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堪称中国商帮中最值得重视和尊敬的群体，这不是时下跟风，而是有历史的原因和事实的依据。浙商群体不是凭空“冒”出来的，她的育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浙商成长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基因有别于其他。浙江面海通江，处在一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人多地少、单凭土中刨食难以维生的困境，使得从事工商业活动成为一个合理的选择。这种工商业活动的发展，则离不开浙江尚文重教的地域文化优势，离不开浙东学派长期以来“工商皆本”的呼吁，离不开当地民众敢于冲破清规戒律的勇气，更离不开浙江人通过复杂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构建起来的经商网络。其次，浙商兴起的历史过程与基本状况不同。唐、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浙江被称为“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明代之后，一种新型生产关系的萌芽最先在浙江出现，就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在中国声名远播的龙游商帮和宁波商帮，史有“遍地龙游”和“无宁不成市”之说。鸦片战争后，中外通商交汇的步伐大大加快，海风拂面，大大刺激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发生千百年未有之巨变。大胆聪明的浙江商人善于把握机遇，以家乡为基地，以上海为中心，以全国乃至海外为舞台，上演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经商活剧，浙商也成为近代中国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域性资本家和企业家集团。
我们今天所称道的浙商群体，就是数百年来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商帮的延续。一百多年来的“洗礼”，使得她能够从晋商、徽商、粤商、闽商等商帮群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成就当今中国“第一商帮”的美名。这里对于近现代以来浙商群体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想谈谈三方面的看法：
一、作为引领时代潮流的杰出商帮，浙商的历史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浙商自近代以降，异军突起，迅速取代了历史上曾叱咤风云的晋商、徽商，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商帮，这是历史事实，不再赘言。我要说的是，在浙商崛起的一百多年中，到底有什么不同凡响之处，使他们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且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答案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浙江商人群体所表现出的顺应时变、图存竞胜的能力，这是他们身上鲜明的时代特征，造就了一支永不落伍的坚强队伍，也为他们的时代贡献出了宝贵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浙江商人善于抓住机遇，引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潮流。鸦片战争以后，实行“五口通商”政策，宁波、上海等相继开埠，使得原本就较为活跃的浙江商人更加如鱼得水。那个时期，浙商主要以宁波为根据地，以上海为桥头堡，以长江中下游乃至京津、香港等地为活跃场所，广泛涉足工商行业，创造了许多“第一”，为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以及一代先进生产力的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在从沙船到轮船的转化过程中，是宁波籍买办捷足先登，集资向英国商人购买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宝顺号”。其后，叶澄衷、虞洽卿等一批浙江商人先后涉足轮船航运业，与外商一争高下，开拓出了一片新天地。尤其是虞洽卿先后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及三北轮船公司，打破了洋商轮船和官办轮船的垄断局面，成为当之无愧的民营航运业翘楚。比如从钱庄到银行的转型，浙江商人亦执近现代金融业之牛耳。童今吾发起创办了中国垦业银行，刘鸿生创办了上海煤业银行，秦润卿创办了上海棉业银行，项茂松创办了宁波实业银行，邬挺生创办了中华劝工银行，黄楚久创办了日夜银行等等。当时较有实力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其董事和经理，也多由浙江商人出任。通过投资组建和不断渗入新式银行，浙江商人的金融势力大增，“掌握着金融上的权力，而无可与之匹敌者”。银行之外，浙商在证券、保险、交易所、信托公司等新兴的金融行业中也是独占鳌头，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的证券交易所和信托公司，皆出自于浙商。再比如，在新式商业兴起的过程中，浙江商人也引领着时代潮流。上海的许多新兴行业，都是由浙江商人率先经营，或者是由浙江商人后来居上，成为中坚力量。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五金大王”叶澄衷、“火柴大王”刘鸿生、“航运大王”虞洽卿、“娱乐大王”黄楚九等。浙江商人还纷纷投身实业活动，广泛活跃在纺织、制药、火柴、化工、水泥、煤矿、电器、机械制造等行业中，几乎囊括了近代中国所有的新兴工业门类。另外，浙江商人还顺应时变，在宁波、杭州、绍兴、嘉兴、金华、温州、湖州以及省外的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设立商会，不仅以主人翁的姿态把本省的商会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还成为外地一些商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成员，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以宁波帮为代表的浙商群体则对上海近现代化的演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尤为值得一提。
