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倾向也就侧重不同的研究方法。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有很多介绍，如常燕荣介绍了国外跨文化传播的行为模式、跨文化传播的认知模式与跨文化传播的理解模式，彭世勇介绍了皮尔逊相关、多元回归、单向方差分析、多变量方差分析、因子分析、确认性因子分析等统计技术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的实际应用定量数据方法，。还有美国学者提出的跨文化传播学依赖于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方法、依赖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描述性方法、运用其他学科的评论性方法等。罗雯、何军在《跨文化传播学的发展及研究传统》中介绍了约翰？孔德（John Condon）关于跨文化传播的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和公平三种研究传统。我们认为这比较切合古迪昆斯特的客观主义、主观主义和他关注的以“权力”为题的跨文化传播伦理问题。这里主要参考罗雯、何军文章的介绍作一简介。
一、民族志研究方法。跨文化传播的民族志研究方法最早见于爱德华？霍尔《无声的语言》一书，民族志研究方法是人类学、人种学研究的一种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成熟的研究方法，其代表人物有德尔海默思、约翰甘柏兹、欧文戈夫曼、哈维萨克斯等。最早把民族志方法引进传播学领域的是格里？菲利普森。他继承了海默思作为文化人类学家的传统，重视田野工作，把语言作为情境行动来给予密切关注。和人类学民族志不同的是，菲利普森所研究的人群不是以地理或语言来区分，而是在海默思提出的文化框架中深入讨论关于阶级和性别等文化因素。他提出在文化与传播密不可分的情况下，对其中任何一方的考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另外一方，因此其传播实践也更具有独特性。最典型的案例是，菲利普森在对美国芝加哥南部一个叫做Teamsterville的工人阶级社区进行长期的考察后发现，那儿的人在进行说服他人的传播活动中，普通成年男子之间多通过谈话来进行沟通、理解与说服，因为他们之间的地位相近；对于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如妇女、孩子以及一些经济地位不如他们的人，他们更多地是通过一些动作之类的非语言传播方式来传递信息或命令；对于那些地位高于他们的上司或经济地位高的人，他们较多的是通过第三者来传递相关的说服信息。菲利普森的结论是，同样的传播实践在不同的场景、对不同的群体意义不完全相同，这种差异可以说明传播实践所具有的独特性。
民族志方法研究的前提是，人们因为生活在自身文化中而不了解那些文化规则，它们处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只有局外人才了解它们。所以只有把文化看作塑造我们的外部力量，去观察特定文化中人们的行为而不是听他们阐述他们的所为时，文化载体才能被外部化、客体化。没有统一的语言，语言都是自我表述，语言是在虚构故事。
因此，民族志研究使用归纳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要求做实地研究，并不断对研究对象做跟踪调查；强调参与式观察，民族志者必须反思，他们的猜测必须通过与被观察者的交流得到检验。在跨文化研究、教学和培训中民族志方法非常受欢迎，因为它比其他方法中立，较少掺杂个人情感，因而也更专业。民族志传播学的优点是它具有格尔兹所说的“浓密描述”（thick des cription，也译作“深描”）的能力，这样可以获得真实的、微妙的、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
二、民族中心主义研究方法。对跨文化传播进行主观主义研究的如所谓民族中心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假设前提是文化差异，民族中心的倾向是差不多世界所有文化共有的现象。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民族中心的传播学方法并不意味着文化的优劣或高低，至少不明确表示出这一点，而是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它通常是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文化。它以一种文化为参照来研究另一种文化，或以多种文化互相参照来分析其差异，并根据研究出的差异指导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以多种文化互相参照为主题的跨文化传播的民主中心主义研究方法中最典型的是霍夫斯泰德《文化的后果：与工作有关的准则的国际差别》和爱德华？霍尔的《超越文化》。前者对全世界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南非、意大利、日本、印度、韩国、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新加坡、泰国在内的53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进行调查后，归纳出文化差异的四种模式：权力差距、回避不确定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和男性化—女性化。这几个方面足以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与学者进行比较的可靠依据。霍尔根据语言符号的意义与语境的关系把世界主要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高语境文化意义的阐释主要依据语境作出，而低语境文化语言符号的意义不太依赖语境，而主要在语言符号本身。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典型的低语境文化，而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是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这些划分都直接与跨文化传播策略发生密切联系。
