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的攀登史，是激动人类心灵的文明史。一代一代登山者前赴后继走过来，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些人永远躺在这里，可那可歌可泣的英雄精神却永远留给了我们和后人。
自4月1日的第二次进军开始后，珠峰天气明显好转。
4日，内地队长曾曙生和台湾队长李淳容一到珠峰，马上召集了紧急会议，总结第一次行军的经验和教训，部署了下一步攀登计划。
有主帅老曾坐阵，全队感到有了主心骨。
这是一位我所接触的登山家中，经历特殊、性格独特、人格也独特的指挥者。他对山的喜爱已达近半个世纪，可以说，他把一生都给了祖国的群山。而山给他的更多，山的一切特质都渗进了他的身体。
他本身就是一座山。
视野雄阔、沉稳镇定、果断真实、生机勃勃、坦诚善良。
1993年，他已55岁。仅珠峰，这是他第十五次来。自1960年、1965年、1966年、1974年、1975年、1978年、1979年、1980年、1981年、1987年、1988年到这次的1993年，无数次的侦察、攀登、摄影、指挥，半生的生涯刻写在了珠穆朗玛峰。
中华民族独立攀登这座地球之巅，在祖国的历史上，继1960年和1975年之后，这次是仅有的第三次。这第三次，又是海峡两岸相隔四十多年之后，合成一支队伍，本是同根生的兄弟一齐向珠峰发起的回归自然的攀登。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壮行。老曾一次次地对我说：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真正的登山，就是攀登珠峰。它还在这里，就在我的眼前，可我已经不知不觉地老了，尽管我一直不愿承认老，但还是老了。人生易老山难老啊！我明白我再次来到它身边的机会，似乎不多了，我也有种预感，这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望着30多年来我在这里留下的脚印，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就在这里，山上的冰雪里，还埋着我最亲密的四个战友……可我想，我的这些死难的战友会欣慰的，留下活着的我，我最后的珠峰之行，是为海峡两岸的骨肉之情来此攀登……”他心中是有底的，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阵发性心房纤颤和冠心病。医生说起码这三个月，得老老实实养病，否则弄不好就去“见马克思”了。但他偷偷准备了一些药，只在医院住了一周，就到珠穆朗玛来了。
山上的消息，时时牵动着他的心。听到仅在6500米的3号营地，下撤时就有那么多人冻伤，他在医院能躺得住吗？
可他的心脏，已承受不了大本营海拔5100米的高度了。到珠峰的当天，他便趴在睡袋上喘不过气来，心脏开始和他算账。他吃了一小堆药，吸了几口氧，马上召集紧急会议。
“这次，我队进山后，遇到了路况极坏、地震、狂风、暴风雪等等情况，凡能遇到的都遇到了。恶劣天气的周期长达半个月之久。第一次进军就出现这么多伤员，在海拔6500米这个高度下撤就造成这么大的损失，是罕见的。这说明了什么？由此可以证明，这就是珠峰！珠峰的高度、难度和气候状况是明摆在那里的。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尤其是内地队员，以为和珠峰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了，就马虎起来，这能不吃亏？还有，台湾队员的经验和体力比我们差一些，我们要在行动上多替他们考虑。全队要有一种意识，保护好台湾队员。第一次进军光考虑食品和燃料紧张了，让实力最强的藏族队员先下撤，有合理的一面，但这就对下撤时保护台湾队员不利！还有，认为这个高度问题不大，下撤时没有组织好，结果付出了这么惨痛的代价，我们要认真吸取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山上攀登的进展明显加快。
每向上一个营地的高度，队员们的作业分为修路、建营、运输几个组成部分。修路队员最为辛苦，冲在最前方担负探、选、修路，一边攀登，一边还要在危险地带打上冰锥（或岩石锥），架上绳索。后边向上攀登的人，就可以将铁锁挂在保护绳上前进。修路组由实力最强的内地藏族队员组成，组长加措，组员为小齐米、开尊、普布、拉巴等人。
