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现代世俗社会中，知识分子可以扮演两种角色。一种是学者，那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注定寂寞的位置。如果你选择了这一角色，就不得不忍受这种寂寞，甚至有可能是物质生活的贫乏。但在隔离的智慧中，上帝会赐予你求知的幸福，那是其他任何物欲的满足都无法替代的快乐，是真正的智者才配享有的欢愉。另外一种角色是观察者，那是站在知识/文化的立场上，对社会发生的种种现象作出独立的观察和评论，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和参与到当代社会的文化进程之中。这两种选择无高下之分，依据个人的性情和爱好。可以是单向性的，也可以一身兼二任。而我，所选择的就是后面：一方面以一种超然的学术姿态继续研究现代性/后现代性、思想史和知识分子问题，这些问题对我来说纯粹是个人知识上和文化上的兴趣，知识在主观上不希求对社会发生什么现实的作用；另一方面以一种介入的文化方式关注当代中国的现象、热点，通过大众传媒发出自己良知的声音。
--许纪霖
许纪霖先生的上面这段话，说明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所面临的抉择。在中国社会面临深刻变革的今天，知识分子是该退守书斋"为知识而知识"，为人类、社会、未来而思考，还是应介入媒体与现实，去知识经济的海洋中搏击，去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去抚慰精神空虚的心灵？电视知识分子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决定了他们在社会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非传统意义上知识分子的角色，同时，也应当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也是知识分子身份对其的要求和驱使。
第一节 电视知识分子文化角色 (1)
知识分子的功能主要是文化性的，他们所从事的是有关价值、观念、符号等的文化性的活动。欧阳哲生先生指出："知识分子与文化的关系在四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是创造文化，处在这一层面的知识分子钻进'象牙之塔'，'为文化而文化'，对文化进行形而上学的构造，成为'观念的人'，这种文化人并不将自己的成果与社会直接联系，希求急功近利的社会效应，他们只求理解文化规律，发现文化现象的内在联系，他们往往是文化规范的制定者。第二层是阐释，处在这一层面的知识分子虽不从事原创文化，但将粗略的原创文化细密化，系统化，进行文化的常规研究或创作，这是文化的基础层面。第三层是传播文化，对已有的文化成果作通俗化，以便非知识界的人对文化的发展有所了解，从而将文化的触角伸向社会、引向民众，这是文化的社会化过程。第四层是应用文化，它将文化与社会直接结合在一起，它的主要目的是将文化的理论形态化为实际效应，对文化进行技术性的转换和改造。上述四个层面的知识分子互相影响，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文化群体。"
虽然，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角色在边缘化，但是由于当代社会传媒迅速发展和教育的普及，文化消费成为全体民众的普遍行为，知识分子历史地承担了社会文化功能。"现代文化获取了空间的历史地位，文化知识分子因而从总体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社会的力量。"作为传媒的积极利用者，电视知识分子扮演着更有力和复杂的文化角色。
一、中国电视文化的建构者
"电视文化是指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电视传播形式与模式之中，同时借助于各种传播符号的运用而得以理解与传播的信息总和，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最基本的核心要素是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电视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循环系统和永不间断的传播过程。" 电视媒体在发展壮大过程中，不断吸收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形态，从而成为一种杂糅、复活的文化载体。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中国电视媒体的特有属性使中国电视文化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形态。既不同于欧洲国家公共电视媒体所倡导的公共文化意识形态，也不同于美国商业媒体"娱乐至死"的大众文化风暴。