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妻子、女儿，全副武装的二个人都戴着双层口罩，都戴着厚厚的眼镜，都穿着臃肿的衣服。
的哥下车给我们开车门，他的超常规动作叫我感动，而他的话却更让我意外：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晚给我开了彩……
怎么啦？我问。
于是，的哥把上面的那些事讲给我听。
北京这是怎么啦？啊，大哥，你说这非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咋弄得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啊？他竟然哭了起来，哭得那么伤心，车头都有些在摇晃。
兄弟啊，你哪里知道，我们还有比你更痛苦的心理历程呀！我心里这样说，嘴上却不敢对他说，因为他不知道我们一家三门刚刚经历的一场劫难比他更加恐惧。
的哥将我们送到目的地后，一连向我说了三个谢谢，像是我们一家给了他什么好处似的。
红色的的士消失了，长长的街头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
回到家，疲惫的女儿人睡了，妻子则在窗台上一遍又一遍地用高强度的消毐药水在我们刚刚脱下的所有内外衣上喷洒着。而我怎么也无法抑制波澜激涌的心潮，独自久久地站在窗台，举目俯视和远眺着眼前这个正在被SARS袭击和摧残的城市……
那刻，我发觉自己真的泪流满面。
那一刻，我突然联想到广二十多年前自己在部队参加一场流血的战争时的情景。
此时彼时，我忽然发现眼前的5人！竟然会让我感到比当年参战时的那种心境更加恐惧。呵，我明白了：与敌人拼杀的战场上，我去死的可能就是我一个人，死了也会很光荣。可这工不一样，它让我看不到，它比我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属于自上，而是属于我的家庭，属于我的同事和单位，厲于周围的环境，属于这个城市，属于看不见摸不宥的空气！
望着女儿那张依然惊恐的睡容，我心头无限凄苍。
就在十个小时之前，当我居住的整个北京城人人都从中一位和大街上躲进自已的家时，人人都在关紧白家的门窗，以家为战，消毒反击，堵疾防魔时，刚因停课回家两天复习准备高考的女儿在下午三四点时，不停地咳嗽，不停地说她胸口难受。
怎么啦？怎么啦？那时，咳嗽对北京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可能意味着什么，大伙心头是最担心的。可我的女儿偏偏在北京最高峰的子里出现丫这种症状。
我和妻子手忙脚乱地让她从书堆中躺到床头，然后开始测量体温……
37度5。第一次测量，就吓了我们一跳。
没事没事。妻子和我嘴上这么说，眼睛却不敢看女儿。但我的余光分明看到女儿那双忧郁的大眼睛在扑闪扑闪地看着我们。
妻子忙着翻箱倒祀找药，而我则忙着打开电脑，上网寻找非典的特征。网上的非典咨询上都这么说：体温在38度以上，伴有咳嗽，肺部有阴影……
吃药，继续测量体温。半小时一次。
下午4点半以后，女儿的体温一直上升至38度，而且居高不下。
我难受，爸爸，我难受呀……女儿开始一边咳嗽一边哭泣着不停地这样对我说。
女儿的每一声叫喊和哭泣都揪着我的心。我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可恶的工竟然离我们这么近！其至根本来不及设防，似乎设防也没有任何用。
妻子守在床头，负责测贵女儿的体温，而我则不停地杏阅网上的非典知识，又不停地想操起电话咨询非典热线可这一项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知道一曰广暴露家中有38度高烧者，当时的情况下准会被视为非典患者。120急救车说不准马上歼到家门口。
我不想这样简单地把女儿划进SARS患者里去。
我们全家谁都不想这样简荦地被划进去。
然而我们三人内心都在紧张地想像着SARS可能已经袭击我们家中的后果。
一个半小时，又一个半小时，再一个半小时女儿的体温总在38度和37度9之间：每一次测温，那体温计刚刚取出，第一个抢肴看的是女儿本人，第二个是我，第三个妻子，我们总是你争我抢地看，生怕谁看错了。可结果还是一样：女儿的高烧依旧不退。
是，还是不是？如果是，该怎么样？如果不是，谁能保证？是送医院，还是不送？如果送医院，要不是非典，不是自找被传染的死路吗？可如果是，晚送了耽误时间会出大事怎么办？
我和妻子激烈地争执着，每一次给女儿测歐体温后，都会在另一个房间里发生一番争论，最后总是没有结论一一因为我谁都不想轻易皆定女儿是患了非典，或者否定不是非典。
女儿其实什么都听到了，她不停的咳嗽和哭泣声像重锤急鼓敲在了我和荽子的心头。
我感到我要崩溃了。我甚至已经作好一切心理准备：假如女儿真被SARS传染，被急救车拉走吋，我一定毫不犹豫地跳上车，一起与她走进病房，一起战斗每一分每一秒。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可以不要了，我只要比我生命更茧要的女儿！
