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了，但我会记着还有你，还有山上的伙伴。没有别的话了，千万千万注意安全。替我，看一看顶峰的珠穆朗玛……
25日，大本营。上午小雪纷纷，气温骤降。
近中午时，雪花越来越大，转成中雪，风力已达6级。我知道，山上风雪会更大，气温会更低，所有队员只能困在帐篷里，无法行动了。按原定计划，牦牛队今日将上山运送食品和太阳能电池板等其他物资。雪这么深，风又大，牦牛和人无法行走，只好待命。
午后，我走出帐篷，在白茫茫的大雪中向珠峰望去。珠峰完全看不见了。大风卷扬着雪花，漫天飞舞。天地连成白色的一片。
帐外西侧，所有的牦牛都卧在地上，一动不动，如今全变成了白色的，似白色的石头塑在那里。而它们旁边唯一的一顶单布帐篷里，几个牦牛工正烧起干牛粪煮酥油茶。一缕细细的白色的烟，从帐篷顶飘了出来，很快就融进了空中的雪花中。一个牦牛工，放声唱起了一支歌。除了风声，这时很静，所以这歌声也似融进了漫天的雪中，又像是从漫天的雪中悠悠飘来。歌声苍凉而辽远，透出一种原始的不屈和顽强。
当晚6时，报话器的总机发出信号。我冲过去拿起话机，通了！3号营地传下话来！原来，精通无线电的台湾队员周德九，用唯一的一块摄像用电池做能源，终于和我们联系上了。阿九开玩笑说：“这块宝贝电池，夜里睡觉我都像搂着太太一样搂着，怕它冷了使你们有话传不出。”因为电池在温度太低的情况下，无法正常供电。
我高兴坏了，赶快去向老于报告。
小金报告说：“这两天山上一直下雪，全队无法行动。今日山上积雪达20厘米厚，风力6级。由于牦牛运送的第一批物资主要是装备，山上的食品和燃料现已紧张，明日请牦牛工务必送上食品、燃料。还有，一定带来太阳能电池板，现在用的这块电池顶不了多长时间。刚才我和张铭隆商量了一下，假如明天还下雪，为了节省食品，只能让台湾队员全部下撤回大本营。”26日晨，小雪仍未停。老于和牦牛工们商量，请他们装上食品燃料立即上山。但几个牦牛工很为难，做出脚下打滑的样子，一遍一遍地说：“牦牛辟差！牦牛辟差了……”“辟差”是藏语“摔死”的意思。
只能再等一等，盼天气好转。牦牛工同意雪一停就出发。
万万想不到的是，从上午10时起，天气反而骤然恶化！风力已达8级以上，转眼间就成了暴风雪。瞬间，连几米之外的帐篷都看不见了。
我经历过北大荒的暴风雪，冲进暴风雪中想望一望珠穆朗玛，我想到，山上的队员此刻将面临多么可怕的境遇！我冲出帐篷，在没膝的积雪中刚迈出几步，便感到一种巨大的恐怖压上来。没了天没了地没了一切，世界一下子全裹在暴风雪之中。是天上的雪搅翻了地上的雪，还是地上的雪掀翻了天上的雪？分辨不出，汇成铺天盖地的流雪的洪流，在肆虐地冲决毁灭一切。北大荒的暴风雪再大也有“流”，能分辨出它的走向，但这里，是地覆天翻！
老于抓起一台小摄像机就对向我，但只拍了两分钟，机器就不转了。电池冻得不再供电。
我们立即向山上呼叫：“BC，BC，我是BC，3号营地金队长听到没有？听到没有？请回答！BC呼叫！BC呼叫……”终于联系上了。
“我是C3，我是C3！山上的暴风雪更大了！”老于紧握报话机，和金俊喜、张铭隆紧急联络之后，果断决定：“从过去的经验看，这场暴风雪的周期最少有四天左右，为防止意外，全队必须下撤。下撤时，要视情况分批成组成队，注意安全，防止冻伤。”为留存一些食物给体力差一些的台湾队员，山上决定藏族队员马上下撤，其他队员次日下撤。
这样大的暴风雪中，路都看不清，藏族队员能撤下来吗？千万不要出什么危险。
当晚9时多，加措、小齐米等八个藏族队员真的从暴风雪中闯了回来。台湾队员中实力最强的伍玉龙，也随着他们一起赶回了大本营。但是，几个藏族高山协作队员下撤后身体状况很不好。顿珠吃什么吐什么，高山反应强烈；小拉巴直叫头疼；次仁手腕冻伤，鼓起几个大水泡。
