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侯区地处成都市的中心城区，所有的农民都已经实现了“农转非”。由于全部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有的农民还把多余的房屋进行出租，因此农民们大多不愿离乡离土到外地打工。为了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武侯区推出了“15分钟就业圈”和“居家就业”等模式。每逢春秋两季，便举办“就业赶场”，由社区提供岗位，这些岗位都离家很近，骑车15分钟便可以到达；除此之外，还由街道提供场地或可以带回家进行手工制作的产品（如鞋、服装等），让大家带回家去加工。这些办法解决了不愿离家和不能离家人员的就业问题，得到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肯定，要求向全国推广。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地方失业率居高不下，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然而双流县的黄甲镇却风景独好，这里的就业服务中心甚至喊出了“找工作到黄甲”，“帮助每一户农户走出一名农民工”的豪迈口号。大量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现代农业园区转移，许多农民已经不愿意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他们在家门口就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在绿荫笼罩、鲜花盛开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里，白天总是静悄悄的，除了少数老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出外打工挣钱了。
自从在城乡统筹中实现工业向园区集中后，双流县的西南航空港工业园区和蛟龙工业园区规模便日益扩大。依托工业园区，自2005年起，黄甲镇便开展了对农村劳动力免费培训和免费介绍职业的服务。2007年和2008年又投入180多万元，建设了空港新区就业培训服务中心和黄瓦居就业培训服务中心。这两个服务中心都常年储备了大量用人岗位，每逢周四便在两个服务中心分别召开“就业赶场”招聘会。如今已习以为常，不需要通知，也不需要动员，用人单位和求职的人们，每逢周四便会主动到服务中心聚会。而用人单位甚至感觉到了来自企业之间的竞争，如果不预约摊位，有时便无法进入会场，由于就业充分，有的企业甚至已经感觉到了劳动力的紧缺。
我到黄甲的第二天恰逢星期四，“就业赶场”招聘会按常规在空港新居就业培训服务中心举行。
虽然5月中旬正是农村“双抢”的大忙季节，但服务中心的大厅里，一大早就挤满了前来应聘的人们。显示屏上发布着招聘单位的信息，包括工种、年龄、文化技术要求和工资水平等等；几十个企业的招聘人员来到现场，和应聘人员现场交流；工作人员们帮助求职者填写表格、进行登记，并留下联系方式……到处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这个“就业赶场”真比集市上的赶场还要热闹。求职者除了青年人和中年人，还有老大爷和抱着孙子的老太婆。据说在农闲季节，来的人更多，每次都有四五百人，整个大厅会挤得水泄不通，需要招聘人员的企业必须提前预订席位。仔细看看显示屏，被招聘者年龄从16至50岁（16岁是学徒工）；文化程度从小学到大专，有的工种如保安、保洁工等，甚至根本没有提出年龄和文化方面的要求；月工资从800至3000元不等。
我找到了几位通过“就业赶场”实现就业的人员。
一位是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颜泓旭，她一直在现场忙碌地接待着前来求职的人们，仔细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耐心地帮助他们填写表格。这是一个24岁、留着飘逸的披肩发、长相秀丽的女孩子，言谈举止和城里的女孩儿没有什么不同，俨然是一个称职的工作人员。她的家在附近的农村，是2005年职高毕业后通过招聘和考试成为劳动保障协管员的，每月工资800元，有社保。任务是包干深入某村或某农民集中居住小区，了解就业情况，建立档案，并对已经就业者进行回访，进行全程跟踪服务。
