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中午，测定好船的方位后，尼摩船长走上了平台，我也在平台上。我正思考着：在他离开平台前，我要问他下一步的打算。船长一看到我，就向我走过来，亲切地递给我一支烟，说道：
“教授先生，红海还令您满意吗？您有没有欣赏够海底蕴藏的那些奇特的景观，比如鱼类、植虫、海绵花圃和珊瑚丛林？您有没有看到岸上的那些城市？”
“是的，尼摩船长，‘鹦鹉螺号’非常适合做这种研究。瞧！这简直是一艘智慧之舟。”我回答道。
“是的，先生，这是一艘智慧的、无畏的、坚固的船。它既不畏惧红海的风暴，也不畏惧红海的海流和暗礁。”
“确实如此，”我说，“据说红海的海况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它在古时候就已经臭名昭著了。”
“红海的名声确实不好，阿罗纳克斯先生。希腊和意大利历史学家从没说过红海有什么好处。史特拉宾曾经说过，在地中海季风和雨季期，在红海上航行的条件更为恶劣。阿拉伯人艾得里希曾把红海称为“科尔润湾”。据他所说，这一带海域飓风肆虐，水下暗礁遍布，大量的船在这里的沙坝边沉没，没有人再敢在这里冒险行船，因此无论它的水深和海面，对人来说，红海都‘一无是处’。确实，在阿里恩、阿加达尔奇和阿尔代米多尔等人的著作，也都反映了这种观点。”
“由此可见，”我说道，“这些历史学家是没有乘坐‘鹦鹉螺号’航海过的。”
“是的，”船长微笑着说道，“从这点来看，现代人并没有比古代人进步多少。发现蒸气的动力就花费了几个世纪！谁知道在百年之后，人们是否还会看到第二艘‘鹦鹉螺号’？科学进步是相当缓慢的，阿罗纳克斯先生。”
“确实如此，”我回答，“您的船与所处时代相比进步了一个世纪，甚至可能是好几个世纪。如果这样一个秘密随着它的发明者死去而消失，那将多么令人惋惜！”
尼摩船长没有答话，他沉默了几分钟后，说道：
“您想跟我讨论古代历史学家对在红海上航行的危险的看法吗？”
“是的，”我回答道，“他们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
“可以这样说，也不可以这样说，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道，好像他对“他的红海”甚为了解，“对于一艘具有坚固构造、齐全装备、以蒸气为动力的现代船只来说，这些危险是不存在的。但对于古代船只来说，则危险重重。可以想象古代早期的航海家，他们冒险乘坐的木板船是用棕榈绳绑起来的，木板缝是用树脂填充的，上面涂上海狗油。他们甚至连测定方位的工具都没有，只是带着揣测在他们还不太熟悉的海域中行驶。如此的条件下，海难时常发生，而且是在所难免的。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即使是在逆向季风季节，那些往返于苏伊士运河和南部海之间的汽轮再也不用惧怕海湾的狂风怒涛了。现在船长和旅客们出发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要准备祭品去求神明庇佑了；返航后，也不用再脖子挂着花环、头系头带地到附近的庙里答谢神恩了。”
“说得对极了，”我说道，“我想蒸汽轮使海员们心里对神的感恩也荡然无存了。但是，船长，既然您对红海有特别的研究，您可以告诉我它名字的起源吗？”
“阿罗纳克斯先生，对于这个问题有许多种说法。您想知道14世纪一个编年史学家的观点吗？”
“当然非常想知道。”
“这位异想天开的史学家声称红海因此而得名：在以色列人穿过海湾后，他们的领袖摩西便对着大海说：‘奇迹出现吧，让海水变为血红色，这个海湾叫红海，别无他名。’一听到摩西的声音，红海的海水便冲向追赶以色列人的法老军队，法老军队全军覆没了。”
“这是诗人的解释，尼摩船长，”我回答道，“这种解释不能让我满足。我想知道您的看法。”
“阿罗纳克斯先生，按我的意见，红海这个称谓应该是希伯来语‘艾德隆’一词的舶来语，古人之所以将它命名为红海，是因为海水的特殊颜色。”
“可是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海水都是清澈的，根本没有任何特殊的颜色。”
“当然啦，可是，当您走到海湾尽头，您就会看到这一奇特的现象。我记得曾见过整个红色的多尔湾，就像一个血湖。”
“对于这种颜色，您认为是由于某种微生海藻的存在而形成的吗？”
“是的。那是一种俗称为‘三棱藻’的小胚芽，它能分泌出朱红色的胶黏质。每平方厘米海面就有4000株三棱藻。我们到达多尔湾时，说不定您会看到的。”
“这么说，尼摩船长，您不是第一次驶着‘鹦鹉螺号’来红海了？”
“是的，不是第一次，先生。”
“那么，您刚才提到关于以色列人顺利渡海和埃及军队遇难一事，我想问问您是否在这一带海域里发现了一些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遗迹？”
“没有，教授先生，因为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什么原因？”
“那是因为摩西当年率领他的臣民走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淤积了大量的泥沙，连骆驼从那里走过时，水都浸不到大腿。正如您所知道的，我的‘鹦鹉螺号’没有足够的水是无法航行的。”
“那地方在……”我问。
“那地方在苏伊士的偏北处，那里过去是深水港的海港，而当时红海是一直延伸到咸水湖的。现在，不管这条通道是否奇迹般地从这里穿过，反正以色列人曾经从那里通过，到达了希望之乡；而法老的军队确实是在那里全军覆没的。我想，如果在泥沙里进行挖掘，是能找到大量的埃及兵器和器具的。”