27日傍晚，罗申、王勇峰、金俊喜、李富民、马欣祥也返回了大本营。罗申举着戴着鸭绒手套的右手，头上的羽绒帽和嘴上全是冰和雪。他气喘吁吁地对我们说：“坏了，我的手疼！可能是冻了。”他从3号营地出发时，看到一个帐篷门没有拴好，怕风吹进去把它鼓裂吹飞，便从鸭绒手套里抽出手来拴了拴。前后的时间不到两分钟，手上还戴着毛线手套，谁能想到就冻伤了呢？—山上氧气少，身上的血液循环慢，手冻了知觉不明显，所以最易冻伤。十几年前登珠峰时，一个队员就因为在营地里三天没有脱鞋，当时还没有什么感觉，下撤后两只脚上的鞋就脱不下来了，最后他失去了这两只脚。
队医立刻给罗申检查。他右手的两根手指有点儿发白，颜色已和其他手指不一样了。医生给他用温水泡了泡，上了药，需观察一下再说。
只剩最后的一批台湾队员了。
到晚上9时，还没有得到山上下撤队员的消息。我们在报话机旁怎么呼叫也没有回答。司机薛云站在大本营的高坡上，打亮了电池灯，向珠峰方向摇晃，想给他们一个目标。
夜里近10时，突然从报话机里听到吴锦雄断断续续的声音：“BC，报告BC，我是吴锦雄……我们已过了1号营地……找不到路……邵定国两眼看不见了……快来急救我们！……”老于急呼一声：“马上召集人出发！快去接应！”说完，他提着大电池便冲进了风雪之中。我也摸起头灯，随他扑入帐外的雪夜。
跌跌撞撞走了许久，我们已摸进了东绒布的峡谷。雪夜漆黑。隐约能辨出西侧的珠峰山体，黑压压的，阴森可怖。在峡谷对面陡峭的土石林内，我的头灯猛然照出了几双绿莹莹的眼睛，吓了我一大跳。老于说这是岩羊。我们在峡谷里走，怕台湾队员在上面的侧脊上走而错过，便一边走，一边将灯光向上晃去。
又向前摸了一段路后，近午夜零点，才见前方抖抖地出现了一点儿光亮。
“找到人了！”老于说。我们加快了脚步，摸着岩石，边摸边攀向前。
只见周德九走在前面，借着头灯昏黄的弱光在摸索找路。后边是吴锦雄，他手中用一根绳索拉扯着邵定国。邵定国两眼已看不见，只能不时地用一只手在地上摸索着慢慢向前移动。
我们接过他们的背包，扶着他们向前走。邵定国听出是我，声音哆哆嗦嗦地对我说：“张老师，请给我一点儿水喝……”十几个小时在风雪途中，他已极度虚弱。
这时，接应的藏族队员赶来了，他们背起邵定国，向大本营走去。
回到帐篷里，已是夜里两点。大家忙着为邵定国洗脚、治伤、喂水喂饭。他的双脚被风沙磨坏，已近二度冻伤。本来，他是在2号营地照料炊事员李福民的，但下撤时眼睛被风雪蚀坏后迷了路，幸亏这时遇上了周德九和吴锦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周德九说：“今夜的半路上，我感到不是迷路就是被冻死，太可怕了。邵定国已两天多没有吃东西，他过了1号营地双眼就看不见了，不停地在雪地里要摸雪吃，我们只能劝他忍耐。我们是迷了路之后才遇到他的，三个人走，也感到希望不大，如果再迷了路呢？我脑子里闪过’这下完了‘的念头，一直到看见你们，这念头才消除。我算是认识珠穆朗玛了！”台湾的另一个队员黄德雄更危险，他下撤到5800米后，体力不支，便一个人做出了紧急露营的决定，当夜缩在牦牛工留下的一块破毛毡里过夜。幸亏他有多年的登山经验。第二天下午5时，回到大本营后，他的嗓子已说不出话来了。
张铭隆和吴俊是在28日晚上才撤回大本营的。张铭隆的脚冻伤了，致使他后来无法再上山指挥，第二次行军时中途下撤。
只在6500米的高度，一场暴风雪就使我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
所有队员和伤员，便又被困在暴风雪中的大本营里。
没有书，没有报，伴着帐外呼啸的风雪，干什么好呢？我们最大的兴趣是侃足球。
