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工
温江地处成都平原腹心，自古以来便是天府之国中最为著名的粮仓，是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成都平原素有“金温江，银郫县”之说，在“温、郫、崇、新、灌”所谓上五县中，温江亦排名第一。温江万春镇之鱼凫村，自古相传这里就是古蜀王鱼凫都城所在地。20世纪90年代末，成都的考古工作者先后两次对这里进行了考古发掘，一座4000多年前古蜀先民修筑的古城重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在此期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成都平原的数座古城进行了发掘，新津宝墩古城遗址、都江堰芒城遗址、祟州双河古城遗址、紫竹古城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相继被发现，其文化面貌与宝墩遗址大体一致，其年代亦大致相当，距今约3700～45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尧舜禹时代和夏朝，考古工作者统以“宝墩文化”名之。这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彻底改变了学界对古蜀历史的认识，也使80年代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有了新的突破。也因为这一系列不断地发现，使人们对温江鱼凫古城在古蜀文化中的地位及作用来不及做进一步深入地探寻。仔细阅读鱼凫古城的发掘报告，不难发现，在成都平原的六座古城遗址中，鱼凫古城的地位及作用是颇为特殊的。
一、六边形的城垣
鱼凫古城曾于1996年秋进行了第一次发掘，当时因该城东部城垣毁损严重，故仅找出了南、北、西三城垣，东部城垣未能找到。当时估计该城与成都平原的其他古城遗址一样，均为四方形城垣，面积约为30万平方米。1999年10月26日至2000年1月26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鱼凫古城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第二次发掘，又有了重大发现。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了城址的东垣，并确定其基本走向。“鱼凫古城整个城址复原平面形状为规则六边形，且两边平行，总面积为40万平方米，在成都平原目前发现和确定的六个早期城址中面积居第二。”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古城建筑，突破了一般以四方形为城垣的筑城法，古城依西北向东南缓慢倾斜之地势，其西垣与东垣基本平行为正南北向，则东北垣与西南垣平行向西倾斜，西北垣与东南垣则平行向东倾斜，东北垣与西北垣相交处呈120°角向正北面。成都平原的水流为西北向东南流，则这一独特的城垣建筑很可能是出于防水的考虑。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从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农业是在一种极为粗放的方式下进行的，刀耕火种，靠天吃饭，人们均生活在大河附近的二级台地或更高处，目的是为了避免河水泛滥时的灾患。”鱼凫古城正是这样一座建在台地上，属台城类型中的平原台城型。但所谓台地不过是相较四周稍高而已，若遇洪水仍难免水潦之患。在都江堰工程修建以前，成都平原的农业受自然因素左右较重，洪水期农田被淹应是常有之事，但居住地却应有一定的防备措施。成都平原上的六座古城遗址均有城垣建筑，应是防备水患的措施，而鱼凫古城这种六边形的城垣，顺地势而为，既可避免洪水对城垣正面的冲击，亦省去了四方形城垣四角在洪水时最易损毁的隐患。这不能不让人赞叹古蜀先民天人合一的智慧和创造力。
二、鱼凫古城第三期文化
鱼凫古城使用年代据发掘者报告，从公元前2550~前1750年，历时800余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二期与其他宝墩文化古城遗址时间基本相当，为公元前2500~前2000年，第三期则为公元前2050~前1750年。“第三期晚于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早于三星堆遗址第二期。”鱼凫古城第三期文化在整个成都平原古城群中都有着特殊的意义，但学界对其重视明显不够，以笔者目力所及，仅见宋治民先生在《试论四川温江鱼凫村遗址、新津宝墩遗址和郫县古城遗址》一文中专门有“关于鱼凫村第三期文化”一节。宋先生认为：“之所以将鱼凫村三期文化在这里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是基于它的出土陶器中有一部分器物和广汉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三期文化的一些陶器有共同的特点。这就说明鱼凫村三期的陶器中既有三星堆一期的文化因素，又有三星堆二、三期的文化因素。学术界公认三星堆一期和二期之间是有较大的缺环，那么鱼凫村三期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的一部分。”宋先生进一步认为：“如果这一推论可以成立，则在四川盆地西部从新时期(笔者注：原文如此，当为 ‘石器’之误)时代晚期到青铜器时代的早期蜀文化之间的发展序列和谱系大体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在宝墩文化发展了500余年后，一个新的文化因素影响到了鱼凫古城遗址的居民(含郫县古城遗址)，其发展似为东北向，由鱼凫城到郫县古城，再向东北发展则可能与三星堆文化发生接触，成为举世瞩目的三星堆文化来源之一。当然也不排除三星堆文化在向四周扩展时一支文化西南向发展，进而影响到了原来属于宝墩文化的鱼凫古城遗址及郫县古城遗址。因为在鱼凫古城遗址第三期，“既出土有典型宝墩文化陶器，又出三星堆文化的小平底罐、高柄豆和器盖等代表陶器，同时还有自己特有的曲沿罐、敛口罐、窄沿罐等。这反映了鱼凫古城遗址在文化因素方面的多样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笔者在此将其专门提出，是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的注意和更进一步的研究，以便对古蜀文化的源流演变有一更为清晰的认识。
三、关于古蜀三代的假说
关于古蜀三代，已存研究往往多引用《蜀王本纪》的说法：“蚕丛、柏濩、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将蜀三代处理成如后来朝代更迭、首尾相衔之关系，与中原地区夏、商、周三代相仿。张光直先生在《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中即已指出：“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仆后继的朝代继承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古蜀历史，蛮荒难稽，若将蚕丛、柏濩、鱼凫理解为三代更迭，似与今日之考古发现难相符合。若将其理解为三支不同的文化及其部族在古蜀大地上独立发展并相继称雄，也许不失为一种新的解释或假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