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陈世旭
鸿篇巨制写治水
2010年春，《中国治水史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首发仪式。
这是一部“首次对中国历代治水工程进行一次全景式呈现”的2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邀请了全国56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参与撰稿，内容囊括了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主要江河水系，以及历代深具影响力的水利工程。
《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程贤章总结说：“这是一次由民间发起的中国文坛规模空前的一次集体写作。”
中国自北魏郦道元编《水经注》后，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中国治水史诗》首次全景呈现中国历代治水工程，得到蒋子龙、李存葆、张炜、叶兆言、张笑天、邓刚、阿成、刘兆林、关仁山、董立勃等全国各省区56位著名作家热情参与，这是中国文坛近年少有的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体写作。这部集体创作的治水史，集中了全国众多优秀作家，如此强大的阵容，在我国不但解放后不曾有过，历史上也是空白。而由梅州民间组织编撰的这部中国治水史，展示了强大的凝聚力，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填补了中国水利史的空白。企业策划、注资，组织者与作者努力不懈，各方面全力投入，无论编者、作家，都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如此和谐协调地完成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令人感叹。
如此宏大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源起于程贤章和杨钦欢的一次谈话。在有关的报道中，一个重大决定的产生是那么简捷，却是掷地有声：
“杨钦欢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治水史，只不过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
“程贤章眼睛一亮：好，我来接招！”
志存高远杨钦欢
杨钦欢，广东梅县人，195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1974年至1983年，在梅县雁洋工程队当工人，任业务队长。1984年至1986年，任梅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经理。1987年至1992年，任梅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1993年至2000年8月，任广东梅雁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0年8月至2007年5月，任广东梅雁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5月至2009年9月任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09年9月至今任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世界生产率科学院中国分院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
我在梅州见到杨钦欢先生的时候，最初的感觉是很难把他同上述的种种显赫头衔联系在一起。我的生活与经济、与富有、与这些当事者和拥有者相去甚远，杨先生朴实，低调，步履从容，说话轻声而缓慢，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企业家。《中国治水史诗》从组稿到出版，他出资数百万。这在一个像我这样平庸的落后地区的人看来，多少有一点感情用事的冲动。但在有机会与之长谈之后，我改变了看法。
……
水与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择水而居，与水为伴，与水相融、与水抗争的历史波澜壮阔、扣人心弦，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治水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壮大起着特殊的影响和作用。西方有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笼统地概括为“治水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都分布在河流的两岸。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现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最多。
水给人类的祸福远远超过其他自然物，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我们的祖先在水的哺育下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对水的崇拜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心理。古代中国水崇拜的形式形形色色；历朝历代均将“祭天下名山大川”列为皇帝的重要活动；各地区、各民族也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是治水文化图腾发展的极致。古代的治水文化，直接影响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用水的性格特征阐释对宇宙、人生、社会和自我的认识。管子视水为万物的本质，“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孔子说，“夫水，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义；其浩浩不居，似有道；其赴万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洁，似善；发源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老子的“上善若水”之说，千百年来代代相传，至今仍被奉为“善”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永恒主题。
从古代先民对水的崇拜、对水的神化中，从古代思想家关于水的经典阐述中，从古代文学创作的千古绝唱中，我们不难领悟治水文化这一载体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特殊影响和作用。有史以来，中国治水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既展示了我们亲水、爱水、护水的丰富而生动的艺术情趣，又描绘了我们斗水、治水、驭水的漫长而艰苦的奋斗历程。
再现华夏民族治水的英雄史是我心里埋藏多年的一个大愿。
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却又水患经年的东方古国，“治国必先治水”是历代主政者的共识。
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降水时空分布极度不平衡，因此极易罹遇水患：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新中国成立的前100年，长江和黄河水系走向格局巨变，衰落的中国正处于国力的最低谷，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对治水无心无力，客观上加剧了水患的频率和灾害程度。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水患之殇对农林经济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1950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前身）成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成立“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的国家，从成立至今，该部的总指挥大多由时任国家副总理担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自《史记》以后的各朝代正史，都有“水利”专篇，这是西方国家史书中不能想象的。没有哪一个民族生活的地域面临着中国这样频繁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000多年间，共发生较大的洪涝灾害1000余次；没有哪个国家的江河像中国的大江大河这般凶猛，自汉朝到清代的2100年间，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有一次大的泛滥，几条大江大河的水灾，直接危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最发达、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水利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我国历代都重视水利建设。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历代兴衰同水的涨落息息相关。“治国必先治水”，这是先人留下的遗训。抗洪治水具有经常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它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历代政权的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盛世明君的乐事善举。历朝历代的当权者都把“治水”当做严重的政治问题对待，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水利曾为中华古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享誉世界的四大科技发明一样，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被誉为世界水利史的奇迹；总长10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曾长时间在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水土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华民族才得以持续发展。
