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各民族的群众诗歌是一个海洋。我国古代诗人的诗歌又是一个海洋。'五四'以来的新诗由于时间还不长久，大概只能算是一个湖泊吧，然而也是一个幅员并不太小的湖泊......还有一个十分辽阔并且充满了奇异的景物的海洋，那就是外国的诗歌的海洋。"
这里所谓的"诗歌"，完全可以替换成"文学"。此外，在《正确对待遗产，创造新时代的文学》中，他也明确指出：
"我们的许多作家都是从我国的古典文学和民间文学吸取了营养，也从外国的进步文学得到了益处。从作家对待文学遗产来说，这种情况也是主要的，而且是应该继续肯定的。"
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仍然没有过时。至于它们的思想根源，我们可以从《毛泽东之歌》中发现一些踪迹。在该文的第八节里面，他列举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十大关系》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论著中有关"古今中外法"的论述，认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其中还生动地记叙了毛泽东的口头讲话："我讲了一个'古今中外法'，就是：屁股坐在中国的现在，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 这个三十多年之后仍然记忆犹新的政治伟人的讲演细节，对何其芳的影响无疑是巨大而深刻的。
上述何其芳有关文学遗产的种种观点，就这样在政治正确与文学正义的较量中，左右摇摆着、矛盾着。想必他的内心也因此而纠结着、痛苦着。
三
由于何其芳在诗歌、散文中表现了真挚的思想与情感，研究者们给予了"何其芳式的诚实"这一肯定性评价。 作为学者的何其芳，竭力维持上述一贯的立场与原则，与同一时期众多文人普遍的无原则、无坚持相比，同样配得上"何其芳式的诚实"。
不过，即便是"何其芳式的诚实"，也决不是，在那样的年代，也不可能是完美统一、毫无罅隙的。早在1954年，胡风就通过分析指出："我很愿意改造自己......但我却不能按照何其芳林默涵同志等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就是他们自己独出心裁所建立的理论改造我自己。""林默涵、何其芳同志无论提问题或论断问题，没有一次是从实际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的，绝对地脱离了实际，没有一丝一毫的历史感受。" 虽然，这些言论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但也不能说是无端的指控，至少从形式上看是条分缕析、言之凿凿的。
实际上，对"何其芳式的诚实"，我们还可以细分为诗人的诚实、学者的诚实、官员的诚实、以及战士的诚实等，其内涵与方式是有所区别的。而何其芳的独特之处，恰恰就在于，他总能"认真"地履行每一身份所应有的职责，结果就是某种诚实大体上总能够与某种身份相符合、相统一。但也仅仅是大体而言，如果再做具体分析，我们又会发现，即便是同一身份的诚实，在不同场合下，也有程度差异甚至本质区别。在此，我们仅就官员的诚实、学者的诚实以及二者的关系稍作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加深对何其芳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的认识与理解。毕竟，何其芳所批判的文学现象，在当时也可以或者已经被视为是现代或当代文学史的一部分了。
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何其芳无疑兼具"官员"与"学者"的双重身份。在那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学者都无法躲避学术批判运动，何其芳更是如此。不过，同样是批判，对胡适、胡风、冯雪峰、丁玲，与对俞平伯以及其他一些人或事，无论是情绪心态还是话语方式，都具有明显的差别。
由于胡适当时身处美国，对他的批判或许有杀一儆百之目的，但却只能隔山打牛，态度、观点与方式似乎只是表明批判者的立场与觉悟，对被批判者不足以造成直接的损伤。但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的批判，则很不相同，批判者的观点、立场、方式等，与被批判者的命运密切相关。尽管何其芳个人并不能左右这些批判的大局与走势，而且，他的批判也并非出于邀功请赏，但一旦参与，他那被毛泽东表扬过的做事"认真" 的干劲与态度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对胡风的批判，最能说明这一点。
1952年7月，何其芳被周恩来亲自点将强行拖入批判胡风的行列。 何其芳不负使命，在同年12月11日的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做了发言，题为《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从1953年《文艺报》发表的正式文本来看，何其芳除了将胡风和他的支持者定性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之外，还反复指出，胡风的现实主义是"直接和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反的"、"是反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
对此，他有自己的论证，其理论依据主要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衡量的标尺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这样的批判，可以说完全臣服于意识形态权威之下，政治话语压倒了学术话语。被批判者胡风的感受是："有的同志，如何其芳同志，用他的意思解释了我的几处文字，把问题提到了我是存心反对党的严重程度。" 而且胡风还多次质疑何其芳断章取义的批判方式，其中最严厉的一次是这样的："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引用对方的文字，确定问题的时候，没有一次把他们引用的文字片段和整篇内容联系起来考虑过，只是鲜血淋漓地割了下来，绝对地脱离了问题本身的实际内容，没有起码的责任感；这是使人吃惊的。"
就在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三十万言书》）中"针对1953年《文艺报》刊载的林默涵、何其芳批判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两篇文章而作的反批判"的内容（该报告的二、四部分），被题为《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于1955年1月30日，以随《文艺报》第1、2期合刊免费附送的方式公开发表，另两部分小范围内送阅之后，何其芳于当年11月又针对性地撰写了他所有批判文章中最长的一篇：《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批判》。这是一篇类似"落井下石"的文章 ，其中充满着强烈的政治火药味，在重复已成定谳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之后，从文艺的阶级性、文艺为政治为人民服务、民族形式、现实主义、主观战斗精神等多个层面进行批判，但贯穿全文、随处可见的是诸如猖狂进攻、反对、污蔑、诋毁、造谣、诽谤、歪曲、伪造、胡诌、破坏、仇恨、欺骗、妄图、任意、肆无忌惮等上纲上线的词语，而这些词语的对象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党的文艺方针、革命文艺运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鲁迅等等，毫无疑问，这是在置对手于死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