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市内河道建设与管理
在中国古代成都城市中，人工河道是影响着城市的主要景观，并且具有交通运输、生活用水、排污泄洪以及消防灭火等多方面功能，与成都城市经济和市民生活关系十分密切。
成都的航运主要靠两江所带来的便利。成都之两江，即检江(流江)及郫江。自李冰"穿二江，双过郡下"，成都即具有"江城"的特征，成都"带二江之双流"(左思《蜀都赋》)的格局从秦延续到唐代。直到唐末高骈筑城，塞縻枣堰，改引郫江(清远江)东流，包罗城北墙南下与锦江会合，此后，贯穿城市的郫江故道成为金河。"二江抱城"的格局从唐代一直延续到清。
检江又称南河，流经郫县、金牛区、至望江楼、温江、双流。入成都市界后，绕城市东南而过，被称为"南河"，它过苏坡桥、流到成都草堂寺附近龙爪堰分水后再流经百花潭、青羊宫到老南门大桥、新南门大桥，再流到望江楼以上合江亭汇流府河。两江汇合后，从锦江东门望江楼出发，可入岷江干流，到乐山等地。
而府江在清代得以改造。康熙四十八年(1709)，新设八旗驻防，修造工廨屋宇，各州县奉文采办木石，西道水路不通。府河水势不足，川督年羹尧相度地势，年羹尧开筑府河航道，"筑断堰(在成都)县西三十五里，堰自螃蟹堰分流南行，经漏洞子与油子河合，春闭秋开，立有规定"。螃蟹堰引水入府河，船筏得以通运，府河自此与走马河、油子河、柏条河相通，府河下行船多载从上游而来的粮食、煤炭、肥猪至成都，上行多空船。
二江为成都城市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成都二江诞生，就成为与外界沟通的纽带。竹木材料由江水被源源不断地送到成都来，制成各种器物；生产出的产品，又沿着这两条交通线，不断地运输到全国各地。所以江上的船舶相连，橹声不断，一派繁忙景象。成都大规模建设工程所用的木材，也由二江送往成都，并因此在成都油水河畔的水津街形成了成都最大的木材市场。
清代成都城内主要的人工河道是金水河、御河。金水河是唐代大中七年(852)，由西川节度使白敏中主持开凿，引都江堰水，贯城而过，沟通两江，连贯成都东西两面的新水道，金水河水由灌县两河口引磨底河，然后从成都西门入城，流经三洞桥、贡院前三桥、青石桥、玉河沿一带，最后汇入锦江。自唐迄清，金水河是市区用水的重要来源。唐宋以降，河道虽有变迁，但对成都城市的重要性却是有增无减。河道一旦淤塞，不但舟楫断绝，而且城市既不能排污，亦不能泄洪。河道的疏浚，是历代成都地方当局重要的市政工程。宋代对于金水河的疏浚较为认真，绘有四大沟渠图，并有"岁首淘渠"的规定。到明代嘉靖年间，巡抚谭纶对年久失修后"仅仅如线"的金水河加以疏通后，河水清沏，可以饮用、洗濯、灌溉。
清初，金水河、御河等城内河道日久渐至堙塞。历顺治、康熙两朝数十年无人疏淘。雍正以来，成都人口渐密，商务渐繁，沿金水河一带俱为商贾阗阅辐辏之所，水上的商业运输要求与日俱增；城市人口所需米蔬柴炭，也需船运入城；而城市唯一的内部河道，"失于疏浚，以致不通舟楫，民苦沮洳，深为未便"。随着城市的商业力量的发展，商业要求再也不能被忽视。
雍正九年(1731)，成都知府项城呼吁疏浚金水河。同年，由巡抚宪德等捐资加以疏浚。金水河的开疏，"舆情"即民众呼声不可忽视。而"舆情"提出了疏浚河道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是为了东门货物运送之便，市民日用品购买之便，救火取水之便；二是"旧河既为城中地，泉咸苦，每至春夏，沉欎秽浊之气不能畅达，易染疾病，"河一开则地气既舒，水脉亦畅，民无夭札"。但实际上"城内之御河、金河水，断不可饮，因檐沟秽水多注其中，而沿河居民又淘菜洗衣，倾渣滓于其中也"。市民饮用水大多由挑夫自城外河水中取水供应。
除民众呼声外，朝廷文件早于雍正元年即有谕令，"令各省确查大小河道如有淤塞者，即行设法疏浚，务期实济造册报部等因通行在案，相应详请委员雇募人夫，兴工开浚，务期深通，可垂久远，从此惠泽旁流，当与导河之功比烈矣"。
于是工程在雍正九年二月十七日兴工，三月二十九日告竣，共用工费一千四百两，工程资金"俱系抚都院捐给廉俸给发"，巡抚宪德等官员亦慷捐俸金，此时官员已有丰厚的养廉银用于地方工程，地方水利工程也有了充沛的资金。
河道的初步修浚完毕后，河道的治理并没有停止，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成都府在雍正九年(1731)，再次提出河道治理的善后事宜，提出了详细的河道管理方案，包括河道弯处取直，以减少泥沙淤积；在一些地区安放水闸，并在东门设水门管理部门，这些措施使河道的维护逐渐成为制度。在成都河道的管理方面，清代较前代有所进步，不仅提出具体的管理方案，每年的疏浚经费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来源（在水利同知衙门都江堰岁修费赢余之项，动支报销）。
金水河的畅通，直接促进了沿河工商业的繁荣，也极大方便了市民的生活。金水河"沿河一带俱为商贾，闤阓辐辏之所"，金水河疏竣后，客船一至东关，外州县的客船到达东关，货物行李皆可用小船运入城内，就近投店，城市市民生活所需蔬菜、粮食、燃料等日用品也可水运入城，居民可就近购买，便商便民。"省城房屋多用草苫，盖即街市瓦房亦系竹壁编成间，或不戒于火，每至比屋延烧，虽各设木桶贮水，但器小易竭，亦难尽恃为救火之具"，金水河的疏竣使救火之水"随处有备，不难立时扑灭"。