我问她为什么选择在服务中心就业，她微笑着回答：“在这里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离家只走几分钟，算是在家门口就业，大人们放心，自己也高兴……我不愿意离开家乡，觉得到处都不如我们双流好，这里是地震震不到、洪水淹不到的好地方！”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自豪。
另一位劳动保障协管员张泽辉，也是从农民变成工作人员的。
30多岁的张泽辉，长长的卷发，身材苗条，高中文化程度，自称是“失地农民”。但和颜泓旭一样，她的身上也已经找不到传统“农家女”的影子。她家的土地在2005年建设工业园区时被全部征用，在空港小区分到了三居室和二居室两套住房后，大的一套自住，小的一套出租，每月可以收到几百元租金。
张泽辉有一个5口之家，父母、老公和10来岁上小学的儿子。
谈到失地后的生活状况，张泽辉的脸上便满是喜悦。她自己是通过培训和考试当上劳动保障协管员的，工资和任务都和颜泓旭一样；老公在成都市搞室内装修，已经搞了十几年，承包了许多工程，算是一个“小老板”了。父母亲都由征地单位解决了社保，如今父亲每月有800多元的养老金，母亲有700多元。孩子们要送钱给他们，但两位老人都不要，总是说“我们自己有钱”。2009年父亲到成都的省肿瘤医院动手术，切除肿瘤（良性），共花了8万多元，但通过医保就报销了6万多，自己只花了1万多元。
因此，张泽辉一再说：“感谢现在的好政策，让农民也解除了后顾之忧！”
如今张泽辉的愿望就是好好培养儿子，让他以后能考上好一些的中学，顺利进入大学（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农民都告诉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进入大学）。当然，“如果儿子不愿意上大学，也可以让他进职业学校学得一技之长，同样也是一条出路。”张泽辉说。
另一位通过就业服务中心找到工作的是30左右的刘德秀，她穿着正规的职业套装、绾着发髻、化了淡妆，举止大方优雅，完全是当今职场“白领”的打扮。她初中文化，家里的土地被征用后曾在一家超市里打工，后来便来到了就业培训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安排她进行了两个月的免费培训，学习了电脑操作后便介绍她在一家工厂上了班。但刘德秀不大喜欢这工作，不久回了家。她再次参加“就业赶场”时，知道附近一家大型宾馆正在招聘工作人员，于是再次报了名，并再次被录取了。最初她是一般的服务员，由于勤奋钻研、表现优秀，半年多以后被提升为领班，工资从900元增加到1800元了。
对新的工作，刘德秀感到很满意，“这里离家很近，又是上白班，既可以工作又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真得感谢就业服务中心的帮助了！”
刘德秀家里也是5个人，除自己外，还有父母、老公和5岁的儿子。老公是一家宾馆的保洁工。父母亲都享受社保，母亲满50岁后，每月便领到了700多元的养老金。但老人并不愿意闲坐在家里打麻将，因此又在社区里搞保洁，每月又有800多元的工资。父亲本来也在一家企业打工，后来由于要帮忙照顾孙子便辞去了工作，只打打零工了。“我们这里没有失业人员，在家门口就可以找到工作，很方便的。”刘德秀认真地对我说。
农房拆迁后，刘德秀家在新建的小区里分到了三居室和二居室两套新房，全都进行了装修，现在自己只住了一套，空的一套没有出租。她觉得自己“不差钱”，不愿意新房子被别人搞得乱七八糟。
最近，刘德秀正在计划买一辆轿车，有车不但上下班更方便，而且休息的时候可以和老人、孩子一起出去旅游了。
还有一位通过就业服务中心找到工作的小伙子情况和她们却有些不同，身材极其瘦小、20多岁的阳云中，并不是双流人或成都人，家在几百里外内江的农村，是一位经济学院的大专毕业生。在双流亲戚们的帮助下，2008年他来到黄甲的招聘现场找到了工作——操作数控冲床。操作自动化数控机床需要一定的技术，阳云中上班时向老师傅们学习，下班后找了许多资料努力钻研，很快便崭露头角。试用期的工资本来每月只有600元，但第一个月老板就破格给他增加到1300元，如今他的月平均工资已经在3000元以上了。
黄甲不但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连来自新疆、内蒙古、湖南、西藏等地的许多人也在这里找到了满意的岗位，“找工作到黄甲”名不虚传，不是吹牛说大话了。