内地汉族队员王勇峰、马欣祥及台湾队员张铭隆、周德久、伍玉龙、吴锦雄、吴俊、黄德雄等人负责运输物资。从3号营地向上背送所需的登山装备、食品、燃料等物资，需要一个营地一个营地向上运。
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山体越来越陡峭，冰滑路险，运输消耗体力极大。遇到狂风和雪天，更是艰难异常。
4月10日，修路组和运输组14人从3号营地出发，七个小时后打通道路，建起了海拔7028米的4号营地。这一带冰雪区，被称为“北坳天险”。攀登极难，处处有险。
4月11日，修路组抓住好天气，从北坳出发向上攀登修路。此处为第二天险“大风口”。1990年中美苏三国联合攀登珠峰时，一连三天都没有闯过大风口，人都站不住，别说修路了，最后我们提出由中方在前面攀登，第四天才闯了过去。这里是北坳上方近3000米长的强风地带，狂风越过西侧的山脊卷来，风力常达9级以上，是历史上的“被困地带”。11日，上午天气较好，但下午风力达到7级，吹得队员们站不住脚。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修路组的队员们架好了25根绳索，然后顶风下撤。12日，他们再闯大风口，于下午5时20分，共拉上了32根长1600米的绳索，终于打通了4号营地至7790米的5号营地的线路。仅用两天便打通大风口，是近年来攀登珠峰较为顺利的一次。
14日，修路组建好并进驻5号营地。
这样，自4月5日到12日，藏族队员连续闯过了珠峰的两道险关。他们说：“这两处和‘第二台阶’，是珠峰的三道关口，我们中的不少同伴都一次次尝够了在这里失败的滋味。这一次，天气较好，我们很幸运。”曾曙生和李淳容两位队长，一再通过报话机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感谢。队友们称他们是“真正经得起考验的雪山勇士、雪山之子”！
加措、小齐米、普布都是日喀则南木林县人。加措的父亲旺堆1960年曾作为登山队员参加了我国第一次攀登珠峰，登达海拔8000米。加措小时候就深受父亲影响，希望也成为一名登山队员。1984年，他和小齐米、普布一起进了日喀则地区办的高山协作训练班，之后如愿以偿地成为登山队员。1990年中美苏三国联合攀登珠峰时，加措和当年的父亲一样，登达8000米的高度，眼看登顶在即，就要超过父亲到达的高度了，双脚却因穿的高山靴不适而被磨破，鲜血直流，最后只好饮恨下撤。这一次，他就是为还登顶之愿而来的。
小齐米1992年曾协助一支德国队攀登珠峰。他在海拔7000米处的北坳遇雪崩，被冰雪冲出50多米，又险些掉入冰裂缝。失败和危险，反而更激起了他继续攀登珠峰的雄心。另一位藏族队员开尊，曾登过希夏邦马峰和南迦巴瓦峰，体力好，修路技术熟练，乐观自信。
当他们下撤休整时，我时常在他们的帐篷里和他们聊天。他们的汉话说得一般，但能听懂我的话。他们最怕采访，你一问什么问题，他们就笑，说不出什么来，但切切实实，他们太淳朴可爱了！加措，憨厚的大个子，干什么都抢在最前面，就是一让他说话，他就不好意思地低着头笑。他们的主食是酥油茶、糌粑和风干的生羊肉。我开始在西藏喝酥油茶时怕闻酥油味，但喝了几次后，感到太好喝了。
这是酥油、奶、茶和盐搅在一起打成的茶，喝惯了味道很香，越喝越爱喝。这种茶不仅营养多、热量高，而且可以让嘴唇不裂。一次我陪几个藏族队员去绒布寺，一位老尼马上煮起了酥油茶请我们喝。
我接过一碗，尽管看到碗有些脏，但还是一饮而尽，藏族队员看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他们这样的款待，是把我当自家人了，我喜欢他们，毫无那些穷讲究。
我还和藏族队员一起吃过风干的生羊肉。这是藏民很喜欢的一种吃法。秋季把羊宰了，就直接吊在树上或放在通风处把它风干（不是很干，一捏肉也软，有弹性），就可保存起来吃一个冬天。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喝茶时，拿过一只羊腿来，用刀子割下一片，就可以直接吃了。一次我正和他们聊天，加措从羊腿上割下一片肉就递给了我，然后一片一片递给别人。我拿在手里看了看，不敢下嘴。小齐米说：“你吃吧，好吃得很。”看他们吃得那么香，我也咬了一口，果然，一嚼，挺筋道的，似乎还带点儿甜味道，有一种特殊的肉香。他们一看我吃了，全都特别高兴，我再找他们谈什么，彼此就有话说了，而且滔滔不绝。
台湾队员也对藏族食品产生了兴趣。这些东西伍玉龙都能吃，吃得和藏族队员一样。吴锦雄对糌粑极感兴趣，直说好吃。糌粑是青稞磨成的面粉，炒熟了之后，加上酥油一拌就可攥成团吃。藏族队员还都爱喝酒。青稞酒的度数不太高，甜香沁人。队员们一般爱喝啤酒，喝得很多，一喝就要喝到量，非常痛快。但是，在登山期间，是不能喝酒的，怕有危险，回到大本营，可以适量喝一些。我虽在大本营，也不敢动一滴酒，怕心脏受不了。