雍正九年，蜀王府周围的御河也得以疏通。这条御河是明代蜀王府的绕城水道，明正德《四川志》中《蜀王府》指"城下蓄水为濠"即指的御河，蓄雨水而成，实际上是一条死水河。清代康熙四年(1665)，蜀府废墟修建贡院，蜀府门前与金水河之间的空间成为繁华的商业区，"皇宫留得为贡院，流水三桥作肆廛"。在雍正九年，随着金水河的疏浚工程的展开，成都府请于于蜀王城之南三桥之西北，相度地形，开新河，即金水河过西御街处开渠过小西巷与御河相通，并修淘御河河道以通舟便民。工程于雍正九年(1731)三月兴工七月告竣，计开新河一百八十九丈六尺九寸，"开淘王城从此舟楫可址达王城之北矣"。昔日的王宫禁地如今与城中舟楫相通后，城市中心水道进一步畅通了。此外，河道的疏通使满城与城市的交通进一步加强了，西门河小，原无往来船只，且门内即系满兵驻扎，通往大城的金水河洞口密布铁窗，止令通水，不得通船，"其划小船由东门进者，俱抵满城东水关为止"，雍正九年后，开放了满城水东门，原来门禁森严的水东门另造石桥，从此满城和满城外城区可以由金水河通舟，"凡商贾舟楫由大河拔换小船"，可以由长江水道直通满城，有利满城发展。
河道的疏通不仅利用交通，改善城市环境，实际上也影响了城市的空间布局。在清末创建商业场以前，金水河沿岸一直是成都商业和手工业重要的集中区域。由于御河的疏通，贡院前三桥附近也成为重要的物资集散中心，故清代成都竹枝词有"流水三桥作市廛"的说法。
四、清代成都公共设施的修建方式
地方州县官在法律意义上有责任确保交通干道和重要桥梁的状态良好，如果路桥状况很差阻碍交通，他将受到处罚。按规定，任何大规模的修缮工程，必须先征得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否则修缮工程的资金由州县官自筹。维修道路与桥梁通常有三种方法来筹得经费：由州县官自己捐款；或者说服乡绅和富人集资；而第三种就是对轻犯罚款以筹资，或没收赃款作为修建资金。乾隆十一年(1746)，华阳知县安洪德将捕获巨盗的无主赃款用于东门外重要桥梁安顺桥的重建。
清代地方官在地方任期有限，而且清中叶之后，四川州县级地方官任期愈来愈短，有时任期短至1年或不到1年(本书后面统计成都县令在清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县令任期较长，而乾隆时期尤其嘉庆之后任期缩短)，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任何一个地方官都难以熟悉本地情况，必然会减少地方官对本地事物长期建设计划的兴趣，我们在成都看到了许多公共工程因为官员的离任而耽置，这些工作需要连续性，因为在短暂的任期中难以看到结果。地方士绅或民众开始承担地方公共事务责任。在成都康熙雍正时期，官府在城市建设上承担的责任更大。早期的四川地方凋蔽，士绅力量难以培植，无法在地方事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随着地方经济的恢复，地方士绅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作用往往是政府职能的补充。清代地方绅士在修建桥梁、道路上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在成都的许多工程从计划到资金筹集直至施工，都由地方士绅完成。许多官员认为，由士绅监造或主管的公共工程和公共福利事业，其效率比书吏管理高得多，而其成本却要比书吏管理还要低。领导力量也许会来自僧人或道士，有时有寺观作后盾，如成都桂溪寺前高板桥的维修。
另外，就其宗教意义来说，修桥铺路这类工程通常都被认为是义举，中国人认为它们系善行的一部分，在未来将会得善报。这一个普遍的信念，同为佛教与道教所认可。如道教，教导它的信徒：人们可以借着修补百步的道路而祛除百病。清代士绅通过创造"功过格"进一步推广这个概念。17世纪的袁表(袁了凡)在其通俗宗教著作《功过格》里罗列了各种善功与恶过，并且依其报应加以分类。其中，一位开凿灌溉用渠道并加固河堤工事的官员便可以获得一百点善功。一位平民，如果他能够成功地发动修筑一座重要的桥梁或者一条重要道路，他也可以得到一百点。善报等宗教思想在地方社会的影响相当广泛。
在地方志中，通常在"行谊"中提到这些仗义疏财、修桥铺路、"德济"民众的人物时会专门提到，由于其造福乡里的善行，所以在一生中会得到诸多福报，如长寿、子孙多福、家人科举兴旺等常人所渴望的运气。成都县志在提到一位募修崇义桥、设书塾、捐义冢的乡坤刘永秀时，说到他本人"年七十而卒，长子中武举，次子、三子痒生，人以为厚德报"。而另一位叶大兴，由于"性好义，乡里有贫乏或急难皆周鄦之遇，遇岁饥则减价粜米，又尝捐置义冢地数亩，募修大小桥梁甚多"。所以"后长孙长春登乡荐，次孙松年亦入泮，翁眼见元孙，五世同堂，享年九十九岁，无疾而终，人皆谓厚德所致"。类似的因果相报的故事还有很多，一遍遍在各种志书、民间传说中提醒人们善举善报。这种福报的思想成为地方公共建设的思想动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