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城的夏天依然如火如荼，即便已是季节的夏末。9月中旬的好几天里，办公室的窗帘被我紧紧拉起，而我持久地坐在转椅上，晃着身体细致筹划接下来这场幸福的分配，在筹划中感受内心充沛的喜悦。分配的三大方向是确定的：父母、妻子和妹妹。按平均分配的原则，三者分占的钱数大约五万。设想一下把五万块钱同时交给三者，会出现怎样的情形？妹妹也许刚好够，我可以把这份钱作为一笔基金，另开一个账户存起来，余下的几十年里，在她旧病新病发作时，取出其中的一部分应急；妻子的那份也设成一笔基金，时不常地给她买一件相对贵重的礼物吗？那又能买几件？这一区域好像用五万块远无法填满；父母，我最想看到的，是他们住进一套像样的房子，可沙城近年来房价涨得飞快，现在，就算交付一套小户型的房子，别说五万了，就是乘以三——把整个这笔钱几乎全拿给他们，也不见得够。筹划的结果最终是失败。喜悦的感受终究化成了沮丧。在9月中旬的那些天里，我反反复复地游走于喜悦与沮丧之间，终于喜悦的感觉烟消云散，只有沮丧稳稳地矗立在那里。
如果能把心、肺、脾，一切，全部卖掉就好了——据称一个心脏可以卖到六十万、肺三十万、脾比肾也要稍贵些——那很可能使我一时间有超过一百万的钱去支配，可一次卖肾行动使我深刻地认清了自己，我不会有那个勇气再去卖我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件了，尽管我那么有意将它们统统卖掉。
竟然只是做了一场无用功——我意识到，刚刚换取的这笔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原先困扰我的精神疑难。我需要的是一笔真正的巨款，而不只是十六万。用十六万去向我的亲人们施爱，远远不够。
在9月下旬业已进入生活的时候，我陷入深深的抑郁，一如我先前因那个课题引发的精神困顿那样。失去一个肾，暂时并未使我的健康状况出现异常，说明我还年轻着。拆线后的伤处，除了一条明显的疤痕之外，并无其他不妥。有时，我用力摁压那里，感觉不到明显的疼痛。但因了比他人少了一个器官，我总觉得自己现在是残缺不全的。这种认识加剧了我的抑郁，使我一时间有些慌不择路。
有个在深圳工作的网友从去年开始就竭力鼓吹我炒股，对于他的好意，我一直表现出充耳不闻的态度，真实原因是那些时候我手头根本没有像样的炒股资本。从去年开始，直到这个9月，股市持续上扬，每次在网上碰到这个网友，他总替我惋惜。有一天中午，我再次在网上碰到了这个人，他一如既往地再次游说我进入股市。这一次我被他说服了。现在我有理由被他说服。没作深想，我把十六万块钱全部买成了股票。
我想说的是：即便是10月都快来到了，我都没有想过要去跟踪那个男人。我一直想用自力更生的方式去实现心里业已巩固的那个宏愿，并不想危害他人。如果寻求幸福需要先剿杀他人的幸福，这种寻求并不可取，这我知道。可要是幸福来临的途径只剩下了剿杀他人幸福这一条途径，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股票突然大跌了一次。我醒觉是在用自己的血肉进行一桩风险莫测的买卖，吓得赶紧把所有的股份都退了出来，不过两三天，十六万就减少了一万。我瞪着仿佛失而复得的这笔钱，心有余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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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五十四岁，身体矮壮、大腹便便，未开口先笑，笑时一只眼睛不自觉眯起来，又审慎地隐隐睁开，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一年四季穿着那类板正的中山装，纯黑或咖啡色，从里到外，他都与我们通常定义的贪官的样子极其吻合。确信他是个贪官的依据，除了以上列举的情形之外，还有他同样具有贪官特色的家庭组构：他的妻子在市房管局身居要位，唯一的女儿这个夏天才从英国一家三流金融大学学成归来，目前刚刚去沙城一个政府要害部门上班。在不久前的政府要员竞选中，他的大幅照片一度占据了沙城日报的主要版面，有一天晚上，在沙城晚间新闻的录像中，他低着头，表情呆板地宣读一系列让人无法记住的套话——他的嘴角长着一粒黑色肉痣，两根粗黑、长过三厘米的汗毛随着他嘴唇的张合醒目地颤动。倒不是因为他近段时间在电视、报纸上频频出现使我对他印象深刻，致使我决定对他下手的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恰好认识他。去年的某一天，他与一群随行人员来沙城医学院视察，到过我的办公室，为了表示他的和蔼可亲，那日他当众给我发过一张名片。后来有一次，我一位家住沙城的学生很想去他管辖的一所医院工作，我曾自作聪明地带着那个学生去他办公室见过他一次，虽然那学生的工作最终在他老到、狡诈的敷衍下告吹，但总算使我与他有了些微实质性接触。对有所接触的人下手远比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下手要容易些，原因来自心理，对于那些完全空洞的人，我们总是心怀更多的畏惧。