浙江商人敢为人先，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率先实践者之一。经过三十余年的探索和实践，浙江已成为全国体制机制最活、经济发展最快、人均收入最高、开放程度最好的省份之一，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到小康的跨越。这一突出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千千万万勤奋而聪慧的浙江商人。
我们知道，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浙江人也没有割断自古以来的经商记忆、泯灭强烈的创业欲望，仍保存一些非自觉意义上的地下商业活动，局部地区如温州甚至出现比较强烈的商业冲动。正是这种欲望和冲动，使他们敢于解放思想、谋势而动、抢抓机遇、捷足先登。一时间，蛰伏在浙江民间的工商业潜力得以迅速激活，如钱塘浪花般奔涌的浙江商人，凭着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尝遍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等，“温州模式”、“义乌模式”、“永康模式”、“绍兴模式”以及“浙江村”、“温州城”、“义乌路”等，这些眼花缭乱的新鲜名词，已为浙江人所专有。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市场体系不断健全，市场化水平位居全国首位。2009年，全省个体私营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指标已连续10年位居全国第一，182家民营企业跻身全国民营企业500强，在全国民营企业综合竞争力50强中浙江占23席。民营企业总数占到全省企业总数的93%，增加值占到全省生产总值的70%，全省税收的60%。这些都充分证明了浙江商人的空前活跃与民间经济的蓬勃发展。
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的贡献堪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人：当人们对温州经济发展模式姓“社”姓“资”争论不休的时候，温州人却埋头苦干；当人们对于发展个体民营经济仍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时候，温州人已经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同是浙江人的鲁迅有一句至理名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温州人在商业领域筚路蓝缕、慨然向前的同时，不期然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巨轮。这一历史功绩足以载入史册。
二、任何一个商人群体都必须“涓流归海”、与时俱进，浙商要做“民商”的表率。
浙商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其成分多半来自土生土长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基本是靠小本经营抑或作坊式生产发家，然后经营独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甚至企业集团和上市公司，逐渐做大做强，许多还跳出浙江，走向全国和世界。浙商的经济成分构成及经营模式与同时代的苏商、粤商不尽相同：江苏商人主要兴起于集体机制的乡镇企业，广东商人主要得益于政策优势及境外贸易，而以个体为主的浙江商人则全凭自己白手起家、灵活经营、开拓市场，因而他们自始至终奋斗在创业的艰辛道路上，从这点来说，浙江商人是新时期真正的“民商”代表，体现了民本经济的共性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经济取得了迅猛的发展，经济总量占到了全国GDP的70%以上，解决就业人数也占到了2/3。如此可观的数字足以说明了“非公经济”的重要地位。近些年来，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制定和下达了一系列有关扶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小企业包括民营企业面临的发展机遇也空前向好，但同时要看到，我国的民营企业因受制于企业准入、融资困难、外贸风险等外部环境以及自身规模和机制有限、经营和创新能力欠缺等因素，生存和竞争压力也在加大。浙江商人正因为具有很强的“草根性”、“原创性”特点，其先天的缺陷和后天的不足自然也较为明显：反映在发展理念上，不少浙商的观念已渐落后，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反映在战略经营层面，许多浙商缺乏战略设计，产品同质化严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品牌竞争意识薄弱；反映在企业管理上面，普遍存在人才滞后的现象，难以突破家族制的束缚，企业发展亟需的现代企业制度迟迟建立不起来；反映在人文精神上，则是急功近利者多，并没有真正做到浙江传统精神所倡导的“义利并举”、“富好行其德”，何谈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呢！浙商身上的这些“短板”，一遇上风吹草动，就表现得尤其突出。迪拜金融危机、山西煤业变局、海南楼市泡沫……国内外的财经大事件似乎都与浙商有关。尚未结束的国际金融危机，很好地给他们补上了一课。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许多预见和未曾遇见的困难都会出现，这很正常。浙商今天面对的问题也是大家所要正视和化解的现象，即一个商帮的成长和成熟是在跌宕起伏、曲折前进当中才得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深入掘进，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新一代浙商们该如何团结一致、继续拼搏前行，该如何来有效提升民营企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增强民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习近平副主席早在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之时，就主持制定了被称为“八八战略”的新世纪浙江行动纲领，在这个纲领中，包含了许多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利措施。2009年初，正当浙江人民在全力应战国际金融危机的紧要关头，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同志又适时指出：“要继续弘扬浙江精神，千方百计提升品牌，千方百计保持市场，千方百计自主创新，千方百计改善管理，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加快转型升级，勇于战胜危机、抢占先机，努力在新一轮发展中实现新跨越。”这四个“千方百计”，即是“新四千精神”。