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正璧笔下还有对倾城倾国的真爱的细述——《落叶哀蝉》和《流水落花》。这是关于帝王的爱情，他们和凡人一样，也有对真挚爱情的追求。《落叶哀蝉》写汉武帝刘彻与李夫人的真挚感情。关于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故事，《拾遗记》、《汉书》等都有记载。李夫人死后，汉武帝下令以皇后级别的葬礼予以安葬。晋代王嘉的《拾遗记》中记述道：“汉武帝思怀往昔李夫人，不可复得，时始穿越昆灵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时日已西倾，凉风激水，女伶歌声甚遒，因赋《落叶哀蝉》之曲曰：‘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谭正璧在小说中叙述了这些事情，把这些传奇事件作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去掉了仙气灵异，增加了人情人味。《流水落花》写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爱情。后主继位后不久，南唐就是宋的属国了，懦弱的后主一步步向宋让步，内心很痛苦，于是就在与小周后的爱情中寻找慰藉。爱情成为他的唯一寄托，他们的爱情也显得愈加珍贵和美好。但可悲的是，当后主和小周后被软囚在宋都后，厄运一步步逼来——小周后被招进宋宫遭受凌辱。后主只能空将满腔悲哀悔意注入诗词之中，故国之思、身世之感、往事之悲、现实之愁尽在他的词中。如果后主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么精通才艺的他，生活将是何等惬意，谈情说爱，吟诗作词，才华风流可绝代，然而历史和命运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
综上所述，情爱传奇堪称谭正璧历史小说创作的切入点。爱和情在谭正璧的笔下被演绎得多姿多彩，他既写到了男女之间的爱欲情仇，也表现了男女知音之间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惺惺相惜。而他笔下的那些情与爱大都有一种幻美色彩，在他的小说世界中，有超越仙界与凡间的界限的人神之恋，有跨越阴阳之隔的人鬼之爱，神是人性化的神，鬼可以是人装扮的。谭正璧在小说中表达的不仅是一个多情男子对美好爱情的渴望与追求，而是寄托了作家对人间美好事物、美好情感和诗意生活的追求。
三、“饮食男女”中的感时忧国
在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饮食男女、风花雪月可以说是最方便的精神避难所，但是在国破家亡的悲惨境遇中，风花雪月、声色犬马又不合时宜。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不可能心安理得地对祖国和民族的灾难坐视不管，但政治又是不可触摸的禁忌，因此沦陷区的作家大都面临着“言与不言”的两难处境：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能够领略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若他“言”而无何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
日伪反动政府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同时拉拢所谓的“御用文人”，创作有利于他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作品。在这样的“蚕食”政策之下，大批的进步书籍被焚毁，进步刊物和书店被封查，爱国文人被监禁和杀害，这都给生活在沦陷区的作家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和伤害。谭正璧只能通过创作，把目光转向遥远的历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把现实小说的性质，借历史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因此，虽然谭正璧在历史小说中大量表现男女爱情、情欲及对知音的感遇和渴望，但仔细分析文本，不难发现在这些风花雪月般的故事下，隐藏着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只不过由于形势所迫，他对历史小说形式的借用、对传统题材的采用，使他的“感时忧国”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潜隐的特征。
由前面的论述已知，谭正璧历史小说中的爱情往往以悲剧告终。不仅如此，“爱情”的破灭失败大多伴随着一个家庭，乃至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作家直接呈现的是爱情的悲剧，间接表现的却是家国的生死存亡，从而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形成了对应。比如前文提及的《女国的毁灭》，小说表面写西王母及女国女子爱情的丢失及对爱情的盼望，实际上是写一个神话般的女国是如何毁灭的。在遭遇和失去爱情的过程中，女国的女子再也不能青春永驻，再也不能长生不老；女国中再也不是只有女人，而是有了小孩，有了新老更替和人的繁衍，这个神圣的仙境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凡俗的人间。很显然，在作家笔下，爱情只是一个象征。作家更像借助爱情这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来表达对自己的生活现实的批判，爱情成为作者表现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的突破口：当时中华民族也正经受着外族的入侵，正值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对照小说与现实，读者不得不深思我们民族的生死存亡。还有，“在极东的地方，有个叫做中国的国家。在那里的人个个都孔武有力，动不动就彼此相杀，常常弄得遍地都是血腥”。这是直接对中国内部分裂及争斗的影射，是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的批判。