沙城10月的气温有所下降，但夏天还正襟危坐在那里。来自海上的风小了些，阳光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我从已经变成十五万的十六万块钱中拿出一万块，作为近期使父母和妻子惊喜的小小道具，时不常地买件把两件东西犒慰他们。那段日子，我的家庭生活前所未有地愉悦，令我信心倍增。妻子到底还是发现了那条长过五厘米的伤疤。我记得那夜她发出了一声尖叫。这是怎么回事？她高喊。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东西？我赶紧装疯卖傻，说，这东西从来都在我身上啊，怪就怪你到现在才发现。妻子少有地冷静，她责令我侧卧在那里，方便她好好地把伤疤研究一下，过后她又扯去了我的所有衣裤，要看看我身上到底还有哪些她不曾发现过的隐秘。她把台灯拉到床上，使我精瘦的裸体一览无余地陈列于她的眼前。你什么时候学会说瞎话了？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再也不能装傻了，这个时候误导更有效。我让自己阴下脸，反戈一击。我说，你还好意思问我，我上个月被别人捅伤了，有心跟你叹叹苦，你倒好，成天骂骂咧咧的，不给我机会，让我一个人承受苦闷。你可不可以对我好一点？妻子一愣，当夜无话。第二天早上，她史无前例地比我早醒了。你应该告诉我才对，夫妻间有什么话不好说的，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家不败了吗？现在好了没？有没有伤着里面？什么时候你也学会跟人打架了？是这块料吗？我穿上衣服，摸着她饱满光洁的身体，柔声说，小事一桩，早没事了，要有事还能躺在这儿吗？男人嘛！身上有条疤，也是种性感，对不对？妻子撇嘴，乐了。以后自己小心点。她快速出门了，留下我一个人躺在寂静的房间里。10月是安静的，同所有的沙城时光一样。我心里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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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老师的身份为我接下来的谋杀计划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9月到10月期间，我和学院一个叫吴斌的药剂学老师兼我的同乡走得极近。我请他吃了两顿饭，培养与他的感情。为了使我的接近显得不那么突兀，第一顿饭我是以同乡会的名义请的。饭局设在临海的粤菜楼。那顿饭效果不错，往常的同乡聚会都是凑份子，像这种一人出资的情况很少有，因为少有，作为独资者的我在这次饭局中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一个劲地与吴斌胡吹海侃，一扫我往日的木讷与矜持。第二顿饭就是我与吴斌单独面对了。男人的友谊来得那么快，警惕心并未在他身上出现过，他对于一个一贯被大家认为清高的人的示好极为受用。第二顿饭的那个周末，就是他主动请我了，我们去城北的烧烤店吃了顿自助晚餐，为了证明我们友谊的水涨船高，他最后还主动帮我吃掉了一块冷掉的牛肉和一条鸡翅。夜晚因男人间的亲密无间变得炽热和躁动。我顺势让预谋中的邀请出场，拖着他去了一家发廊，再次独资，让他享受了一次身体狂欢。两个男人到了共同去找小姐的地步，就变成一个人了。叫吴斌的同乡接着每天晚间饭后到20点30分这段时间都打电话给我，邀我一道去散步、打球或去各自的办公室讨论学问。我们谈许多关于世情、生计、学术的话题，变得形影不离。在10月上旬即将结束的一天，我故作无意地跟他去了他的实验室。在我的鼓动下，他彻底放松了警惕。我们要了两箱啤酒、几种袋装小食品，坐在实验室的地板上胡喝，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双双醉倒在地。半夜里我挣扎着爬将起来，睁大空蒙的双眼，去药物架上找到了几盒胰岛素。连同我早先从其他科室窃取的一副注射器具，我将它们锁自己办公桌最里面的那格抽屉里，静待那个官僚落入我的手掌。