在大本营，我便常常和秘书长于良璞、老曾及台湾的电视导播黄国治等人聊天。在这里，我听到了许许多多登山者的故事，真正开始了解这项勇敢者的运动。山的悲壮与豪迈，令我热血沸腾，我明白我的骨子里有一种应当珍惜的东西和这一切相契合。
这是我一生都体会不尽的感觉。
不上山，不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一段，你是感觉不到，也是无法想象的。现在我明白，说得出来的东西，毕竟有限，而更多的东西是说不出来的。
4月10日，我随老曾和李淳容再次来到珠峰墓地，他们两人面对英雄的墓碑和珠峰，有一段很有深度的谈话，我记录了下来--李淳容：清明节时，我们曾来过这片墓地，尽管当时珠峰被云雾所锁，我的心情仍格外激动。这次台湾不少人是第一次来到珠峰，但珠峰的攀登史，是激动人类心灵的文明史。一代一代登山者前赴后继走过来，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中有一些人永远躺在这里，可那可歌可泣的英雄精神却永远留给了我们和后人。今天，我们有幸站在这里，感触很多。曾队长，您已是第十五次来珠峰了，您有什么感想？
曾曙生：登山者是坚强的，但感情也同样是脆弱的。你看（指着尼玛扎西、罗朗、王洪宝的墓碑），这里躺着我的战友，就连这块碑也是1979年他们在珠峰遇雪崩牺牲后我们亲自刻的。我们和许多登山的战友，将永远怀念他们，包括这墓地上许多外国的登山遇难者。他们长眠了，立起的却是人类不屈之碑！这种英雄主义精神，对于我们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来说，都是一笔永久的财富。
李淳容：是，我们这次合成一支队伍攀登珠峰，其意义也在这里。
曾曙生：可我们也要不断开拓和创新。内地单独登珠峰是1960年和1975年两次，人员都比较多，甚至上百人组队。今天应当反思，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利于登山活动的开展和发展。我们这次两岸组队，全队仅34人，这种精干的队伍本身就有了开拓意义。
李淳容：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登山，我们应当接近登山本身所赋予的意义。比如和大自然的亲近、强调团队意识、提倡爱与付出等，这都是登山者在大自然面前对人生思考的升华。
曾曙生：是，我们内地登山者对山也早已不用“征服”二字，而讲“与山对话”、”人与山的和谐”。这是一种观念的更新。山给人的东西是主体的，能和社会、人生的很多东西沟通。一个不热爱自然的人，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次，我们两岸的山友走到一起，就感到兄弟般亲密。对山的看法，共同点那么多，那么一致，很令人高兴！就这一点，无论这次攀登成功与否，收获都是巨大的。
李淳容：是的，我们正在进行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攀登。
自4月12日闯过“大风口”建起7790米的5号营地后，珠峰天气突然转坏，连续几天8级以上的高空风肆虐狂吹，这使得14日挺进5号营地的计划一拖再拖，修路组也只能撤回到4号营地。18日，风势稍减，加措等四名修路组队员和运输组的拉巴从4号营地向5号营地运输氧气等物资，做冲击6号营地的准备工作。同时，运输组王勇峰、吴锦雄、伍玉龙也自4号营地向5号营地运送有关物资，并准备19日进驻5号营地。当天下午，伍玉龙回到4号营地后，进了帐篷想为队友王勇峰烧点儿开水。他一摇瓦斯罐，发现没有气了，就拧下这个空罐准备更换一个新罐。不料遇到明火，致使帐篷突然起火，一下子把帐篷、两人的睡袋、氧气面罩等物资全部烧毁。他们两人只得临时下撤到3号营地。
修路组却又有了新的重大突破。20日上午，五名藏族队员（其中包括拉巴）背着12瓶氧气、绳索和其他物品，自5号营地向上攀登修路。下午天气变坏，高空风加强，能见度降低。直到下午5点，加措才到达8000米的6号营地，随后其他队员也抵达。至此，突击顶峰前的倒数第二个营地--6号营地的路线被顺利打通。但由于天气不好，队员们当晚下撤到5号营地。
于是，大本营开始考虑冲顶的突击队员的人选了。
登顶者，将会是谁呢？
严峻而艰难的抉择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