谭正璧在小说中非常明显地表达了对战争的批判，以及对所谓“革命部队”的嘲讽。《舍生堂》故事的起因就是战争，战争差点毁灭了人类：“大约在十年之前，战神忽然来到了大地上，北方出了一个勇敢贪婪的酋长，他想占据整个世界，把其他一切的民族统统灭掉。于是他起兵向四方作战。他对和他对抗的异民族只有杀戮没有收降，所以到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最残酷的，就是向他们投降的人，他们也把所有男人，无论老幼壮丁，一概杀死，仅剩寡妇孤女留着。全个世界已被他征服了一半，人类也被他灭掉了一半的一半。”而在《还乡记》中，乡亲们淳朴善良，辛勤劳作，但是在连年的征战之下，生活越来越艰难，留存下来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寡妇孤女，还要承担着这样那样的战争供给。作者对战争发动者的虚伪自私进行揭露。《孟津渡》则直接对姬发、姜尚伐纣的目的进行了揭露：“这消息在我们文人中早已传得好久了。说什么西伯侯姬发奉了他父亲姬昌遗命，拜姜尚为师，因为今上皇帝无道，他要出来吊民伐罪。其实，他要做皇帝，尽管说要做皇帝好了，说这些冠冕的话骗谁？”同时也深刻批判了掌握武力的姬发及其“王师”对百姓的强权压制、暴力和野蛮行径：“哈！哈！你的话很对，谁有武力，谁的话就是真理！”小说中献粮的场面更是极其荒唐。在大家还没听懂“献粮”这句话时，“早见那班‘王师’们都像生龙活虎似地跳过来，把他们手里的饭箪和水壶都接了过去。有的连人也拉了过去”。等“王师”走了之后，大家才发现几十个年轻的女代表都失踪了，她们被“王师”也“接收”了去。至于《还乡记》中的刘邦及其士兵，比之姬发“王师”有过之而无不及，批判讽刺的意味就更强了，汉高祖刘邦原来就是“十几年前人人不齿，人人都诅咒他早早滚开”的“酗酒无赖的刘三”，他带来的士兵直接就在百姓家大吃大喝，酒足饭饱之后凌辱杀害寡妇孤女，而刘邦反而还在乡亲们面前假惺惺的大唱“大风起兮云飞扬”。
作家对侵略、“革命”等战争发动者们的揭露与批判，绝不意味着他赞同在侵略者与邪恶暴力面前一味忍让退缩，不敢抗争。相反，作家反复表现的是，面对异族或敌人的侵入，企图用退让妥协来保全国家，保住自己的安逸生活，绝无可能。《女国的覆灭》中，在得知穆王到来的消息后，西王母向全民下达的命令是“任他们要怎样就怎样，一切只有顺从，不能有一些的反抗”。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不抵抗政策的讽刺和批判。而在西王母的“不抵抗政策”之下，结局是一个古老国度毁灭了。至于南唐后主李煜，一味的妥协、退让终于导致国亡家破、自己被囚禁、妻子被凌辱的结局。虽然他最后终于醒悟：“早知今天，我悔不当初听陈乔的话！”然而，“可惜你懊悔的太迟了！”(《流水落花》)而秦王子婴在逢迎了刘邦的同时，无疑惹怒了项羽，于是被项羽关在阿房宫里一把火烧了三个月(《楚炬》)。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沪渎垒》中的袁嵩坚守职责，不惜生命，部下对他也有情有义，拼命杀敌，得知太守袁嵩被贼兵杀害后，仍然顽强作战，杀出重围，又奋勇杀回，将太守的尸体从贼兵那里夺回来。这种正义忠勇正是作者所礼赞的。
而谭正璧“把现实小说的性质，借历史小说的形式来表现”的特殊方式，不仅导致了他通过作品表达现实关切的“潜隐”性质，又使得他在作品中能够以艺术的态度关注生命个体，探索人的精神需求与精神生活，思考人类的生存境遇和个人国家的命运等问题，从而也使他的这些历史小说作品具有了更为丰厚多棱的文化心理内涵和艺术品位，与那些因过于功利而显得粗糙简陋的“战时宣传”作品，有了根本区别。
四、历史传承中的文人雅趣
作为一名在文学史研究及文献考证方面很有建树的学者，谭正璧对中国古典文献资料、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都非常熟识，当他进行历史小说创作时，那些神话、传说、故事等等便很自然地成了他的故事原料，所以他的历史小说大都取自传统古典题材。在小说中，作者还常常引用一些优秀的民间歌谣作为小说文本的一部分，如《清溪小姑曲》中，赵文韶在溪边漫步时触动了乡思，于是就诵念了几首民谣“西乌夜飞”来宣泄他心中的积悒。这些民间神话、文人故事、宗教传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相关典籍中都有记载，当它们被作为创作素材时，对于精于古典文学史研究的谭正璧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他对这些题材原料的理解和利用也是颇有独到之处的。他对这些民间文学资源的利用，自然可以看做是他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学题材的眷恋和回应。不过，如果考虑到当时正处于日本侵略当局的迫害与高压下，那么他选择这些我们民族本土的极具中国民族特色的源远流长的神话传说，作为自己的创作素材，正是有意识地对我国宝贵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固守和传扬，流露的正是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