从“四千精神”到“新四千精神”，是浙商观念的一个质的飞跃，是浙商与时俱进的具体表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与时俱进，就要勇于摒弃旧思维，大胆开拓新思路，就要扎实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规划宏伟的蓝图；与时俱进，就要正视企业运行中的某些结构性、素质性矛盾，推动普及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自身整合、转型升级的步伐，走集约化发展的新路子；与时俱进，就要进一步强化机遇意识、竞争意识、品牌意识、诚信意识、创新意识、国际化合作意识和抗干扰、抗风险意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与时俱进，就要实现从老板群体向企业家群体进行提升和发展，要以现代企业家的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争做学习型的企业领导人，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同时要构建人才培养高地，为企业发展培养现代化合格人才；与时俱进，就要摒弃功利价值观，树立使命价值观，全面构建以“社会责任感”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文化，不仅自身率先践行社会责任，还要让社会责任感内化到每个员工和每一个工艺流程中来，营造健康、良好的公益价值取向氛围。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新一代浙商在实行新一轮改革、进行第二次创业的过程中，再度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新成就，体现了浙江人民概括提炼出的“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十六字精神。
三、浙商要有大视野、大气魄、大动作，继续大胆地“走出去”，创造民族优秀品牌。
浙江商人历来有外出经商的传统。龙游商帮以“无远弗届，遍地龙游”而闻名，“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舍”，他们大多从事长途贩销活动。宁波商帮的活动区域也很广，尤其活跃在沿江和沿海一些城市，以至有“无宁不成市”之说。现今，以温州商人为首的浙江商人更是“来去如风”，足迹遍及天下。据统计，目前走出家门创业的在外浙商多达550万人，其中有120万人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创造的财富总量，相当于分别在省外、国外再造了一个浙江。
浙江商人“闯天下”的精神值得提倡，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需要更多的浙商以及其他中国企业大胆“走出去”。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全新的大命题，经济全球化不只是产品贸易的全球化，除劳动力外的要素流动或配置的全球化，也是生产过程和产业组织的全球化，更是资本运转的全球化。中国加入WTO后，融入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任何企业都可以在全球渗透，发达国家企业通过技术和资金等优势资源向中国扩张，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可利用自己的相对比较优势参与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对每一个企业都是一样的，就看你能不能抓住机遇，敢不敢主动迎接挑战。我国民营企业自身发展与环境变化的要求，使得民营企业进行国际化战略的构建与实施已迫在眉睫。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既给我国民营企业带来了冲击，同时也给有条件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难得机遇，低价并购、获取重要战略资源、建立全球营销网络的例子不胜枚举。据商务部公布数据显示，2008年我国对外投资主体中，民营企业数量超过70%，投资规模约占存量的30%。全国工商联调研表明，实际已经“走出去”但尚未登记的民企数量相当于已登记的0.5-1倍，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规模远高于统计数据。鉴于此，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前来参加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联组讨论会的胡锦涛总书记听了郑跃文、李书福等民企代表的汇报后，十分重视，他为越来越多民营企业“走出去”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并就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企业“走出去”强调了两点：一要抓住机遇、积极作为；二要趋利避害、防范风险，为企业发展开拓空间。
在积极“走出去”的实践过程中，有不少浙商企业做得有声有色，比如复星集团、吉利集团、万向集团、德力西集团等。尤其是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书福于3月4日在会上发言、向胡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作工作汇报，14天后就以大手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签字收购国际知名品牌沃尔沃，一时成为新闻人物。不管别人怎样议论，李书福终究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表明吉利人决不囿于眼前，而是放眼世界，主动出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积极地探索未来发展之道。
新一代浙商都要有这样的长远眼光和雄才胆略。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浙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应该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整合全球资源，有效化解“瓶颈”制约，实现由“本土性企业”向“世界性企业”的转型。期待着浙商这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现代商人群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贡献更加强大的力量，继续发挥“先行者”的作用，永葆“中国第一商帮”的美誉。这是时代赋予浙商的光荣使命！
需要交代的是，作者本人并非专业财经人士，擅长的不是对商业活动的揭秘而是对历史背景和人物角色的把握，是在忠实地书写历史。近代以来的浙商进程就是一部鲜活的大历史，我们大概正需要这样一部商人史话，温故而知新、鉴往而察来，让读者在掩卷之余更添几分对中国商人的理解和对一切创造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