嚎叫一声，把灯全开着了。坐在床上再也没睡着。
这个惊吓之后，陶秀英发狠花了五块钱，叫收垃圾的把钟时鸣的东西全都拖走了。她只留了钟时鸣的手表，还有几本小说书。陶秀英成了陶医生之后，也喜欢看书了，还去借了些浅显一点的医学书，自己在家里看。
陶秀英量了八年的体温和血压之后，调到了内科，成了内科医生。她那时已经有点名气了。有不少人点名要找陶医生看。每年过节都有病人特意送来肉，水果，南货。她的话多起来了，看见排队有人插队，会怒气冲冲地挥着手叫这人站在最后面去，有人想托她的关系，给她送礼，她从来不收，说，“你给不给我钱，我陶秀英都是一样给你看病。”这中间她也同两个到她这儿看病的病人眉来眼去过，却到底没有同他们走到一起。她拂不去别人对她“克夫”的议论，不想再去害了别人。
她还回过一趟寒塘村，那是一个来看病的病人刚巧是寒塘人，说了些王家的事，特意说到王家的孙子，说这孩子的祖母死后，同祖父两个过得很可怜，他走的那天在医院里还碰到过这祖孙两个，小的出了水痘，满脸满身都是，坐在风头里，祖父也不知道出水痘不能见风。病人走了，陶秀英什么心思也没有了，眼前只有一张受苦的脸，眼巴巴地看着她。想了几天总是摞不开去看一眼的念头，请了假赶了过去。房子还是那两间。猪棚空着，猪食槽里生满青苔，小米豆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陶秀英一看就认出是小米豆。他生得同她那样像。脸的轮廓，眼睛鼻子，简直同她一样。八九岁了，看上去还像只有五六岁。陶秀英的眼泪凄凉的落了下来。她是想把小米豆带到上海来，又觉得有点力不从心，再说祖父说什么也不肯，说，“你现在要他了，那时干嘛要跟别的男人走。现在男人死了，又想到要他了。哪有这么简单。”陶秀英最后是托了小米豆的姑姑，每月寄一笔生活费让她照顾小米豆。那一年小米豆在读一年级了。他的学名叫王宝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