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曾国藩突然接到朝廷快马送来的圣旨，要他立即卸任直隶总督，速到江宁重任两江总督，主要负责查办刺马大案时，他茫然了。
曾国藩时任大学士、军机处大臣，兼职直隶总督，是当时朝廷中职位最高的汉族大臣，因为曾在两江任总督，率兵端掉了太平天国，功劳盖世，成为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本该在朝廷可以做着他位及人臣的宰相，安度晚年了。但在同治九年，天津的中国群众怀疑望海楼教堂杀害中国儿童，围攻打死望了海楼教堂的洋人，并把教堂一把火烧了，发生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引起了各国领事馆的强烈抗议，提出了许多无理的赔偿条件，朝廷与各国僵持不下，委派曾国藩处理此事。天津也在曾国藩的管辖范围之内，可朝廷深怕洋人用坚船利炮威逼，要曾国藩以和谈为主，尽量不和洋人闹翻，曾国藩委曲求全违背意愿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虽然做到了息事宁人，消除了洋人的怒火，却惹怒了全中国人，一时斥责之声四起，矛头直接指向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上曾国藩一下子坏了一世英名，背上了卖国求荣的罪名，正当他深陷入人生的低谷，情绪非常低落时，却接到朝廷改任他为两江总督的任命，他感到特别突然，心中十分不安，心想江宁发生了刺杀两江总督这么大的事，应该由刑部派大员去查办，为什么非要他去任江督，处理刺马大案不可呢？
曾国藩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自从再次出山，兴办团练，与太平军交战，一直到升任大学士，成为极臣到今，曾国藩越来越觉得这官难做，人难活。尤其是天津教案发生之后，他在这件大案上栽的跟头太大了，使他一撅不振，他知道从此以后很难再挽回前世的英名了。他一生谨小慎微，认真为官的堂堂曾大人，这会儿却担心这回朝廷叫他去办刺马大案，又会给他出个什么难题呢？
曾国藩在津门教案中受辱，身心受到巨大伤害，体质每况愈下，更何况这几年随着官职地位的升高，他看到了朝廷陷阱丛深，高层权贵们倾轧虞诈，勾心斗角。想着这些，曾国藩心想别是刺马大案的背后会像天津教案一样，有其他问题？他已经没有承受这种耻辱的身体和能力了。思前想后，曾国藩决定上疏给太后皇上，用疾病缠身，怕贻误大事为由，推卸君命。奏折拟好后，曾国藩反复看了几遍，总认为这样奏请有点不妥，干脆又拟了一份，说自己年事已高，惟有避位让贤，待前来接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到天津接了直隶总督之职，会同办理完天津事务，再请开大学士及军机大臣之缺，回湘专心调理身体，也可侍弄田园。这样拟好后，才觉得自己不像闹情绪，更为妥当些，他才拜发了奏折。
曾国藩没想到奏折很快就给批转了回来，上谕自然先是赞美了一番曾国藩的丰功伟绩，让他要以大局为重，此时朝廷正是用人之际，像他这样的重臣千万不要有别的想法，不要辜负了朝廷的重望。但说到让他回任两江总督时，上谕上用词坚决，是用命令的口气下达的，容不得曾国藩再有推诿的余地。
曾国藩手里拿着上谕，他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怎么着也想不明白朝廷此次让他回任江督的真正用意，如果仅仅是一个刺马大案，朝廷不用刑部，他可以出任钦差大臣去办此案，为什么还要他再任两江总督呢？
两江总督的遗缺，照资格来说，应该由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调补最为合适。李鸿章时任湖广总督，从湖广调任两江天经地义，但朝廷却让曾国藩卸任直隶回任两江总督，从湖广调李鸿章来任直隶总督，不知是何用意？倒不是曾国藩嫉妒李鸿章，只是这样安排有点说不过去，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能够得到朝廷重用，曾国藩从内心里还是很高兴的。但直隶总督号称“疆臣领袖”，其主要任务在肃清奸宄，确保京城安全，其次要兼任北洋事务，在天津这个紧要海口办洋务，所以直隶是重中之中，曾国藩已经位居大学士，是兼任直隶总督，可叫他放下直隶，去回任两江总督，从情理上是说不过去的。
“这里面肯定是很复杂的。”曾国藩想到这里，回到案前，把朝廷同时转来的有关刺马大案详细情况又认认真真地看了一遍，从中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解答的线索，他气乎乎地扔下文报，心想自己真是老糊涂了，从这么一个案件情况中怎么可以找到自己要找的答案呢？
刺马大案只不过是一个案件而已。曾国藩不想再费脑筋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大还能大过天津教案这样与洋人扯来扯去最后辱没名声的涉外大案？
曾国藩准备遵命上任。
在离开直隶之前，他没忘了上个折子，请示是否要面圣做个告别。没几天，宫里传下太后、皇上的话来，说不用进宫面圣告别，直接上任去就行了。不过，太后还捎了句话给曾国藩，要他将马新贻被刺的背后情况要查清楚，一定要弄清刺客刺杀马新贻的真正意图。
曾国藩只好上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