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导论对一门学科而言就是这个"大者"，这是之所以要先讲一个导论的原因。导论里打算讲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讲它的学科史，第二个讲学科史中的有关问题，第三个讲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第四个开一个大概的参考书目。
一、学科史
先讲第一个问题--学科史。学一门课程首先要搞清楚，这门学科是从哪里开始的，然而面对我们所讲的这门课程，我们要追寻其学科史的话，则又不能不涉及这门学科的史前史。
首先需要申明的是这门学科并不是古已有之，古代不存在一个叫"文学理论"或者"古代文论"的学科，在古代虽然没有古代文论这个学科，但是它有一个古代人自己称的名字，那就叫诗文评。诗文评在古代的地位怎么样呢？它的地位与它在传统中的位置密切相关，而要讲位置就不得不涉及传统中的分类的学问了。古时候的分类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的分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学科方式来分，在中国古代，分类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这样来进行分类。诗文评在集部，集部那么大的范围，它又在集部中的哪个位置呢？它在集部中的总集里面。但是，在总集中哪个地方？大家知道集部里面分别集和总集，那么诗文评这类著作在总集里面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地位呢？很令现在学者失望的是，它的位置不在总集的显著位置，而是在总集的末尾，《文心雕龙》和《诗品》现在被学者们看作很了不起的著作，但是在传统中它们的位置却很尴尬。
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诗文评的系统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类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这是诗文评在古代的地位的客观情况。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出它在四部之中确实地位很低。讲学科史，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学科的前身在传统中的地位，虽然搞这个学科的人主观上都希望它在古代的地位很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它在古代实际地位不高这个历史事实，虽然我现在在教这门学科，大家也在学这门学科，但还是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拔高它在古代的地位，要客观地讲这门学科在传统中的地位。它的地位一点都不高，这就是历史的事实。大家都学过文学史，对于古代部分，都知道创作是主流，评论是支流，评论没有创作重要，创作更被士人们所看重，创作之余，如果还有闲暇时间，再评点一下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的文章。这也是诗文评为什么在古代处于总集的末尾的原因。
下面就讲现代情况。在古代它的地位不高，但是一到现代地位突然变高了。那么现代为什么就变高了？变高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涉及很多问题了，不仅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了，而是更广泛地涉及文化史、政治史、学术史了，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西学东进的大背景。西学大量涌进中国来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使得现代人不再按照传统的四部方法来界定传统，而是按照西方的学科编制来整理传统并建构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这个整理传统并建构现代中国的学科体制的潮流在中国叫做什么呢？就叫做整理国故。当然，这个整理国故的运动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但是1919年之前，这个运动实际上已潜滋暗长，很多人的观念已经是全面西向了，就是用西方的观念或用西方的架构来整理中国传统。这样一来，就形成很多现代的学科。
大家知道原来中国哪有哲学这个学科，传统中只有经学，从无哲学这一概念，也无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概念。胡适当时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哲学的观念范式就出来了，它具有典范性的作用。站在现代写中国的学科史而不用中国传统的观念，当然首先要解构传统的东西，自然而然就不按传统的经、史、子、集来写了。哲学的写了，其他的也要写。当然在哲学之前，比中国哲学史写得早的还有中国文学史。从20年代开始，不仅写一般文学史，还要写文学史中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用西方的方式整理传统的诗文评的这门现代学科就叫中国文学批评史，所以这门学科最早的名字不叫中国古代文论，叫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即使在现代的学科体制下面，理论上也应该属于中国文学史这个学科下面的分支学科。说到这个就有点尴尬了，按常理，这门课应该在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但是很多大学的中文系里面这门课却不在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而在文艺学教研室里面。
现代以来，不仅仅弄了一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出来，也给弄了个文艺学的学科出来，文艺学一般也称作文艺理论，这就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归属制造了一点麻烦，现代很多人又叫这门学科为"中国古代文论"，按这个名字当然是需要归入文艺学了。文艺学是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的总理论，中国古代文论不作它的"下属"不行。但是，如果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名字，它当然就应该归属于中国古代文学了。所以，现在大学中文系里面，这门课所在的教研室在各大学是不一样的。据我所知，大部分是放在文艺学教研室里面的，少部分是放在中国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再说，把这门课放在文献学教研室也行，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不止一个，有一个方法就是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四川大学中文系已故的杨明照先生一辈子搞《文心雕龙》研究，但杨先生搞《文心雕龙》一辈子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文献学范围的事情。如果要把杨明照先生放在哪个教研室的话，放在中国古典文献学教研室当然最合适，放其他教研室都勉强。