不同类型的文化成员在跨文化传播中将会发生文化冲突，汀－图梅根据霍夫斯泰德和霍尔的研究，并结合文化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特征来解释面子问题、跨文化传播冲突形式和不同文化类型成员维护面子的行为。“面子”是存在于各种文化的个体期望他人予以其自我社会价值认同的一种需求感，但不同类型文化对面子的保护策略并不相同。汀－图梅认为集体主义文化成员更多使用他人导向的保留面子的策略，而个人主义文化成员则更多使用自我导向的保留面子的策略；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更多的是维护和要求自己的个人权利，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多的是负责地承担起一定的义务；权力差距小的文化成员倾向于通过信息交流将尊敬—顺从的差距降到最低程度，而权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员则更喜欢垂直型上对下/下对上的面子交流。在解决跨文化传播中发生文化冲突时，高语境文化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的需求，从而化解冲突；低语境文化的策略一般使用支配性或竞争性的冲突模式和独立性的冲突模式解决冲突。
另一种以民族主义中心研究方法，典型的是后殖民批判理论家赛义德《东方学》。与前一种方法类似，二者都是文化比较，不同的是，前者是一种平行比较，后者是以一种文化为参照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在这种民族中心主义研究中，本族文化的重要性被放大，其他文化的重要性被缩小甚至忽略。在跨文化传播中当人们遇到变化、紧张、威胁、不安全时，就会进行以本民族为中心的自我防卫。民族中心主义传统更多地关注群体，即一个群体是如何被认识的，它的成员问题、身份问题、意识问题、空间暗喻、社会距离、中心-外围、边缘性、空间的跨越与缩小、加入与脱离、排除与接纳。赛义德那句著名的语录“东方学是东方的缺位”是对这种方法精辟的概括。民族中心主义研究方法一般采用实证法。因此，研究者们往往先从已知的文化差异理论中提出定性的假设，再设计方法进行定量或定性的调查或实验室研究来证明、修正或者推翻这些假设。
三、公平主义的研究方法。古迪昆斯特在《综述》中说：“目前的许多理论未包括‘权力’这一课题。很明显，权力因素在很多——但不是全部——跨文化和跨群体交往中起作用。比如Reid与Ng（1999年）就研究了语言、权力和跨群体联系这几者之间的关系。应该将权力纳入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中。Berger（1994年）考察了人际传播中的权力因素，他的分析可以作为在跨文化传播中观察权力的一个起点。”
在本书第六章第三节中，我们以“角色话语常量和话语权”为题讨论了跨文化人际传播中的权力问题，这正是跨文化传播中观察权力的一个起点。在跨文化人际传播中，我们已经看到存在着权势差异，并一再强调话语权是社会权势的投射，也是传播双方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事实上，公平不等于平等。平等指的是双方对等，而公平指传播双方按照一定文化规范行使了义务。例如在日本文化中，已婚夫妻是不平等的，但是是公平的，夫妻之间在工作分工、不同的待遇上是不平等的，但按照日本文化的标准来衡量是公平的。因此，公平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或不应当是跨文化传播的平等问题，而是公平问题，即不是研究不同文化在传播中的地位是否平等，而是是否符合公平，不是指游戏，而是指游戏规则。
跨文化传播中存在权力差异，因此应当研究权力对跨文化传播的影响。大致地说，包括人际传播、跨群体传播和跨民族传播几个主要方面。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公平问题与国际社会公正、正义、剥削、压迫和权力问题相关。研究者最关注的是传播中的权力、正义和公平。他们认为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交流的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力。公平理论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以下方面的内容：人们如何利用或被他人利用；什么条件下人们寻求公平或被给予公平。公平研究不仅针对的是公平问题本身，而且研究特定条件下人们态度转变的可能性。跨文化传播目前的问题不是文化的差异，跨文化互动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公平问题。跨文化关系中的困难并不总是来自于理解对方非语言讯息的失败。