在与吴斌套近乎的那些天里，我同时完成了对那人的密切跟踪，完善了这次谋杀计划。那男人住在高新住宅区十幢三楼，有一个专职司机每晚10点之后护送他回到住所。司机一般将他送到楼下，目送他上楼，两分钟后开车走人。那小区的保安检查并不严格。如同很多小区的保安一样，出于审慎的考虑，他们一般不轻易拦阻那些看起来气宇轩昂的进门者——这小区住着相当数量的显贵，保安们总怕因盘问而开罪某个显贵或他们的家属。我要做的是，让自己进大门时尽量显得倨傲无礼。他们一般不拦我，有一次，有个保安作势欲阻挡我的进入，我冷冽地瞪他一眼，他临阵退缩了，任由我大步走了进去。
但谨慎一点的话，我不应该将谋杀地点选在男人的家里，一来你无法控制他家人的去留，何年何月才能等到他单独在家的时机呢？二来我老是进出这小区，必然会给保安们留下印象，一旦男人暴死，他们很快会追想到近期频繁在小区出没的这个神秘男子。更不可能选在他的办公室，那个地方是真正戒备森严的，我根本无法在不留痕迹的前提下踏入一步。最妥善的只能是，在熟悉他的行动规律后，抓住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哪怕只有他与司机两个人也行。
很难，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类人远没有普通百姓那么懒散，况且他们是那么的忙，绝少有单独游逛的时机。10月变得极其地漫长，在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焦虑。我的课题还没完工。事实上，自从我躺到手术台的那一天之后，它已经越来越被我漠视了。这世界确实并不需要我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课题，而我，现在似乎也已经没有足够的理由重视它。它无疑要草草了事了。这种漠视，给我带来的好处之一，是我慢慢走出了它给我带来的精神困顿——说实话，先前我也并没有进入得太深。现在我的念想全部集中在这桩计划上去了。我走火入魔般专心于对那个男人的跟踪和研究。有些时候，我也会把自己关在洗漱间，打量身上那条日益与肤色接近的伤疤，有那么几次，我深深地后悔了，觉得如果早想到现在的这个途径，就远没有必要如此残暴地对待自己。也有犹豫的时候出现，我担心这次谋杀最终失败，非但不会令我如愿，还可能事情败露，到那时，我不仅人财两空，还会累及家人，这是很可怕的。唯一的办法是开动我作为一个心理学博士的脑袋，使这一行动天衣无缝，不求上天保佑，唯愿自己严谨和周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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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男人喜欢吃菠萝蜜。这是一种据说甜得发涩的上等果品。在沙城的巷子里，随处可见附近的果农将它们硕大的身体堆放在三轮推车上，行人经过时，他们懒洋洋地用土话献媚地叫卖。我从未吃过这种东西，它们闻起来太臭了，一种非常奇怪的臭味。不要说吃，就是让它们摆得离我近一点，我都无法忍受。还有榴莲，也是奇臭无比。但很多人喜欢吃这些水果，菠萝蜜、榴莲，甚至一种专门长在岩壁上的不知名的坚果。这证明人的口味是千奇百怪的，神秘莫测，与死亡的诡异如出一辙。10月初的一天，我曾经走到那男人的家门口，听到里面一阵似是而非的争执。男人的妻子高声控诉他不该在她数次提醒的情况下带回一瓢菠萝蜜——她也厌恶这种东西，真想不到我与这个陌生的女人还有同好。更多关于菠萝蜜的争执没听得太清，我很快警觉地奔离了那扇门。
男人竟然也有孩子气的一面，这样一个常人眼里的达官显贵——谁没有一点孩子气呢？即便垂老的暮年人——我数次看到他回到他家那幢楼的楼底时，在车里停留几分钟。越过半开的窗户，我遥遥看到他急切地伸出手来，接过驾驶室里司机递过来的一瓢黄澄澄的菠萝蜜。它是他们在回来的路上顺便买来放在车上的。我望见他飞快地吃完，用随车的纸巾潦草地抹一抹嘴，接着心满意足地爬出车门。那样一幅画面拉近了我与这个政客的心理距离，在跟踪完毕回去的路上，我有时甚至会觉得他有点可爱。
我再三分析，觉得最能促成这场谋杀的时机，就是那男人走入混乱的小巷聊解口舌之欲的某个时候。问题是那个英武的司机基本上与他形影不离。通常，都是他们把车停在接近巷道的一条大马路边，司机的手插进裤兜里，摸索着零钞走进小巷，而后大步流星地托着一块菠萝蜜走回来，那男人一直仰坐在后车座上。也有例外。司机有时在停车的当儿，恰好手机响起，或者他可能要趁着停车的空当去上个厕所。也许他还是阳奉阴违的，很多司机都这样，装作有事不下车，由着领导自己走入巷子寻觅美食。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有接近两成的时候，那男人会亲自走下车去。反正，不管谁去觅食，那个时候我总混迹于人群和人流中，与他们近在咫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