在创作中，对于那些神秘超凡的神话传说，谭正璧作了合情合理的解构。他消解神话传说的神秘感，把神话、传说拉入现实中加以人化、凡俗化、合理化。如在《山海经》中，西王母等都是虎首人身豹尾的怪物，但在小说中“他们都是美貌年青的女子”，她们也有对爱情的渴望和思念；“独处无郎”的神仙清溪小姑夜会文人的故事，在谭正璧的小说中，却变成了一个小姐带着丫环模仿了清溪小姑的装扮，拿了和清溪小姑一样的乐器，在深夜偷偷与文人相会，把事情转嫁到了清溪小姑身上。
谭正璧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在作品中也得到诸多体现。他的有些作品开首就引用古典诗词，根据一首诗词的中心思想生发出一篇小说，然后反复强调这一中心思想。比如小说《奔月之后》。小说正文之前先题李商隐的《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小说立意在后两句，强调嫦娥对奔月的后悔，着重生发嫦娥对美好家园的怀念、有家难回的痛苦及对自己的行为——偷灵药奔入月亮不能返回的复杂的感情。《女国的毁灭》也是正文之前先题李商隐的诗《瑶池》：“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虽然也写了女国的西王母及众女子们对穆王及其属下随从的思念和盼望，但是正如小说题目“女国的毁灭”所点出的，谭正璧在这篇小说中重点是写一个神秘的国家、民族的灭亡，这是借李商隐的诗词对神话传说重新作出解释。作者引用诗词，开首就定下一个饱含诗意的基调，在行文中也是不以情节取胜，而注重诗意的营造。几乎在每一篇小说中都引用至少一首诗词或民间歌曲。有些小说更是直接写文人的逸事，《华山几》、《百花亭》、《清溪小姑曲》写了文人的艳遇、偶遇，也写了文人多情痴情的性情。这些故事之所以存在并流传下来，本身就源于文人附庸风雅的情趣。另外还有些是利用古典文学中的作品改编而成，《还乡记》根据元代睢景臣的散曲《高祖还乡》戏谑而成，《琵琶记》是根据《颜氏家训》和《洛阳伽蓝记》而作，《摩登伽女》根据《楞严经》戏作，这些都可看出谭正璧在学术研究之余的闲情逸趣。
谭正璧的这些历史小说表现出来的美学风格，或平淡自然，或诙谐讽刺，或意境悠远，无一不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继承。古人素有推崇“自浓归淡，以淡为宗”的审美传统，平淡美被视为诗之极致境界，从老庄时代就开始推崇“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标举“冲淡”为其中一品。宋代时“平淡”更成为美学潮流。宋人梅尧臣明确地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诗卷》)。苏东坡更主张“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苏轼《与二郎侄》)。自然天成、大巧若拙是“平淡”的特征，它不是浅、薄，而是从深、厚中来，是厚积薄发，是深入浅出，是自浓归淡；不是“中边皆淡”的淡薄无味，而是“似淡实美”、“外枯中膏”的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谭正璧的历史小说即是如此，不追求华丽、浓艳的画面，而中意于平淡、委婉的境语，让一切事物自然而然地发生，而不是刻意地雕琢。他运用“花自飘零水自流”般淡然舒缓的情节，让一切都如流水般缓缓而行，营造出“脱尽脂粉、洗尽铅华”的淡薄意境。在情感上也是力求节制，那淡淡的悲，哀而不伤，如潺潺流水缓缓流入，于风轻云淡、水流花落中悄无声息地抓住读者的心，让读者沉浸其中久久回味。
余论：谭正璧历史小说的文学地位
对于自己的历史小说创作，谭正璧曾有这样的夫子自道：“我的历史小说写得好不好。当然用不到我自己来说。……但我却有一种自信，我的历史小说虽然所持态度有所不同，然而没有一篇不是曾经用过极大的力(这是指脑力)，而没有一篇是用那轻薄油滑的笔调，像那些‘只供一笑’的新西游记，新水浒传之类所常用的。”
谭正璧自信自己的小说不是“轻薄油滑”、“只供一笑”的，他也不愿拙劣地模仿前人而留下连犬也不类的讥诮。虽然谭正璧的历史小说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他善于从民间历史中取材，所写并不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大事件，而主要是一些民间传说中的逸闻趣事，并且多以爱情为依托，兼有浓厚的古典气息；表面看来像一个个幻美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指向社会现实，表现了作家在内忧外患、家国危亡的现实中对国家和民众的关切。他的历史小说充满浓郁的东方文化意蕴，显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淡远、恬静与时代的空灵和浪漫，又有历史的悲剧和文化的反思，称不上黄钟大吕，却也别具一格。谭正璧无疑是现代历史爱情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理应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
(作者单位：沈庆利，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梁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