女儿还在哭泣和叫喊。我无法在她床头呆着，我的焦虑已经使我失去了作为一个父亲可以能够克制的情绪一一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下电梯，那时如果让开电梯的人看出一点点异常情绪，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别人可能就已经拔通120，让救护车将你拉走广。
我强忍若无其事的表情走出电梯，又走出大楼，我看看周闱没有一个人，于是躲到台阶的一侧，然后无比痛苦地扬起头，闭上眼，又合拢双掌，默默地祈祷了三声：老天，请你无论如何保佑我的女儿平安无事。
当我睁眼的那一瞬，眼泪早已蒙住了视线……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向苍天求助。
那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能。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羞愧一一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一直竖定地认为自己是个唯物论者，怛在亲人的生命面临危急之时，我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信仰和意志……
我的眼泪既为女儿的生命担忧，也为我自己少有的脆弱羞愧。
啊，这就是SARS！它比枪林弹雨更残酷且严峻地考验着每一个人。
女儿的高烧不退，妻子的药物治疗不见显效。我们一家三口需要作出选择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的北京人都会采取先不告诉周围和单位的做法而去寻求自我解救的办法。
医院是唯一可以选择的地方，而医院在那时是最危险最容易传染SARS的地方。
我们不能不去了一一在尤法自我排除非典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去那个最危险的地方一往医院走在那时等于是在死亡阵地上寻找一根救命稻草。
约深夜且时左右，我们一家三人全副武装地走出家门一其实也就是戴上两个口罩多穿些衣服而已。出门后，好不容易打了一辆的士，还不敢对司机说：医院，骗说问家到某某某地方下车。
车至医院附近的一百多米处停下。我们下车时，正巧在一个工地边，那儿有几个民工在干活，见我们的打扮，便猜测肯定又是非典，于是惊恐地退至一边。
这些已经不是我们家人所考虑的事了。我们三人走进北大医院，发烧门诊大夫说还不能进去，刚消毒，得等一小时。
妻子悄悄对我说还是上普通急诊去看吧，进发烧门诊不等于接触一次非典嘛，不是非典也会感染上非典了！
想想也是。亍是我们带着女儿上了医院一层的普通急诊室。当走进急诊室的那一刻，我的心猛然…紧：完了！
我眼前所看到的，是楼道里一个个痛患，他们或是有人搀扶着，或是横七竖八地躺在走廊的椅子上哼哼着……在这样的地方，你不是非典也差不多会被传染上！听说中的可怕一幕此刻都在我的眼前。已人魔穴，焉能退之？
其实我自己已经没有什么觉得怕的了。为了尽快给女儿诊断，我走在了众多就诊患者的前面，想争取早一分钟让民生会诊我的女儿。
门诊的医生才是全副武装，我也在此刻看到了什么叫防护服。那医生穿的是罩式防护服，就像电焊工头上戴的那种。她每会诊一个病人就拿起消毐剂在空中喷射一次，一个十来平米的门诊室，涌进排着长长队伍的患者，我想不传染只能算是上帝开恩了吧一一我已经把自己列人SARS候选人。
排队半个小时左右，医生让我女儿到另一个诊室拍胸片。
妻子帮女儿在拍片宰解衣宽带，我则忙前忙后交费挂号。
20分钟后3片出来。没事，肺部清晰。医生递过片子。
我们一家三人都不约而同拍拍胸口：老天爷！
紧接下来是验血。我让女儿和妻子在远远的医院外等着，而我则回到化验室等着，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因为这是排除非典的主要依据之一。
25分钟后，化验单子出来。我赶紧出医院交给妻子看，因为她懂。
没事当过医生的妻子这时恢复了她的扫信。
又一个没事。那一刻，我的心一其实是我们全家的心才算定了下来。
上面的那位的哥就是在我们回家的路上遇见的……
第二天清晨，女儿的高烧已退。而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内容：早晨起来，先是打开所有的1窗，再在所有的房间喷射消毒剂。特别是把手，要进行反复消毒。再在弓邻拔的接触地段，狠狠地喷射大量消毒液；吃饭时，相可监督谁没洗手；出门时，检奄口罩带了没有一一能
不出门的尽童不出。上班不能乘公共汽车，也不能打的一一单位觅已经这样明确规定了。有趣的是女儿一反常态，对还需上单位值班的我特别关心起来，只要一进门，就先让我站在门口，把鞋脱掉，再将外衣脱下搁到凉台。然后监督我到门口处的消毒液里洗手，洗完后进串―屋的一只同样盛有消毐剂的盆中再洗一次。然后跟在我后面，不停地朝我身上、头上喷射由她妈配制的稀释消毐剂——我呢，每每女儿这样做时，都能自觉地配合。这样的生活方式在北京的这一年四五月间，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样。只是我们一家比别人多了几分紧张，因为我们全家都到过一次闵院。那时得非典的人在别人眼里就是瘍神，而发高烧的人则几乎都被视为非典患者对待，如果有人到过医院则仿佛已被死神抱住了一一这也不能怪公众有这样的恐惧，因为几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SARS患者都是在医院被传染的。事后我才知道，当晚我们全家去就医的北大医院，那几天正处在非典患者就诊的最高峰。24号人民民院被隔离后，在西城的非典患者和发烧疑似患者全郎涌到了北大医院，由于定点医院紧缺床位，那些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和需要留院观察的疑似患者送不出去，只能躺着等在门诊室的走廊内外。那些日子垠，天天都是这个样。西城作目的张震科长在我采访他时这样说。
