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上的石头
当朝霞出来，西北远处的雪山在灿烂的阳光下开始散发出神圣的光辉。传说中古蜀族的祖先蚕丛、柏灌就是从这西北的高山中一步步走进了成都平原。而后来鱼凫王田猎湔山时仙去，杜宇王最后归于西山。蜀族的兴起与山有着特殊的关系，因此西北的高山对于蜀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她是古蜀人心里的神（圣）山，是古蜀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蜀先民的福地。她护佑着古蜀人在这一片沃土上繁衍生息。
古蜀人从成都平原以西的龙门山开采、运输来大量的石头。于是，温江有了几个与石头有关的地名。
石牛村。属和盛镇，1981年以境内农田基本建设中掘出过石牛，故名。（《温江地名录》）“石牛，约高二尺，横距新开江岸，与石鼓隔江相对。常夜间出，践踏禾苗，因击断其首，遂不复出，今犹存其大段。”（嘉庆版《温江县志》）
石鼓桥。在和盛镇王家庙，现已无存。“石鼓，邑东十四里王家庙有石鼓，约高二尺，其形微圆，与石牛隔河对峙。前人掘之丈余，雷雨交作，自是无敢掘者。古人相传有石牛对石鼓之谣。”（嘉庆版《温江县志》）
还有与石头有关的传说：
1.天牙石。“在凤溪河之西岸。其石入地不知几许，高六尺余，周围五尺余。若有掘者，风云大作。”（乾隆版《温江县志》）清代温江人葛云际作诗《过天牙石有怀》：“何处飞来物，灵巧夺天工。迹存千古盛，石比半通铜。莫计今时日，常多古雨风。可怜兵燹后，无复辨西东。”
2.石笋。“金乌池，邑西一里。唐高宗曾梦金乌集于西川水上，遣使访至此，见乌三足金色，浴于此池。岸有石笋二枚。”（嘉庆版《温江县志》）金乌池是温江历史上八景之一“金乌对玉兔”。
大石文化遗迹
来到平原的先民们，对原来居住的大山十分怀念，对石头情有独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古蜀王国崇尚大石文化，至今仍有遗迹。《华阳国志》称：“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唐代杜甫的《石笋行》说：“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证明唐时仍存，北宋时还可见，但到南宋时大石断裂，今在成都石笋街与西校场街民居水井内，仅存根部。与石笋同类的大石还有天涯石（成都东门天涯石街）、地角石（原在成都西北角，已毁无遗）、五块石（原在成都南郊公园北，已毁无遗）。另有支矶石，原在成都西门支矶石街，今移文化公园立栅保护，大势高约5尺，方柱形。石上原刻有唐刻“支矶石”三字，已磨灭，今字为后代补刻，是古蜀王朝遗存至今的唯一文物。
古蜀先民在温江也留下的大石文化遗迹。据乾隆版、嘉庆版《温江县志》记载，主要有天牙石、石棺、石臼、石船、石鼓、石牛、石笋等大石文化遗迹。遗憾的是这些大石文化遗迹现已无存，而石牛村、石鼓桥等地名则保存了大石文化的点点滴滴。
大石崇拜
这些大石来自哪里？由成都平原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必不产于温江当地，绝非天然生成，而是全部从成都平原以西的邛崃山开采、运输而来。
为什么要很远地方开采、运输来这些石头？这与古人的大石崇拜有关。
古人普遍有崇拜祖先生存环境这样一种宗教信仰。即使进入早期城市社会后，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存空间的变迁，生存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但仍然要以不同形式表达出对祖先生存环境的崇拜。从高地迁往低地的族类尤其如此。世界文明史上早期城市中的一些巨型建筑，如埃及金字塔、巴比伦神庙，都是以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祖先的生存环境山洞为原型的，本质上都是祖先崇拜和其生存环境崇拜。
蜀人的大石崇拜发源于蚕丛氏，“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石室即“累石为室”的邛笼。岷江上游的石棺葬其实也是模仿石室内建筑的墓穴。当蚕丛氏从岷江上游下迁至成都平原后，空间和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虽不再居石室，但仍以不同形式的大石建筑来寄托对祖先及其生存环境的崇拜。此即古人所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大石即为蜀人先祖灵魂和石砌建筑灵魂的共同载体，亦即二者相结合的物化形式。
令人感兴趣的是，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内出土一块与金、玉、铜器共生的大石，明显的是大石崇拜的遗迹。无独有偶，在岷江上游理县佳山寨石棺葬中，也出土一块不规则的梯形自然石块。两者虽然异时异地，但其大石崇拜传统如出一辙，绝非偶然。另一饶有兴味的事实是，三星堆一号坑的方向为北偏西45°，二号坑为北偏西55°，共同朝向蚕丛氏所由兴起的岷山。而同一时期成都羊子山土台大型礼仪建筑，方向也是北偏西55°，同样朝向蚕丛氏发源的岷山。这一系列现象无不显示出存在于其中的深刻的内在联系，说明其源头都在岷山，都与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可见，蜀国大石崇拜的祖源在岷山大石崇拜。由此也可看出，成都平原的大石文化遗迹，年代必在开明氏之前，是夏商时代的遗迹。
（顾平辑。原载《人文温江——温江地名告诉你》，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