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又把比兴合在一起与赋对举，似有比、兴同体之意涵在其中。如果比、兴与赋"酌而用之"，在钟嵘看来诗之滋味则浓郁矣，恰如"所谓伊人"，忽焉在前，忽焉又在后，忽焉在近，忽焉又在远，如果专用赋体，则始终在眼前，专用比兴，则始终在远方，两者都不好或者不是很好，都不能构成浓郁的滋味，诗歌需要的是此刻在眼前，转瞬之间又到了遥远的地方这样的效果，钟嵘以为这样才有滋味。而从钟嵘对赋、比、兴三者的排列顺序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钟嵘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这与汉儒的排列顺序刚好相反，这相反到底意味着什么特殊的用意，可以去作一些探索，此处无法展开。此处略可说者，钟嵘认为在形成诗之滋味中，"兴"具有第一位的意义，这大约是可以成立的，因为他解释"兴"为"文已尽而意有余"，这"文已尽而意有余"特别容易形成诗歌对人的挑逗感，这种挑逗感吸引读者对诗玩味无厌，探索不已，而这探索玩味的过程本身就直接证明了诗是有滋味的。
第四，风力与丹采相结合才有滋味。钟嵘说："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在钟嵘看来，风力和丹采也是滋味的源泉，风力乃为诗之骨干，不树立则诗无骨也，无骨则无力振采高翔，这一标准与钟嵘对建安诗歌特别是曹植诗歌的极力推崇有关。于诗歌滋味而言，风力乃确立诗歌滋味的方向，故而此句中的"丹采"才是钟嵘此处滋味的主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甚为推崇辞藻华丽，如果辞藻不华丽，也就没有滋味，这在此期基本上可以说是常识与共识，曹丕讲"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讲"诗缘情而绮靡"，有浓厚原道、征圣、宗经意识的刘勰也讲"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所以，钟嵘特别强调"丹采"在六朝是顺其自然、毫不足怪的事情，而单凭"丹采"这一标准，钟嵘就有充分的理由把陶渊明放到中品去了，以为陶渊明诗歌"质直"，这也是后人极力推崇陶渊明而魏晋南北朝时期陶渊明的地位不高的原因。除了陶渊明之外，钟嵘还认为曹操的诗歌丹采也不够，以为"曹公古直"，凭这一点钟嵘就把曹操打到下品去了。相反，钟嵘对曹植的评价就极高，以为曹植的诗歌"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既有风力又有丹采，于是成为钟嵘的诗歌理想。
在钟嵘看来，如果诗歌既赋、比、兴三义"酌而用之"，又做到"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那么诗歌就达到了"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诗之至也"的极境。我们可以对钟嵘的"滋味说"一言以蔽之，"滋味"就是声色，就是声色大开，只不过他认为理想的诗歌滋味是风力强劲的滋味与声色而已，这和后世讲的"韵味"不一样，韵味不但不讲究声色，反而躲避声色，要把声色淡到无迹可寻的地步，让声色退隐，走到了一条与声色浓郁的滋味相反的诗歌趣味的道路上去，即使色彩也要用最简单、最单纯、最淡的色彩，就像宋元的水墨山水画那样。魏晋南北朝时期喜欢浓妆艳抹，而晚唐特别是宋代以后，就喜欢"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风与诗味了关于中国诗歌思想中的诗味理论，可以参考业师陈应鸾先生的《诗味论》(巴蜀书社1996年版)一书，该书所论至为详细，颇有自己的心得。老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思想与"豪华落尽见真淳"的诗歌理想才是后世韵味说的渊源，这也是宋代以后陶渊明的地位越来越高的原因。
六、批评事类诗，主张直寻、自然英旨
在钟嵘看来，诗歌写作不是写"撰德驳奏"，也不是写"经国文符"，他在《诗品序》中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经国文符"、"撰德驳奏"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的应用性文章，他认为写这些东西是可以用典的，但又认为"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也就是说，吟咏情性的东西是不需要也不能频繁用典的，而诗刚好就是吟咏情性的，《毛诗序》中说诗歌"吟咏情性，以风其上"，是为证据。用事用典也是六朝后期诗歌创作中一个很重要的取向，钟嵘《诗品序》说："颜延、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
尔来作者，寝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造成的后果是"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直其人"，诗歌失去了自然而然的吟咏情性的特征。钟嵘虽然从"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虽谢天才，且表学问，亦一理乎"的角度给这种诗风以一定程度的同情了解，但他终究不赞成这样去写诗，以为历代的名诗名句都不是这样写出来的："'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于是，钟嵘正面提出了他的诗歌创作思想，即"直寻而致自然英旨"，诗歌即是直寻于即目所见，面对自然人生吟咏情性，写出自自然然的诗歌而已。
写诗或者是触兴于自然人生而为之，或者在书本中讨生活而为之，书本不是直接的生活，但可称之为间接的生活，清代陈澧在解释《礼记·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时说："盖'格物'但当训为'至事'，至事者，犹言亲历其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远，不能亲历，读书即无异亲历也。故格物者，兼读书阅历言之也。'致知'者，犹言增长见识也。凡人欲增长见识，舍读书阅历，更无他法。故曰'致知在格物也'。"陈澧虽然不是针对诗歌创作而言之，但这个意见大体也是可以适用于诗歌创作的，所以也要对"且表学问"的诗歌给以一定程度的理解、同情。唐代以后，宋诗的方向中就有一个以功力为诗的方向，宋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总结虽然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宋代诗人，但确实有这样一个思潮，后世写诗的天才越来越少，相反学者日益增多，总没有剥夺学者作诗权利的道理。钟嵘说诗歌中大量用事用典使诗歌走上了"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路径，这确实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