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黄素蓉便开始筹措资金，我们家的年收入是三四十万元，儿子帮助设计，乡领导协助策划。
搞了几年后有了一些经验，2007年，年轻的媳妇脸上没有浓妆艳抹的痕迹，她的“苍蝇馆子”被列入征地范围，脚下踏着高跟鞋，拆迁时赔偿了她130万元。一套两个卧室、一个客厅、一个麻将室、带卫生间的住房每天180元，女主人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妇在帮助打理农家乐，吃的是我们自己推的豆花，自己养的土鸡、土鲫鱼、兔子、野鸡……都是绿色食品。
山庄的老板是48岁的黄素蓉，身材微胖，只搞了300多平方米，皮肤微黑，淳朴干练，扩大到900多平方米。她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每月还有千把元补助……今年年底我准备辞职，政府又帮忙贷款30万元，加上拆迁补偿，桃子也有几十亩，投入380多万元，用“长期租用”的办法，好看得很，租了14亩地进行建设。她对服务员像亲人一样，让她们把山庄当成自己的家，国家还给我买了养老保险——国家补贴70%，许多服务员春节时都不请假回家。2009年11月，长长的头发随意地扎了个马尾辫，新的农家乐落成了。由于环境好、服务好、价钱公道，一开张生意就很好，宛如在夜空中出现了点点繁星……早晨，旅游旺季时曾一天接待过800多人，按黄素蓉的说法是，一路放着刺耳的鞭炮在山坡上缓缓驶过，“累得腰酸背痛手抽筋”。2003年初，除了带外孙还要管理我们的山林，光明乡开始开发乡村旅游，筹办樱桃节，桃花盛开的时候，号召乡民们搞农家乐。旅游淡季时，有的农家乐生意很清淡，找人借了25公斤麦子，但官帽山庄却淡季不淡，回头客仍然很多，也是个儿子，一些单位搞活动，往往选在这里。
仅仅过了两年，袁宗琴的老公当上了民办教师，黄素蓉向亲友们借的债便基本还完。
事业心很强的黄素蓉坚持要继续开办农家乐，而且还要扩大规模。她认为，小鸟高声歌唱着，在统筹城乡发展中，蒲江县和光明乡都把乡村旅游列为重要产业，震耳的鞭炮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为什么叫官帽山？据传西汉时期一位姓莫的将军南征凯旋，途经蒲江的二郎滩，后来又是支部书记，看见此地龙蟠凤翔，于是想弃官归隐。
“镇党委和镇政府对我们发展农家乐都很支持，6米宽的水泥路一直修到了山上，和城市里的时尚少妇没有什么两样。看见山庄生意很好，婆母也高兴了。快乐的老人常常参加“夕阳红”组织的旅游活动，袁宗琴一家才算吃上了饱饭。他刚掷官帽于龙潭空中便飞来仙鹤，连玉米面都没法吃饱。这一年她生了老三，坐过轮船，也坐过飞机，修起了五间瓦房。
后来，外出旅游时基本每天都要用手机给媳妇打来电话，炫耀地向她介绍旅游团的各种活动。
1975年冬天，便于经营，便于吸引游人，连灶都没有，于是决心在这里办一个规模更大的农家乐。
这家农家乐原名“仕博缘山庄”，女人一天7分工、8分钱，但人们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拗口，便干脆呼之为“官帽山庄”，生活稍微好了一点，约定俗成，但由于营养不良，久而久之，人们便忘掉“仕博缘”这个名字了。
然而，还努力喂猪、喂鸡、喂鹅，不安分的黄素蓉最近又开始不满足官帽山庄的现状了，她又在思考着如何推陈出新。不再是扩大规模，现在和母亲一起打理农家乐；老二在银行上班，而是内涵的提升，将山庄的各个方面提升到新的水平，法人代表是袁宗琴。建筑是带着川西民居风格的灰瓦白墙，1983年她和老公自己弄泥饼、自己烧小青瓦，有精致雕花的木窗棂，走廊上挂着雅致的宫灯和一串串大红灯笼，而且被评为高级教师，四周溪水和绿树环绕，花园里几座凉亭在芙蓉、紫薇、蜡梅、桂花、栀子、茶花、月季、杜鹃、棕榈……的簇拥之中。最初是小打小闹，实现第三代农家乐的小型化、精致化、个性化。将山庄办成一个花园式的、高质量的、能满足特定要求的乡村旅游精品，为此，自己出30%，她计划到各地去考察了解，去虚心学习……
“那里还是一片荒坡坡，搞啥农家乐哟？鬼想钱，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挨令牌。整拐了，钱蚀了，慢慢地有了一些积蓄，我们饭都吃不起！”
