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最难将息的时节”里，“疑虑”是确实有的，但是《人民日报》好像还是比较相信这一早春时节所包含的新鲜的空气会给它带来新的格局，因而坚持进行改版，到1957年春天还保持着当初改版的革新宗旨。费孝通发表这篇文章之后，“早春”很快成为知识界的中心话题。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在七版上还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专栏，刊登了很多著名学者的不同意见。另外，1957年1月《人民日报》还刊登了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这篇文章的观点就代表着党内存在的对于“双百方针”的“疑虑”，他们认为“‘双百方针’不利于发展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并且提出要‘压住阵脚进行斗争’”。当时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这几位作者的文章后，自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很长时间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也就是给读者一种印象，“似乎《人民日报》是赞成陈其通等四人的这种意见的，这样就增加了一些人对鸣放的疑虑”。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严厉批评了党内不赞成“双百方针”的人们，同时对《人民日报》发表该文之后“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提出了严厉批评。此后，《人民日报》在3月18日副刊上发表了茅盾的《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批评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没有说服力”，以及他们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接着，4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过，《人民日报》的这些弥补措施也晚了一步，结果未能避免中央的批评。1957年4月，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编委常委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最近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并对邓拓批评了改版后的工作，《人民日报》的改版工作“受到了沉重的一击，在办报方针上顿时产生了严重的混乱”。谁也不曾料到，刊登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变成为《人民日报》改版夭折的一个诱因。
三
提出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是“双百方针”提出后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最大成果。文学创作方面的最大成果就是“揭示社会内部矛盾的创作”的出现。文学创作题材范围的狭窄、单调，创作风格的不够多样化，文学创作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是5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的普遍问题。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很多作家开始探讨这些文学问题，“干预生活”成为一种克服这些问题的方案。这时期出现了一批大胆干预生活，深刻反映社会的复杂矛盾，揭露和批评官僚主义弊端的作品，如王蒙、刘宾雁、宗璞、李国文等作家的小说，以及流沙河、邵燕祥、公刘、穆旦等诗人的诗歌，文艺理论和创作相应合，充实了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新气象。这些作品高扬着现实主义精神，也继承了“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批判精神和启蒙意识。
1956年7月改版后，《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不少显示出这时期特殊的异质性的诗歌作品。首先要说明，《人民日报》副刊所刊出的文学作品一般局限于散文、随笔式的短文、短评以及诗歌，这是因为副刊的面积太少，只占八版的上半版(下半版是广告)。因而，编辑在副刊编辑工作中不得不首先考虑稿件长短，副刊所刊登的文学创作比较侧重于散文和诗歌领域。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刊出了邵燕祥的《走敦煌》、《琴》、《贾桂香》，公刘的《风啊，别敲》、《繁星在天》、《谒鲁迅墓》，冯至的《西北故事杂咏》，王统照的《游开罗纪感》，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蔡其矫的《西沙群岛散歌》等诗歌。和过去几年对比，这时期的《人民日报》中，具有政治时事性以及思想斗争性的诗歌减少了很多，颂歌和赞歌也很少出现，另有一些歌颂军队的诗歌，不过战斗性不强，也带有一定的抒情性。诗歌主题和题材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多样化，这些都是在改版后副刊上出现的变化。一些揭示社会内部矛盾的诗歌在《人民日报》副刊上一出现就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还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艾青的《画鸟的猎人》、邵燕祥的《贾桂香》、穆旦的《九十九家争鸣记》这三首诗歌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作品。
