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他对何蕙珍到底是“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这可如何是好？与其惆怅躲避，不如坦然面对。他决定毫无保留地告诉李蕙仙，在远离故国在遥远的檀香山，他遇见一个叫何蕙珍的姑娘，她有万般的好，但他拒绝了她。只是，他可以掌控自己的举止，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心。他觉得自己心里藏了一头小兽，蠢蠢欲动的小兽，睁着爱情的眼，望他，袭击他，他想勒紧这小兽的缰绳，要它安稳，不作乱。
李蕙仙很快就回了信，大意是说：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真的喜欢何蕙珍，我准备禀告父亲大人为你做主，成全你们；如真的像你来信中所说的，不能放纵着爱，就把它放在一边，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体要紧。
多聪慧的李蕙仙，她知道，男人适合放养，倘若一味地用力拘着他，天生爱自由的男人势必要抵抗，如同皮球，越拍弹得越高去得越远，不如随他。随他，不是纵容他，而是辟了另外的道路，引他来行。梁启超不是素来敬畏他的父亲吗，那就禀告父亲大人。四两拨千斤，曲线救爱。最后，她还不忘嘱咐梁启超，保重身体要紧。她要他明白，她时时刻刻皆在牵挂他的冷暖，至于她的冷暖，随他自家心意安排。
梁启超听闻李蕙仙要禀告父亲，果然慌了，急忙复信，再三向妻子表白，他对何蕙珍已“一言决绝，以妹视之”，“此事安可以禀堂上？卿必累我挨骂矣；即不挨骂，亦累老人生气。若未寄禀，请以后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过感彼诚心，余情缱绻，故为卿絮述，以一吐其胸中之结耳。以理以势论之，岂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为众人所仰望，一举一动，报章登之，街巷传之，今日所为何来？君父在忧危，家国在患难，今为公事游历，而无端牵涉儿女之事，天下之人岂能谅我？……任公血性男子，岂真太上忘情者哉。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爱本无输赢，可是，有些时候，爱明明又是能分个输赢的。无疑，何蕙珍输了。她只是输给了时间。怪只怪相遇太晚。
某天，一位友人来拜访梁启超，婉转建议，梁先生何不娶一位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呢？这样，或许更有利于事业发展。
梁启超沉思片刻，说：“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敬她爱她，也特别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时我曾与谭嗣同君创办‘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说我一颗头颅早已被清廷悬以十万之赏，连妻子都聚少散多，怎么能再去连累人家一个好女子呢？”
那位友人无疑是何蕙珍的说客。她不能打动他的心，且试试请他的朋友来代为说情。
只可惜梁启超心意已决。他不是轻浮男子，断不去行轻浮事。
再见到何蕙珍，梁启超甚是不安。他并非情场浪荡子，自是觉得料理不了这复杂感情。于何蕙珍，他有愧疚之情，白白辜负了姑娘的深爱。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她和梁启超说：“先生他日维新成功后，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创立女学堂之事，请来电召我，我必来。我之心唯有先生懂。”
一个步步后退，一个不舍不弃，若不是为了爱，谁肯这般既缠绵又惆怅？
梁启超虽从理智上牢牢地按捺住了自己的感情，但要他如何真真的一颗心说放下就放下？他陆陆续续为何蕙珍写了许多情诗，抒发他对何蕙珍的赞美、思念，还有千万般的无奈。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颇愧年来负盛名，天涯到处有逢迎。识荆说项寻常事，第一知己总让卿。”
他说，何蕙珍是他的“第一知己”。
做不成夫妻，且做红颜知己。人在天涯行走，尝尽尘世炎凉，无论何时何地处于何境，哪怕受着全世界的误解，只一想起那个知心知意的人，就会无比快乐，不再有孤独。
这个世界太过纷繁喧嚣，红颜知己却始终都是心灵深处的一片宁静之海。能拥有红颜知己的男人是幸福的。她总能轻易穿越层层阻碍，如入无人之境地走进你的内心，用一种你与她都能懂的语言来和她进行灵魂的对话和交流。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1901年，梁启超的长子，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梁思成出生了。那个时候，人们多是认为，男儿才是传后人，倘若无子，便认为是后继无人，又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李蕙仙和梁启超结婚多年，只育了一女，梁思顺。如今，梁思成出生，梁家上下无不欢欣。
梁思成幼年身骨单薄，体弱多病，望着这个孩子，梁启超和李蕙仙都有些担心。为了梁家香火旺盛，李蕙仙请梁启超纳王桂荃为妾。
王桂荃是李蕙仙的陪嫁丫头，她身世凄惨，4岁时父亲病故，继母虐待她，从4岁到10岁被转卖了四次做丫头，后来去了李家，做了李蕙仙的侍婢，李蕙仙出嫁，她也随着来到梁家。据说，“桂荃”这个名还是梁启超为她取的，之前她并无大名。