我早就知道罗申和王勇峰是超级球迷，对世界足球的情况比我了解得多，更别说中国的足球了。他们在北京的基地训练时，我一去他们便问我要《足球报》，埋怨那里买不到《足球报》。一张报争抢着传来传去，很快便不见了踪影。如今，又唯有心爱的足球，使我们依然热血沸腾地抗衡着这场暴风雪。
罗申侧着身，双腿还在睡袋里，闭着眼在不住地说球。他的眼睛因患雪盲症，泪水似两条小溪不住地流淌。他举着冻伤的右手，谈起足球，高洪波、谢育新、“老纳”……滔滔不绝。我明白，此时要是我们全走了，他还会这么讲下去，看那样子，真是一种陶醉和享受。
队医李舒平来了，来检查他的伤。他把右手伸给队医，还在和我们谈足球。
队医解开他手上的纱布，脸沉了下来。我们过去一看，吃了一惊。那食指和无名指，已经由白变黑。罗申一直认为是一般的轻度冻伤，治一下就可以上山，依旧可圆他的珠峰之梦。他的经验和实力，正是最成熟、最强的时候。他登过多次山，饱尝过失败的滋味。他这次来珠峰，我知道，拿他的话来说就是来“雪失败之耻”的。昨日在暴风雪中摘下鸭绒手套仅两分钟，手就冻成了这样？
队医不能不说了：“罗申，你这手很危险，弄不好……”我的心都提在了嗓子眼，可罗申还在说球，他根本就没听队医在说什么：“……看6月吧，只能等到6月的世界杯外围赛了，可能这次有戏。那时咱们的登山也该结束了，电视机前一坐，多美！我就死也不相信中国足球冲不进世界杯赛！失败的滋味我可是知道了，前年登南迦巴瓦峰，失败了后回来，任何人都不想见，从机场一到家，门都不愿出，谁能理解这些？……”队医只得打断他的话：“罗申，不能再耽误了，你的这两根手指可能要截去，我和大本营商量一下，你必须马上下山回北京！”“什么？”罗申一下子傻了。
外面，风雪拼命撕扯着帐篷……他几乎一夜没睡，叹着气，尽管叹得很轻。我知道他是一个硬汉子，但谁能经受得了这无情的打击？登珠峰之愿这次不可能实现不说，他是个攀岩教练，失去右手两指，再怎么攀岩？那一生的事业……我都不敢去替他想。第二天，他的眼睛好些了，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伤了的手指，然后便沉默不语。我安慰他，他说：“太严酷了！可这就是登山！多像一场关键的球赛，精心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付出了多少心血，可几分钟之内就全完了，一切付诸东流……”暴风雪终于过去，经过几天的休整后，队员们又要开始第二次进军了。
4月1日，罗申最要好的伙伴王勇峰要上山了。
王勇峰安慰他，他说：“勇峰，不要安慰我。该承受的，我们只能去承受，我知道怎么去做了。原来，我们商量好要一起登上珠穆朗玛的，可如今……起码这次不行了。我走了，但我会记着还有你，还有山上的伙伴。没有别的话了，千万千万注意安全。替我，看一看顶峰的珠穆朗玛……”王勇峰没有任何许诺，只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罗申目送着战友们出发了。
他临下山回京的前一天是清明，我们一起来到珠峰山脚下的墓地，祭奠那些为了登山事业长眠在这里的勇士们。罗申在墓前伫立了许久，用一只手猛地打开一瓶酒，缓缓浇洒在碑前……
4月6日，罗申和邵定国下山，被分别送回北京和台北治疗。
罗申走了。汽车开动时，他和邵先生一起探出身，含着泪水昂着头，望着令他们恋恋不舍的珠峰。
内地方面的队长曾曙生，在北京听到山上的情况后，立即从医院再次“出逃”。4日，他和台北养病归来的李淳容一起到达珠峰大本营。
第二次进军开始了，我们将向上建4、5、6号营地，突破天险“大风口”，准备5月初向珠穆朗玛顶峰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