在数千年艰苦卓绝的治水实践中，中国人经过了极其艰辛的探索，既有过违背自然规律、遭到大自然无情惩罚的深刻教训，也积累了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成功经验。实践证明，只有尊重自然规律，不断提高认识自然、把握规律的能力，正确处理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的关系，在防止水对人类伤害的同时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在满足人类合理用水需求的同时满足维护河湖健康的基本需求，才能促进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水利科学技术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关水利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近代以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总结水利历史经验的工作逐步展开，并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一个边缘学科。这个学科在我国水利建设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的治水史中，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创造了无数的英雄业绩，产生了无数的杰出人物。我们今天要编《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要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现人民群众与水相融、与水奋斗的光辉形象，把握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大局，凭借翔实可靠的资料，运用生动精彩的笔触，在历史与现实的叙述中，以高昂的激情描绘中华民族治水的理想追求和中国人民为治水而奋战的精神世界，描绘水利大发展的时代人水和谐、科学发展的美好蓝图。
人们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深入理解，将会促进对于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升华，从而大大增强人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治水史诗》想要完成的是中国水利史一项基础性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水利史方面的重要专著，为总结经验，避免失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提供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中国治水史诗，既是我们中国人从事水利活动轨迹的记载、感情的抒发、思想的积淀，又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宝贵的精神动力资源。纵观全国的大江大河，尽览各地的水利设施，水利人创下了巍巍业绩，树起了座座丰碑。在国家有效开展水利建设，使水利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同时，认真汲取传统治水文化历史积淀的精华和养分，积极弘扬中国治水文化，展示水的品格、水的风骨、水的魂魄，讴歌水利事业的丰功伟绩和水利英雄人物的杰出贡献，展示中华民族历代水利人的崇高理想，描绘他们的感人形象，为再现华夏民族治水史谱写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培养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素质，借鉴治水文化的历史经验，挖掘治水文化中人民群众的历史智慧，对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策划组织编撰《中国治水史诗》的根本宗旨。
……
上述文字，是我在梅州的《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看到的，这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根据杨钦欢关于《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思路的历次讲话整理出来的。这些文字虽然已经书面化，但一个纵观历史，胸怀国家，有志向，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当代企业家形象依然跃然纸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是多么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始终怀抱赤子之心的成功人物出现啊。
杨钦欢对《中国治水史诗》的支持远不是停留在数百万的注资，而是几乎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
编撰中国治水史的消息传出，有人讥笑程贤章80岁“摘仙桃”。
杨钦欢拍案叫好：
“太好了，那我们就去把仙桃摘下来。”
“怎么个摘法呢？”
事情一旦要开始，程贤章不由揣摩。
杨钦欢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矛盾，你想你一个人写才过瘾。但我建议你尽可能调动最多的力量。你的资源就是你面对的广大中国作家群。你要联系动员最多全国重量级作家共同投入。你自己最好一篇也不写，把精力投入到组织、联系工作中去。你要学会经营文化。这个仙桃就有希望摘到手里。但，你不能关在办公室里，你要全国跑、全国飞，像你考察都江堰一样到各地考察水利工程。你到哪里考察，就到那里挑选理想的作家写他身边的治水工程。”
程贤章“茅塞顿开”。检讨了自己的“身为作家，总是自以为是，自视太高，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当起了“经营文化”的“掌柜”。在全国作家群中，掀起书写中国治水史诗的集体创作高潮。
他选择了“大暑”那天带助手去闯火焰山，去看坎儿井。
杨钦欢迟疑半晌，说：“时间推后一点不好吗？”
当时乌鲁木齐刚发生“7·5”事件。
程贤章义无反顾：“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安全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国家比什么时候都会更重视乌鲁木齐的安全。‘大暑’飞乌鲁木齐去吐鲁番闯火焰山，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眼’。我要媒体重视我对编‘治水史’的决心。”
杨钦欢说：“好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多保重。我多派两个年轻人给你，更为稳当一些。”
程贤章提出，《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应该设在梅州，这对塑造文化梅州形象，对梅州打造文化名城是一大贡献。
杨钦欢立刻说：“客都大酒店给你一套‘大使房’，我交待经理，你去看看满意不满意。”
程贤章看过后回话：
“相当满意。”
“什么时候挂牌？”
“请你选个日子。”
杨钦欢说：“零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三刻，怎么样？”
程贤章应道：“你是玄机大师！就定这个日子。”
2009年9月9日9时的挂牌仪式，简单隆重。报纸、电视台、网络一连几天密集报道，中国第一部以文学形式褒扬中国历代治水功臣的作品《中国治水史诗》编辑工程进入日常操作程序。
全国各地的稿件纷至沓来，杨钦欢一一过目。
“内蒙古有个打井英雄李团长，不知你们组过稿没有？”
杨钦欢说。
听说组过但迟迟没有答复，杨钦欢当机立断：
“那就另请一位作家去写。”
老当益壮程贤章
1932年出生于印尼的程贤章，6岁回国。师范毕业后，到小学教书。1952年，被保送到广西大学读书，次年，回到家乡的梅江中学教书。业余开始了写作。后调到《汕头日报》当记者、编辑，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60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小说《俏妹子联姻》轰动全国，由此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至今，已出版八部长篇小、二部中短篇小说、二部报告文学集等约计六百多万字的作品。
1996年，从广东文学院院长任上退下来，回到了养育自己成长的家乡——梅州，又潜心客家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精心创作《围龙》。1998年春，全方位描述和表现客家人历史的长篇小说《围龙》出版。作品立足于民族大义，植根于史实，全景式地反映了南迁客家人的人文品格、生活及斗争历史。之后，又出版了随笔集《我说〈红楼〉》。2002年，又是程贤章创作的丰收年，这一年他写了15集电视剧和长篇小说《大迁徙》，反映西汉末年开始的历经千年的中原人南迁史。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求极高，作家不但要有创作才能，还要有通晓的历史知识。程贤章以古稀高龄完成这样一部力作，足见他的毅力和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