“显然如此，”我说道，“但愿考古学家们有朝一日会对那里进行挖掘。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这条地峡上就会建起一些新城市。但对于‘鹦鹉螺号’，这是一条毫无用处的运河。”
“是的，不过它对全世界有用，”尼摩船长说，“古代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把红海和地中海联系起来，对于他们的通商贸易的重要性。但他们压根没有想过要开凿一条直通的运河，只是把尼罗河作为中转站。据说，这条连接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很可能早在塞索斯特利王朝就开始开凿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公元前615年，尼哥斯（埃及的国王）领导开凿过一条运河，将尼罗河水输送到与阿拉伯相望的埃及平原。这条运河的长度相当于一条战舰上溯航行4天的距离，宽度能容纳两艘三层桨战船并排行驶。在这之后，伊斯达斯普（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北方省区的总督）的儿子大流士（公元前521—前486年波斯帝国的国王）继续对这条运河进行开凿。大概到了托勒密二世（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国王）时代，这条运河才完全竣工。此后，斯达拉宾把这条运河用于航运，可是由于在布巴斯特附近的出发地和红海之间的坡度太小，运河在一年中只有几个月可以通航。直到安东尼时代，这条运河始终用于商用。之后，运河曾被遗弃，泥沙淤塞。不久，奥马哈里便签发了再次修通运河的命令。但到了公元761—762年间，阿尔·蒙索哈里发为了切断穆罕默德·宾·阿布达拉反政府起义军的供给，下令把运河彻底填平。在远征埃及期间，你们的波拿巴将军就曾在苏伊士沙漠中发现了这个工程的遗址。而且，就在返回阿德雅罗特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在3300年前摩西驻军的同一地方扎营，受到了海潮的袭击，几乎全军覆没。”
“那么，船长，古代人不敢做的--开凿连接红海和地中海、把加的斯到印度的行程缩短9000公里的运河--这一举动，现在德·勒斯普先生已经做了。不用多久，这条运河将把非洲变成一个大岛屿。”
“是的，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有权为您的同胞感到自豪。他为整个民族赢得了荣誉，比那些最伟大的船长还要多的荣誉！刚开始时，他也像许多人一样，历尽艰辛，但因为他意志坚定，获得了成功。这本是一项国际性的、足以让一位统治者被千古传颂的事业，却只是凭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的，真是太可悲了！因此，荣誉属于德·勒斯普先生！”
“是的，荣誉属于这位伟大的公民，”我应和着，尼摩船长刚才慷慨陈词，让我感到非常吃惊。
“令人遗憾的是，”他接着说，“我不能带您穿过苏伊士运河。不过，后天，当我们在地中海上航行时，您就能看到塞得港的防波长堤。”
“地中海？！”我叫了起来。
“是，教授先生，这令您惊讶吗？”
“令我惊讶的是，后天我们就能到达地中海。”
“真的？”
“是的，船长，尽管来到您的船上，我本来应该习惯对什么都见怪不怪了，但我真的很惊讶。”
“是什么令您感到惊讶呢？”
“‘鹦鹉螺号’的速度令我吃惊。如果‘鹦鹉螺号’后天就能抵达地中海，得环非洲一周并绕过好望角，那速度真是快得吓人！”
“谁告诉您‘鹦鹉螺号’要环非洲一周的，教授先生？谁又告诉您‘鹦鹉螺号’要绕过好望角？”
“可是，除非‘鹦鹉螺号’在陆地上行驶，除非它从地峡上通过……”
“如果是从地峡下面通过呢，阿罗纳克斯先生？”
“从下面？”
“是的，”尼摩船长从容地说，“一直以来，大自然就在这个地峡下，做了今天人类在地上所做的事。”
“什么？地峡下有通道？”
“是的，一条被我命名为‘阿拉伯隧道’的地下通道。这条通道在苏伊士下面，通往贝鲁斯湾。”
“可是这个地峡不是都是流沙吗？”
“那只是在一定的深度上是由流沙构成的。但是50米以下，就是坚硬的岩石层。”
“您是偶然发现这条通道的吗？”我更惊奇地问道。
“靠偶然和推理，教授先生，甚至推理因素更多一些。”
“船长，我在听您说话，但我的耳朵却在抵制着听到的东西。”
“啊！先生，‘有耳朵，却不听’的人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这条通道不仅存在，而且我还使用过好几次。如果没有它，今天我就不会到红海这条死胡同里来冒险了。”
“假如我问您是怎么发现这条通道的，是否太失礼？”
“先生，”船长回答说，“在彼此不分离的人之间，是不会存在秘密的。”
我没理会这句话的弦外之音，而是等着船长的讲述。
“教授先生，”他对我说，“那是一个博物学家的简单推理驱使我去发现这条只有我才知道的通道的。我曾经留意过，在红海和地中海里，生活着一定数量种类完全相同的鱼类，像蛇鱼、车鱼、鱾鱼、绞车鱼、簇鱼、飞鱼。证实了这一情况后，我思考着，这两个海中间是否存在着相通之处。如果两个海中间确实有通路，那么受两个海水平面差的影响，地下海的海水必定是从红海流入的。于是，我在苏伊士地区捕捉了大量的鱼。在鱼尾巴上都拴上一个铜圈，然后再把它们放回大海。几个月之后，在叙利亚海岸边，我捕到了几条带铜圈的鱼。所以，两个海中间有通路的猜想得到了证实。于是，我就和‘鹦鹉螺号’开始寻找这条通道，终于，我找到了它，并冒险从通路里穿了过去。不久，教授先生，您也将通过我的阿拉伯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