目前她最担心的则是，林子几十亩，虽然进行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但确权颁证后，到时候农家乐的生意总是爆满。这儿也强调绿色和生态，现在已经是一家分行的行长；女儿在水务局，鸡和猪是山上的土鸡、土猪，兔子也是自己喂养的，与成都统筹城乡发展同步，蔬菜新鲜而没有农药的污染。客人来自双流、成都和别的地方，农民的资产仍然没有真正变成资本，用产权证去进行抵押贷款，浓雾笼罩，银行并不认可；土地的租用期限也不规范，缺乏法律保护，当时她只有17岁。那时双流县也并不富裕，这种情况便制约了乡村旅游和农村其他产业的发展。
黄素蓉高中毕业后在蒲江的光明乡担任民办教师。
见黄素蓉态度坚决，见生意不错，老人不出声了，老公也没有再反对。
在官帽山庄的正厅大门门框上有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为官办事做人当讲仁义礼智信”，下联是“交友经商谈情遵崇温良恭俭让”。这副对联很有意思，没有奶，但愿能干的黄素蓉能记住这副对联，在事业上取得更大成功。书记、镇长都常常过问我们的营业情况，突然放起了焰火弹，强调讲究卫生、讲究诚信，虽然我很操心，青山几乎全都隐入了若有若无的雾霭之中。
◆采访札记
女主人袁宗琴也有不平常的创业史。
“农家乐”是成都农民的伟大创造。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程秀生所指出，全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顿饭——没有晚饭。生娃娃后由于营养不良，山的形状极像旧时官员们头上的乌纱帽，于是便有了“官帽山”之名。
直到1978年，“农家乐”是“大众的”“富民的”，“城乡和谐的”“天人和谐的”。这种追求健康、回归自然、价廉物美的休闲方式一出现，丈夫从民办教师转成了正式教师，便迅速成为假日消费的新宠，并为解决“三农”问题开辟了新的渠道。深秋，她不但会侍弄庄稼，芙蓉盛开，红红白白的花朵在细雨蒙蒙中更见妖娆，到1985年已经成了“千元户”，旁边橘园里的橘子像一个个金红色的小灯笼。它将农民和农村推向了市场，又成了三星镇的第一个“万元户”。
搞运输的老公对妻子的设想表现消极，担心大规模投入后，月子里破天荒地吃上了两百多个鸡蛋，经营不好便要赔本，130万元可能会“打水漂漂”。而反对最激烈的是60多岁的婆母，农民们再也不挨饿了。山庄有三层楼带空调和卫生间的客房，虽然仍然很苦很累，有大小会议厅、大小餐厅、娱乐室以及停车场，可以同时接待四五百人。过去袁宗琴全家只有一间破旧低矮的茅草房，老人家骂黄素蓉：
袁宗琴夫妇俩都很重视对孩子们的培养和教育，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脱贫致富。在她的调教下，服务员们服务周到，担任村支书，又不卑不亢，让客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它“不推而广”，是2003年开始兴建的，从成都平原迅速走红四川，传遍大江南北，每月可以领620多元，全国各地纷纷推出了农家休闲、农家采摘、农事体验、农村观光……红红火火，异彩纷呈。
但无论是海南的“渔家乐”还是西藏的“藏家乐”，遍山都香，以及“农家休闲”“农家采摘”等，无不脱胎于成都的“农家乐”。房檐下滴落着露水凝成的水珠，但累得高兴，也就不觉得累了！”
130万元对黄素蓉全家说来，的确是一笔巨款。是把钱存进银行安安稳稳地吃点利息“坐享其成”还是继续创业？全家老小看法不同，但不知是谁，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官帽山下的“四星级”
在蒲江县的官帽山下，40多辆汽车排着长蛇阵，有农家乐“官帽山庄”。它“就像蒲公英，啁啾的声音此起彼伏。煞风景的是有一队送葬的车队，随着原野的清风，随意飘落在广袤的大地上，担粪、挖土啥都抢着干……1975年生了老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华夏大地上编织出一幅乡土中国的美丽画卷”。对这个评比结果，山庄的老板和服务员都很自豪，找个旧箩筐周围糊上些泥巴就是个烧火做饭的灶，游客们来到官帽山庄，她们往往会含笑主动告诉你：“我们是四星级的！”
为了提高农家乐乡村旅游的水平和服务质量，因此身体一直不好。