公平问题是跨文化传播中一个现实而且极其敏感的问题。话语权本身是大众传播的概念，它是指那些掌握着某种政治、经济或文化等社会资源的社团在传播过程中具有的潜在的现实影响力。在跨群体传播中，公平问题直指话语权转换。刘学义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言论所表现的话语权嬗变轨迹，概括了变化的特点，分析其演变的动因和机制，并预测这一变迁的未来趋势和结果，提出中国未来的媒体言论话语权实践模式将是：党报言论为主导、精英言论和公众言论积极参与的多声部媒体言论场。无论刘学义对未来的预见是否可信，但中国媒介话语权的嬗变与中国社会民主进程密切相关这一观点是不错的。
在国内学术界，跨文化传播的公平研究最为集中的还是在国际传播中。特别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国际跨文化传播中的公平问题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和警惕。在研究倾向上，对跨文化传播的公平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不同的取向。
一种观点认为，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的互动传受活动，因此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的“文化侵略”，应当以开放的心态认识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积极功能。论者承认跨文化传播是“双刃剑”，异文化的进入可能会“水土不服”，可能与本土文化发生冲突，甚至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形成挑战。但西方传媒制度决定跨国传媒集团是主要的传播力量，它们主要追求经济利益，而意识形态的导向要弱得多。狭义的国家主权让渡于国际组织，国家文化控制权力分权于国际组织、国内组织和国民个人是一种趋势。跨文化传播是在文化多元前提下世界性的文化竞争，而不是文化殖民和文化侵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前的确现实地存在着国际跨文化传播的巨大不平衡，这种平衡是发达国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传播实力以及对跨文化传播深入研究所决定的。要改变这种不平衡，中国必须在高扬自己的文化理想的同时，努力发展国家软实力，积极吸纳国外，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成功经验，在全球性文化交流和竞争中把我国建设成为文化强国，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力军。
另一种观点承认跨文化传播是人类普遍现象。但事实证明，自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当前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殖民主义裹挟着强势文化，把强权即真理的逻辑引入文化领域，利用其强大的政治、经济、科技优势以及由此构成的不平等的跨文化传播秩序，推销、宣扬、传播西方主流文化和价值观，并恶意贬损、摧残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力图使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失语、蜕色或者边缘化。论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的精神实质就是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的争夺和重建世界跨文化传播秩序。针对学习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这一问题，论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理论本身起源于有浓厚殖民主义色彩有文化人类学，客观上是为西方国家全球战略服务的。因此，在学习研究中要明确这一背景，并摒弃东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回归不同文化的互相了解、平等交流这一跨文化传播的根本目标。要积极发掘中国本土的跨文化传播历史、理论和实践，发展出中国自己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积极倡导和建立一个良性、公平、合理的跨文化传播机制，从而保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
跨文化传播的公平主义研究常常用实证和统计的方法，广泛涉及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其焦点是公平主义与“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后殖民主义论”以及经济、政治、文化、人权“无国界”论等文化帝国主义各种观点的理解与价值评判。虽然公平主义研究的核心是国际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和传播秩序问题，但话语权和传播秩序本身离不开国际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力量的对比和博弈。因此我们认为，公平不等于平等。国际跨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和传播秩序问题与人际传播在基本原理上一样，其本质都是社会角色的行为规范。只不过前者是在更大范围，也更加复杂的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行为规范。不明确这一点，公平主义的研究就容易陷入理想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