除了通过就业服务中心实现就业外，黄甲一些农民离开土地后还自己开始创业，茶馆老板李洪林就是其中之一。
这是一家价廉物美的小茶馆，一元钱一杯的花茶。没有雇服务员，老板娘亲自提着茶壶含笑给每个客人掺茶，客人们多是附近的乡亲，大家在一起喝茶摆龙门阵，一派祥和的气氛。除喝茶外，打麻将是少不了的，茶馆里既有15元玩半天的“机麻”，也有3元钱玩半天的“手麻”。但由于乡亲们绝大多数都忙于上班和打工，因此这里的麻将生意不很景气，打麻将的多是老年人。
老板李洪林穿着灰色格子西装，天蓝色衬衣，深蓝色长裤和黑色皮鞋，浑身上下干净整齐，透出一股“帅”气，但当我称赞他“像个老板，很帅”时，他却脸红了。
我问他：“这个茶馆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他回答我：“一元一杯的茶，能赚多少呢？”
“一天能卖多少杯茶，有多少人打麻将呢？”
“一天能卖100多杯吧，麻将一天也就只有一两桌、两三桌……一个月下来也就只能赚一两千元……”李洪林回答得有些吞吞吐吐。
我笑了，“这是你的经营秘密，我不问了，只想了解一下大概情况……”
李洪林有些尴尬地笑了。
旁边几个喝茶的乡亲插了嘴：“她又不收你的税，你不说老实话！”“咋会才一两千元？你算算，一天卖100多杯，一个月是多少？还有麻将，又是多少？”
我们都笑了。
近40岁的李洪林童年和少年时家里都十分贫穷。14岁时便父母双亡，年幼的他便独自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小学毕业后没有办法再上学，只得一心去做庄稼、建鱼塘。妻子的家境比他好一些，还上了高中。但妻子也是个苦命人，从小便死了母亲，父女两人相依为命，日子也过得艰难。对这一段苦难的岁月李洪林不愿回忆，也不愿更多谈起。也许是由于同病相怜吧，他和妻子两人相亲相爱地走在了一起，日子也慢慢地有了起色。
2007年修双流机场的跑道时，征用了他们的土地，土地、房屋、鱼塘一共赔偿了20多万元。李洪林便花10来万元用优惠价买下了150多平方米的两套新房，三居室自住，一居室出租，以后还租房开了茶馆。“开茶馆风险不大，也不操心。”李洪林颇有经营头脑。
说起当年的征地和拆迁，李洪林眉飞色舞，“叫我拆迁，我们高兴得很，再不走泥巴路，也不在田里干活了！”
李洪林有一个20岁左右的女儿，在成都一所职业学校学习理发，李洪林有些遗憾地解释道：“不是家里供不起，也不是我们不愿意，是她自己不想读，读不走，没法了，只得让她去学门手艺……”
征地后，李洪林全家的医疗保险都已经解决，前不久他因为胆结石动手术，花了6900元，报销了4200多，加入大病统筹后，还可以再报销一部分，基本上自己不用花钱了。现在妻子已经购买了养老保险，按相关规定，40岁后李洪林也将购买养老保险。
临走我问他还有什么困难，他笑着摇头回答：“现在没得啥困难，政府的政策好，日子越过越好了！”
◆我家进入小康社会了
说起城乡统筹后新的生活，60多岁、家住双流县空港新区的赖婆婆便十分兴奋和自豪。
“去年我们去香港耍了九天，住的是李嘉诚的房子，有冰箱和彩电。我给孙儿买了衣服和手镯。我们还去过云南的丽江、大理，今年想去上海看世博会。年轻的时候穷，没出去耍过，现在飞机、轮船坐交（遍）了，值得！去云南时，幺儿叫我不要坐飞机，说是不安全，我就偏要坐坐看……”
说到这里，赖婆婆笑了。60多岁的她，年轻时除在地里干活外，还在砖厂拉过十几年的“架架车”，空闲时还要捡垃圾堆里的废品。过度的劳累留下了病根，曾因肾脏上的肿瘤动过手术，一直以来脸色蜡黄，有时还会觉得全身无力。但是爱美的她，浑身上下都收拾得干净利落，穿着花上衣，戴着金项链，烫过发，而且头发染成了栗色，俨然是个时尚的老太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年轻。提起自己的身体，赖婆婆又感慨起来：
“我过去比两个儿子还能做，一天到晚做活路也不晓得有啥病，征地后生活水平提高了，也不做活路了，病反倒多了！”
热心的赖婆婆虽然身体不大好，但却是社区里的大忙人。她是小区的文明劝导员，主要是劝导那些随地扔垃圾、随便采摘花草、随地吐痰、不讲究环境卫生的人，这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她还是老年大学的积极分子，坚持听课，并且参加了文娱队，一星期要跳两次舞。文娱队最近要去县上表演，她是领队和召集人。“我又不认字，偏要让我组织！社区有个文娱队，
我又是文明劝导员，一天事情做不完！”赖婆婆表面似乎在抱怨，但心里分明是美滋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