这个学科最早的名字是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么是谁最先使用这个名字？下面我们从具体的人来检讨这门学科的现代史。
给这个学科定现代"学名"的第一人叫陈钟凡，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于1927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这就成了这个学科的现代起点，起因当然就是他写了中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本书非常薄，只有七万多字。民国版排印时每页字都很大，所以排下来正文就有178页，用现在的版式排下来的话恐怕就只有几十页吧。这本书把文学批评总共分为"八期"。"周秦批评史"一期，"两汉批评史"一期，"魏晋批评史"一期，然后下面就是"宋齐梁陈批评史"一期，我们一般称这个时段为南朝，但是陈先生没有这样称呼，他自己写的就是"宋齐梁陈批评史"。再下来，他又写了一个"北朝批评史"，"北朝"是和"宋齐梁陈"这个时间段大体重合的，所以他说的八期，就是把北朝和宋齐梁陈并列在一起算一期。再下来是"隋唐批评史"、"两宋批评史"、"元明批评史"，最后是"清代批评史"。
要注意的是，陈先生的书名是《中国文学批评史》，而目录里面"批评"二字全部都变成了"批平"，具体到正文里面的各章节目录，也是一会儿用"批评"，一会儿又用"批平"，古代"评"与"平"通用，但是在一本书里面如此不统一应该算是不正常的。这八期里面，隋唐以后基本上非常简略，一笔带过的情况常见，甚至你认为很重要的人，他只写一二百字就解决了。这是陈钟凡先生1927年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概貌。同时还有个问题，也是我们观察学科史起点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陈先生是用什么观念来写这个书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搞清楚的。关于这一点，该书的第一章"文学之义界"做了交代，下面我们就看陈先生究竟是用什么观念来写这本书的。
陈先生用什么观念来写这本书，我们不能靠猜测去下断语，我们必须在他写的这本书里面找证据。既然是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那么"文学"这个观念就特别重要了，这是它的出发点与逻辑的支点。陈先生首先梳理了"历代文学之义界"，这部分全是中国自身的，他从孔子开始一直梳理下来。大家都学过中国文学史，中国本就没有标准的西方的"文学"这个观念，所以我们不可能期待陈先生在梳理中国自身的观念史时推出一个西方式的文学观念来。在梳理中国部分后，陈先生书中接下来就是"近世文学之义界"。所谓"近世文学之义界"，全部就是西方的了，引了西方几个人的观念。一个是法国的批评家佛尼的："凡人汇合其一身而表见于他人之文章，皆谓之文学。"第二个引的是英国的批评家埃诺特的观念："文学乃一广博之名，其意可指一切缮写或印刷之书籍。
"第三个引用的是美国人亨德的《文学原理及问题》里面的说法。亨德是这么定义文学的："文学者，藉想象、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陈先生以为亨德是在检讨诸说后对"文学"下的"精确之定义"，在引用了这么多观念之后，陈先生当然必须表态，他写这本书打算用什么观念。我们最后也确实看见了他的表态。他说"姑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这就是他的定义。把他的定义和美国人亨德的定义对照一下，可以推测出，他写这本书所用的观念基本上就是美国人亨德的《文学原理及问题》里面的说法，没用中国固有的"文"的观念，用的是西方文学观念。这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因为这是学科史的起点。这个起点决定未来，正因为是这个起点，所以一直决定到现在。只有把观念以及基本情况讲清楚了，才能了解这门学科的现代起点的基本情况。
第二个是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朱东润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于1943年，但是讲义却写于1932年，也就是比陈钟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晚了五年，但却比郭绍虞先生、罗根泽先生的书早了两年。我们必须从他的讲义的时间算起，不能说1943年出版就从1943年算起而把该书推到郭绍虞先生、罗根泽先生后面去介绍，这是不尊重历史的做法。朱先生说："1931年，我在国立武汉大学授中国文学批评史，次年夏间，写成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初稿，1932年秋间，重加订补，1933年完成第二稿，1936年再写再行删正，经过一年的时间，完成第三稿。"这是朱先生在该书《自序》里交代的情况。虽然1936年已经完成了第三稿，本来也打算1937年出版。
可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了，爆发了中日战争，此书只印了一半就搁置了，其间由于战乱又丢掉了第三稿的下半部，这一拖就拖到1943年才把第三稿上半部与第二稿下半部合并在一起而最终面世。这本书和陈中凡先生的书比较，篇幅大增，接近26万字。朱先生虽然没有明言自己所持之文学观念，但细读此书，你会发现其基本观念其实和此前陈钟凡先生的差不多，时代氛围使然而已。从体例上看，此书编排也颇不同于陈钟凡先生的书，第一个是无分期，只见不同批评家的名字连贯而下，以人为纲集结问题而讲疏，不以问题为纲而撰写；第二个是"远略近详"，这是朱先生有意与"好古"的风气作对的结果；第三个特点是批评意识很强，以至于有人说他的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但朱先生以为"文学批评史的本质，不免带着一些批评的气息"，也就是说，古人在批评文章，他也要对古人的批评进行批评，这确实使"史"的写作有了更多个人的个性与风格，这种写法当然利弊兼有，学界至今也存在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