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走在山上，累了，躺在一块巨石上，望天，不知是云动还是你动；望地，下面的山川全在你脚下。在天、地、山、川、河的怀里，我们又是多么渺小！当意识到你和它们已是一个整体时，你会感到胸怀一下子也如天地般阔大。那些人世间的纷争、名利、烦忧……又算得了什么呢？真真实实、透透亮亮地生活着，不是最幸福的吗？——这就是我说的山的崇高和圣洁。我总说，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敢于和自己挑战的人，才有资格到山里去……几天后，我随进山队员去国家体委科研所卫生处体检。
曾曙生这次亲自带队指挥，任队长。
每个队员进藏，都必须做心脏、血液、血压、肺部等等一系列常规检查。假如这些方面有问题，是绝对禁止进藏的。因为在高海拔地区，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应甚至危险。
我和队员们每人手中拿着一张体检表，进出各个诊室接受严格的检查。这感觉和参军前体检差不多。进山的气息，也就从这里开始弥漫开来。因为，所有的体育项目，参赛前都没有这样的手续。我相信我的身体，不会出大的毛病，我盼望即便真有毛病，最好这时也别现出原形，否则我会遗憾终生的。
我拿着体检表和老曾一起走进测心电图的诊室，一位女大夫一见到老曾，就笑着点着他的鼻子道：“又是你呀老曾，还记得十年前欠我的那笔账吗？”
老曾挠挠头，笑道：“记得记得，赔礼赔礼。”
我问大夫怎么回事。
大夫说：“那是1983年，他们进藏去侦察攀登南迦巴瓦峰，检查时我就发现他的心脏功能有问题，绝对不能进藏。我就签了个结论：’不能进山。‘谁知他把我的检查表改了，把’不能‘划去，自己偷偷加上’可以‘两个字。到底还是逃进山了。”
老曾说：“我这人一到雪山上什么病都没了，可从山上一下来病就来了。王大夫，你说怪不怪？”
王大夫开始给他测心电图，测着测着，脸色马上变了，跑去又找来一位男大夫，两人对着测出的心电图分析了半天，最后对老曾说：“老曾，你知不知道你有冠心病？而且很厉害，心跳一分钟间歇20多次。别说进西藏了，你现在就得马上住院！50多岁的人了，可不是你当年，到了山上你还想不想回来？这次可不能让你逃掉了，马上给登协打电话。”
大夫给他的体检表上签署的意见是：“冠心病，马上住院治疗。”
我对老曾说：“完了，我当不成你的兵了。”
老曾悄悄说：“放心，我有我的招儿。”
不久，他真的被赶着住院去了。
但只住了十天，他便再次“出逃”。
曾曙生，中国第一代登山家。他和山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经历过九死一生。他身上浓缩着中国登山的历史，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之一。人们不会忘记1988年中日尼三国联合攀登并“双跨”珠穆朗玛峰的创世之举。“双跨”即珠峰南北两侧的联登队员于顶峰会合后，南队北下，北队南下。这是世界登山史上的一个惊人奇迹，曾震撼全球。日本派出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电视报道队，将特殊的微型摄像机固定在几个登顶者的头盔上，得以向世界现场转播这场顶峰大跨越的实况。日本从早上9时起便开始转播，中国由中央电视台从中午12时开始向全国转播，一直转播到傍晚6时，这在当时也是中国电视转播史上的创举。于是，三国队员突击和横跨珠峰之顶的全过程，展现在了我们面前。在那个辉煌而难忘的5月5日，多少人的心被震撼，跃上了珠峰之顶！那一次行动，老曾作为联登队北侧的中方队长，亲自指挥。人们从电视上看到了他在大本营指挥的镜头：当三国队员双跨成功的消息传到大本营时，他以拳顶额，泪流满面。泪水，此时映托出的是登山者的豪情！
和更多的登山者不同的是，他是从童年便爱上登山的。他说：“人有时候很怪，往往刹那间的感触便决定了一生的事业。中学时代，经常放映前苏联电影，如《培养勇敢的精神》、《丹娘》等。我觉得人最宝贵的就是善良和勇敢，有了它，就有了信念，克服世上所有的艰险都是一种快乐了。而真正使我爱上探险和登山的也是两部前苏联影片，一部是《忠实的朋友》，一部是《水银湖上的魔影》。那时我正在上初中，看完电影回到家，激动得怎么也闭不上眼，梦中都走进探险的森林里。这是落在我心中最初的种子，后来它发芽开花了，是必然的。”
老曾的家乡在湖北恩施的山区，家就在清水河边的山坡上。一边是山，一边是水，山耸立在他的童年里，水流动在他的血脉中。和小伙伴一起到山上去摘茶泡、打蟠桃，到水里去捞小鱼小虾。七岁时，他随家人来到了武汉，上小学一年级。一天，学校组织了一次春游去爬蛇山。不知是离别了故乡对那片山的怀念，还是对故乡山区小伙伴的思念，一上了山，他非常地想念那些昨日的小伙伴——这一次爬蛇山便永久地留在了他的记忆里。40多年后，他说：“蛇山是一座太小太小的山，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它的位置竟和我以后登过的无数座在世界上都赫赫有名的雪山排在一起。当时因太怀念童年的朋友，我感到武汉不是我的家，我的家还在那座熟悉的山上。上了山，我就有一种寻找故乡的感觉。这一次爬蛇山的经历，也许就注定了我一生与山结缘。”
重要的是在于他50多岁的今天，从记忆中那么清晰地讲述出了七岁时的一次小小的登山活动。这是对的，故乡的亲情伴着山所给他的善良、淳朴、野性和勇敢，流动在了他的血液中，也必然流动在他将来攀登每一座雪山时的身上。这是淳朴故乡的恩泽。
正像他说的，之后，到中学时代，《忠实的朋友》等两部前苏联影片，催发了他骨子里的山缘，确立了他一生的志向。
初中二年级这一年，在生物老师龙传湘的倡导下，班上成立了一个小小的“野外组”，也就七八个同学。曾曙生觉得参加这些野外活动很像是走在心中的那些电影中了。一个星期天，他们来到武钢青山工地。那里是一片无人认领的野坟地，不少棺材都裸露在外面。老师指定他们每人负责一口棺材，让他们移开棺材盖，用竹夹子夹出尸骨，装在一个布袋里。有的同学有些害怕，曾曙生不怕，掀开盖子就夹起了骨头。回到学校后，他将这些尸骨用福尔马林漂洗干净，用铁丝一穿，就是一具完整的人体骨骼架标本。初三时，一个寒假，老师带着他们去登木兰山。下了火车，步行45千米再爬山。老师要求他们哪儿没路往哪儿爬。在山上，有一个结了冰的水塘。他们凿开冰层，惊喜地发现水塘里有很多大鱼。这些鱼被带了回来，分给武汉市的每一所中学做标本。
1957年，老曾报考了北京矿业学院煤田地质系。因为在他看来，矿业地质少不了爬山、野外作业。1959年暑假期间，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的他听说国家体委登山处要办一个登山训练班，便和几个同学去报了名。这年冬天，训练班去新疆博格达峰进行冰雪训练。就是在这个训练班上，他听说国家要成立一支登山队，向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挑战，便马上报名参加了。于是，作为一名中国登山队队员，他参加了1960年我国第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攀登到了海拔7790米的高度。
他以攀登珠峰，开始了他一生的登山生涯。而这恰恰处于中国登山运动的初期。
至今，算算已经33年了。33年中，他攀登过多少座雪山？多少次在风雪中九死一生？多少次流着泪望着吞没自己战友的冰山？
只提几件事。这是他的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