邵燕祥的《贾桂香》发表于1956年12月13日，这首诗是诗人读了10月11日《黑龙江日报》报道的一个真实的悲剧事件后有感而写的。诗人在“后记”中说：“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年女工贾桂香，受不住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围剿，在7月27日自杀。……读之心怦怦然，因写这首诗呼吁：‘不许再有第二个贾桂香！’”这首诗确实像诗人自己说的那样，是“从诗人血管中流出的血，真诚的血”，就是充满正义感的控诉，也就是真诚的郁怒和激情的喷出：
到底是怎样的一股逆风
扑灭了刚刚燃点的火焰？
海阔天空任飞翔的地方，
折断了刚刚展开的翅膀！
告诉我，回答我：是怎样的，
怎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
可以说，这是“一首大胆触及了生活真实的诗篇，它在一片光明之中看到阴暗的角落，它敢于像歌颂光明那样理直气壮地鞭打黑暗”。在50年代文学中，如此直接对现实生活或实际事件进行批评的诗歌极少，邵燕祥的《贾桂香》确实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作品。尤其是它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更具有“突破性”。《人民日报》自1948年创刊以来刊登过许多诗歌，那些诗歌都带有浓厚的宣传性和指导性，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几年中，《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诗歌基本上都属于颂歌和战歌的范畴。新中国成立初期它刊出了郭沫若的《新华颂》、田间的《新中国》、胡风的《时间开始了》、吕剑的《英雄碑》等颂歌，在朝鲜战争时期主要刊登了艾青的《前进，光荣的朝鲜人民军！》、卞之琳的《向朝鲜人民致敬》、邵燕祥的《唱吧，高唱你们的战歌！——献给英勇的朝鲜人民军》、绿原的《一分钟不能忘记》、《战斗的朝鲜》等战歌。“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了邵燕祥的《贾桂香》，它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戒律，敢于大胆正视社会的阴暗面，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矛盾。这就意味着它突破了诗歌创作的题材的局限性，还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毛病。并且，这首诗创作的出发点是对人的生命和人格的尊重，诗人无意中启示了“人对人的关心、同情和爱护不应当成为罪过，人应当尊重人”。
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心灵的关心是文学永远的主题。不过，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中，“表现个人感情的作品往往被视为‘小资产阶级的’，‘不健康’的东西”。因此，50年代中国诗歌逐渐失去了这一主题。然而，在1956年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出现不少更为关注人的感情世界的作品，也是“百花文学”的一大成果。可惜，这时期《人民日报》副刊所刊出的诗歌作品中，直接表现出个人感情的诗歌依旧属于少数。其中要提到的是蔡其矫的组诗《西沙群岛散歌》。这是诗人“从一九五六年九月到一九五七年三月，生活在福建和广东的海上和陆地上时，所写的抒情诗”，是由八首诗歌组成的组诗，浪漫主义色彩很深。下面是其中以《夜光》为题的一首：
没有月亮的晚间
为什么海岛一片光明？
是云在辉耀
还是浪在返照？
我看见每一珊瑚碎片
都如珍珠般闪烁。
南海的夜
是青春年华的裸胸；
那光洁的肌肤下
一颗处女的心在跳动；
它整夜朝着北斗星
诉说着万年的爱情。
在这首诗里，诗人大胆采取了“青春年华的裸胸”、“处女的心”等诗语，生动地描写了充满感情的“夜光”。在50年代中国诗歌中，表现出这种个人感情，尤其是描写个人的“爱情”的诗歌极少。不管蔡其矫的这首诗有多少艺术成就，在当时的诗歌界出现这种充满个人情绪的抒情诗本身就具有很大的价值。这是诗人试图在这一短暂的早春天气里从思想的束缚里把个人感情解放出来的尝试，是诗人重新回到“为人生的文学”的追求。
此外，对于“独立思考”的关心在诗歌中也有体现。50年代初期，艾青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不少诗歌，主要是颂歌和关于国际和平的诗歌，然而，他的《画鸟的猎人》显示出了与其他诗歌完全不同的诗风。这首诗发表于《人民日报》开辟副刊不久的1956年8月9日，诗人采取散文诗体的寓言诗形式。“双百方针”提出之后，“寓言诗”形式重新得到重视，这时期艾青写了《养花人的梦》和《画鸟的猎人》。此外，流沙河的《草木篇》、公刘的组诗《乌鸦与猪》等优秀的寓言诗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这类诗歌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创新，还包涵着相对自由的思想。“寓言诗”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智慧和思索的文学形式，善于表现出讽刺和幽默的美学追求。艾青的《画鸟的猎人》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寓言诗特有的艺术特征，富有多种思考的余地。在提倡“思考的自由，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的鼓励下，这种富于思辨和批判精神的寓言诗的出现，确实是“双百时代”文学的一大成果。
穆旦的讽刺诗《九十九家争鸣记》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出现比上述作品稍晚，时间是1957年5月7日。
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
我知道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作过检讨，
这次他又开起大炮，
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
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
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