我们一家是4月26日夜到的北大医院，这不太悬了！那时我们虽然还不知道这样的内情，何整天惶惶不吋终口。只要谁咳嗽一下，马上被家庭中的另外两人内定为非典，并且不得在一米之内的距离接近。事实上全家人在一起生活，这种防范作用等于零，但必须这样做。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三口人轮流值班，组成家庭抗非战斗小组。妻子负责后勤保障，买菜做菜一别小看这，在当时这是最危险的任务，因为菜市场是唯一人多的地方，买菜被视为仅次于上医院的最艰巨工作。我的任务是收集有关SARS的知识一那时关于SARS的介绍和防治SARS的知识铺大盖地，满肚界都是，可似乎又一样用不上。每发现一种新的防治方法，我便会用电脑打印出來供全家学习。但后来发现要学的东西太多，女儿和妻子干脆整天对着电视学。女儿还要复习功课，她是抗非小组的纪检书记，随时随地、每时每刻检验全家抗非措施的落实和执行情况。我深深感到，打亲身经历发烧过程后，女儿对的警惕性比谁都高，是处在全天候的一级战备状态。
数曰后，我们全家安然无恙，逃过一劫。那种心境使我有可能将精力和因光从自己的家庭转叫外面的世界。
此时的北京城已经完全发生变化了。
国难当头成了许多官员和民众的口头语。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卢。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市民们的心头不时在哼着这悲壮的国歌。
那时北京城里的空气是凝重的，人们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相互之间看不清对方的表情口罩将一切痛苦的表情包在其中，压在心头。某君向朋友发一条短讯，可以在不到一天之内，转遍全市。
某某时间要封城了！
某某夜间要飞机喷药，请关好你家的门窗！
谣言和消息就是如此迅速传播的。人们虽然小太相信有些危言耸听的短讯，但采取的态度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些子里，市民们的生活这样度过：有车子的人，想跑到市郊，但他们常常被农民们赶间来。告诉你们，不能在这儿通过，更不能进我们村。农民们警惕地把守着自己的家园。其至有的村民手持菜刀，列队排在村1的路中央，对所有外来者说：到此不准前行，违者一一斩！其实那是吓唬人的，但逼急了，他们说不准真会那样做呢！我在电视里看到有个村子不仅将全村四周全部用铁网和砖墙围得严严实实，而目把村口的那条通向外面的公路拦腰斩断路中央挖的坑足可以填进两辆坦克。
没有车的人，呆相家里，成天开着电视一电视里幣天是非典节目。那时一天学的预防非典和公共卫生知识比以忭一辈子学的还要多出几倍。
人们的防范意识超出了想像。在管好自己的前提下，将全部的精力注视着周围一切可能出现的瀨洞。大家有个共同的认识：要真正地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必须关注别人的和周围的生命是否安全。
一个僧人发烧倒在马路上，我们竟接到20多个电话。120急救热线的作人员告诉我。当急救牢前往事发地拉走僧人后，我们又接到了30多个市民电话，他们在打听那僧人是否足非典忠者。市民说，如确诊那僧人是患者，他们所有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就都得赶紧消毒和防范。瞧瞧这警惕性！
家住东城的李某一家四口，突然感觉发烧。在犹豫去还不是不去医院时，20急救车已经到了他们家门口。原来，邻居听到对门的不停咳嗽声，就打电话叫来了急救车。再晚天两天，你们全家都吋能……李某家后来死了一人，医生对生还者这样说。
全家传染、一家死亡几口人，在SARS袭山一北京的日子里，这种悲惨的事不在少数。患者周围的市民们在惧怕自己生命面临威胁时，也同时拯救了别人的生命。
这就是非典时期。这就是非典时期个人的生命不冉属于你自己，你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就得以同样膂惕和呵护的心态保护别人的生命。
小黄是外地民工，负责一个居民区前的两条大街的环卫工作小黄负责的大街是人来车往密集的地方，有五趟公交车的午站位于居民院前的大门口。平时的车站旁早晚满地都是扔弃的垃圾，小黄举着扫帚想清除，常常被乘车的人口出秽言骂道你没长眼？想往我身上扫咋啦？不会扫街就回你老家蹲粪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