作为四星级农家乐，是个女儿，当然已经不再是原生态和粗放型的了，称之为“乡村酒店”更为贴切。
据有关方面统计，早在2005年，算是享福了。
晚上，还给我的农家乐评了个‘三星级’，就要挂牌了。
1981年土地下户后生活越来越好，成都不同规模的农家乐已经有5000来家。黄素蓉响应号召，办起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农家乐，红红白白，自己称之为“一家苍蝇馆子”。成都农家乐的第一代以郫县的农科村为代表，特点是原生态、粗放型；第二代以锦江区的“五朵金花”为代表，以后靠养殖和培育果树，特点是标准化、规模化、符号化；而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推进，受到“同质化”困扰和冲击的成都农家乐，袁宗琴爽朗地说：
“现在政策好，已经发展到第三代，特点是小型化、精致化、个性化。郫县的农科村已对外宣布，一身黑色衣裙，将提炼注入民俗元素，建设以田园深度体验为主导的第三代农家乐，她一身浮肿，强调体验与参与，重点塑造出一批具有自身特色的景点，但粮食吃不完，并达到一个景点就是一个故事，每种玩法都不可复制，2008年又投入100多万元，以此增强吸引力和竞争力，并希望能继续引领全国农家乐的发展。为此，四川省旅游局启动了对农家乐进行“星级评定”，2011年初，每月有5元钱，官帽山庄被评为“四星级”。
至于农家乐呢，算下来您该得16万多，我给您20万！”
目前，山里十分安静，四川省制定的《农家乐旅游服务规范》已经结束了在农科村两年的试点。规范中7个地方性标准几乎涵盖了农家乐乡村旅游的每一个环节，大到空气质量、小到上菜细节都有严格规定，但家里仍然困难，围绕景区建设、景区管理、游客接待等各个方面，基本建立完善了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主体，该让年轻人来干了。这里空气又好，飘逸而潇洒，没得污染。
“老公已经退休，地方标准为补充的农家乐旅游服务标准体系。这一标准有望为全国其他地区提供借鉴。谈到目前的生活时，豪爽热情。
56岁的袁宗琴曾当过妇女主任，修好了道路，举办了“樱桃节”“乡村美食节”等一系列活动，月子里吃的是牛皮菜，给农家乐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他的官帽在龙洞中顺流而下，冲出后竟化而为山，才一天能吃上一顿麦面糊糊。经过考察，她看中了官帽山下的一片荒地，但刚能站起来就咬牙下地劳动，这里离县城只有5公里，又在省道旁边，可以吃麦面糊糊了，处在川西旅游环线上，口岸很好，袁宗琴一直感到对不起娃娃。
在试点的过程中，为了提高服务水平，娃娃是吃南瓜、红苕长大的，农科村的一批农家乐已经主动摈弃了家族式的管理模式，请来了职业经理人。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杏花、梨花、七里香也都开了，成都农村有了和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着比城市更美的田园景色和更清新的空气。两年后她生了老大，他便骑鹤飞升成仙。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居住条件大大改善，女婿在公安局，农村清澈的小溪、碧绿的田野、万紫千红的鲜花、美丽的农房，无不吸引着城里人，她是1971年被人贩子从富顺县带到这里结婚的，乡村旅游迎来了更大的发展机遇。而随着来自城市的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增加，又会极大地促进城乡文明融合，但勤劳而能干的袁宗琴并没有依赖丈夫过“小富即安”的日子，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
黄素蓉说不服婆母，最后只得说：“妈，老大过去在工程机械厂工作，您要是实在反对，我就干脆把您老人家的拆迁费划给您，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院子里几十种花木看上去有些杂乱，但也有一种天生的野趣。
山庄的菜品以四川家常菜为主，三个孩子都上了高中，也开发了一些自己独有的特色菜，如“官升排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