人和人的命运竟是如此不同，有人一生下来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有人却清寒贫苦，如草根，努力向上生长，却还是要受人践踏。谁说的，人人生来自由平等？这尘世，何曾真的有过平等和自由？还有人说，只要肯努力，命运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其实，有些人的命运生来就被另一些人掌握，进退或左右都由不得自己，譬如棋子，只能等待拈棋的人随意摆放。
李蕙仙肯使王桂荃给梁启超做妾，一是为了梁家香火有续，二是，先前何蕙珍风波给了她很深的触动。虽然梁启超恪守一夫一妻之念，但他究竟是男人，哪个男人没有三妻四妾的心？梁启超自己也说，他“心头小鹿，忽上忽下”，“几乎不能自持”。李蕙仙或许想借王桂荃拴住梁启超心头那不安分的“小鹿”。
纳王桂荃为妾，这件事，梁启超鲜少对人体及，他不愿意承认她的侧室身份。可能因为，他有悖自己曾定下的“一夫一妻制”，难以启齿。他要求他的孩子们称王桂荃“王姑娘”或“王姨”，但那些孩子个个对王桂荃感情甚深，他们管李蕙仙叫“妈”，管王桂荃叫“娘”。
对王桂荃，梁启超虽不似对结发夫人李蕙仙那般恩爱有加，但也是尊重的。他曾对长女梁思顺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们许多责任，你不妨常常写些信给她，令她欢喜。”
由此可看，他对她好，也不过是因为“她很能伺候”他，又很能照顾他的孩子。旧时代女人，实在委屈，她们不过是男人的工具，负责照顾男人的衣食起居，为男人生儿育女。倘遇着一个有情意的男人倒还罢了，否则，不过是默默生默默死，落不得半句好话。
王桂荃为梁启超先后生育了六个子女，在梁家，她既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又是李蕙仙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也是梁家的主要劳动力。梁家老小的饮食起居，是她负担，孩子们读书写字也是她勤加督促，忙上忙下，忙里忙外。她虽出身贫苦，没有机会读书识字，但自幼聪明伶俐，勤奋好学，随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接受了新思潮，开阔了眼界，很快就学得一口流利的东京话。梁启超所追求的事业，她很能理解，并尽她所能全力支持。
算起来，梁启超待王桂荃亦是好的，虽无大白天下的名分，但他心中存着感激，要不他怎会说“她也是我们家庭极重要的人物”？
每个人一生中其实都可两次转动命运转盘，一次是出生，另一次是婚姻。女人遇见一个对的男人，远比男人遇见对的女人，更为重要。
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也是在任民国司法总长期间，何蕙珍从檀香山千里迢迢赶来，见梁启超。多年过去了，这个女子热爱梁启超的心从未改变，她再次表达爱意，希望能嫁给梁启超。
纳了王桂荃为妾，梁启超都尽量避讳，现今他又是司法总长，一举一动都惊动天下，这当口，他自是不会接受何蕙珍。在司法总长的客厅里，他招待远道而来的何蕙珍。他都不肯请她去家里坐坐。
此情此境，惹得何蕙珍心酸不已。又能怎样呢？她只好怏怏而返。
来时路上，她应是欢喜的，或许设想了诸多喜悦场景，每一幕皆是她和梁启超恩爱甜蜜，回去的路，或许她泪水洒了一程。爱一个人，为何竟是这般辛苦？又为什么，越是得不到的爱越费尽心思想得到？一团火，烧了起来，要灭掉，该有多难？薪火易灭，难的是爱火。
在梁启超心中，从来只有维新救国，只有李蕙仙，至多在心的某个角落再藏着一个王桂荃，余者，再也容不下。
1915年12月12日，中华民国已成立了三年，也就在这时，袁世凯竟然宣布复辟封建帝制，掀起轩然大波。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赴云南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护国运动爆发。忙于救国，梁启超无力照顾家小，心中多有愧疚。李蕙仙鼓励他：“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勿反顾也！”
多么掷地有声的一句话，给了梁启超莫大的鼓舞。
这个女人，她总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她一直都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为他免除后顾之忧，使他能够勇敢向前，始终追随着时代的步伐，肩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
如此深明大义又温柔贤惠的女人，梁启超一定觉得即使和她白头偕老都还不够，若有来世，来世还要再做夫妻。可惜，她不能陪他直到白发苍苍，她先他而去。
1924年春，李蕙仙乳腺癌复发，医治无效，同年9月13日，溘然长逝。
梁启超悲痛欲绝。
在《苦痛中的小玩意》一文里，他悲楚地写道：“我今年受环境的酷待，情绪十分无力，我的夫人从灯节起卧病半年，到中秋日奄然化去，她的病极人间未有之痛苦，自初发时医生便已宣告不治，半年以来，耳所触的，只有病人的呻吟，目所接的，只有儿女的涕泪。……哎，哀乐之感，凡在有情，其谁能免？平日意态活泼兴会淋漓的我，这回也嗒然气尽了。”
最深情又最悲怆的却是那篇《祭梁夫人文》了：“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他和李蕙仙做了一辈子夫妻，只吵了一回架，仅此一次，于他来说，便是一生的罪过。他曾对他的大女儿梁思顺说：“顺儿啊！我总觉得你妈妈的那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至极！悔恨至极！我怕伤你们的心，始终不忍说，现在忍不住了，说出来像把自己罪过减轻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