从中国电视发展早期的泛政治化，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出现大众文化的融合，以及此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侵入，中国电视文化发展处于不断变革、融合和抗拒之中，自中国的电视知识分子出现以后，他们就开始与电视从业者一起积极地参与到这个电视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如果说中国电视文化格局由主流电视文化、大众电视文化、精英电视文化构成的话，电视知识分子则代表精英文化介入到媒体运作中。欧阳宏生先生在《电视文化学》一书中说："依托电视的社会影响力的电视精英文化成为社会优质文化的再生器，强势影响力的制造者。同时，由精英们参与的内容解读与话语建构更是提升电视文化品质的关键。毕竟，作为当代先进文化积极的传播者，电视精英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着媒体的社会道德取向和社会人文追求。"而且，电视媒体应当摆脱唯收视率的理念，让知识精英以独立的知识分子文化品格参与到电视文化中，建构雅俗共赏的电视媒介文化。
从具体的建构行为，我们可以区分不同类型的电视知识分子。一方面，"幕后谋士"型电视知识分子以智力资源为依托参与到电视文化建构和改造中。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的成功以及对中国电视文化的建设性意义便是一个很好的案例。1996年3月16日，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实话实说》首期节目，继而在4月28日正式定期开播。作为一种新型节目样式，即国外被称作"脱口秀"的谈话节目，在当时中国大陆电视界，并无经验可循。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经过反复实验和多方咨询，才逐渐形成成熟意见。其中，杨东平、郑也夫、周孝正、梁平等电视业外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持。当时的制片人时间谈道："我们以节目吸引一些有志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者们。多少年来，经验告诉我们，光是电视人自己去干，只能玩感觉，不能玩思想，更不能影响社会。
" 策划人之一的梁平描述道："每期节目的选题策划讨论会、前期座谈会，大家都共同参与，人人贡献智慧。作为总策划的杨东平无疑从宏观角度对节目内容的深化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 同时，为提升《实话实说》节目组成员的思想素质，节目组领导人不仅聘请学者和资深新闻工作者担任策划，还经常就教于社会上的专家。关于《实话实说》的成功对电视文化建设所起的作用，其策划人员这样讲道："由于历史的原因，电视媒体常以'官话'、'套话'为主体表现形式。它那居高临下的架势和声调，让人只能仰视着接受......然而，有这样一群电视人风云际会，以现代文化观念及行动能力，产生出思想的聚核效应，从无到有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电视文化形式，将弥散的民众话题引入一条妙趣横生又独具规范的河道--《实话实说》。" 仅从这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电视文化从单一的政治说教向多元化发展的过程中，谋士型电视知识分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其他层面，如文字撰稿、节目顾问、栏目频道定位设计等，作为一支电视文化建设大军，到处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另一方面，电视知识分子主持人、讲演者、嘉宾为电视节目增添了文化品位和思考的魅力。中国电视媒体真正开始进入繁荣期不过才十多年的时间，在节目制作、主持人素养等很多层面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这也是造成电视文化品位不高的一个主要原因。电视知识分子作为节目主持人、演讲者、嘉宾介入，会把一定的学术精神、学术思想、学术研究的成果带进电视传媒，有利于扭转电视文化中庸俗成分过高的现实。例如，余秋雨在1999-2000年被凤凰卫视邀请参加《千禧之旅》系列旅行节目，余秋雨的任务是每天将鸟瞰式旅程中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及时传播出去，与众多读者和观众分享。通过余秋雨，凤凰卫视找到了旅行的文化代言人，不仅丰富了报道内容，提高了报道品位，而且通过学者的总结，为《千禧之旅》带来了长久的文化效应。
同样的例子，2007年11月，凤凰卫视为唤起人们对母亲河的关注，全面反映长江全流域现状，开拍《江河水》大型采访活动，以地面三个摄影队和船上大型演播室谈话相结合的方式完整表现长江风貌，由著名作家徐刚和凤凰主持人梁茵联袂出场。其中，以知识分子身份出现的徐刚和一些特邀的学者嘉宾，通过知识分子独特的话语表达和思考方式，带给电视节目浓郁的文化气息和深沉的历史感。又例如2003年凤凰卫视开播的《有报天天读》，荟萃每天国外媒体和海内外华文纸质媒体的讯息精华，以"评说"的方式，将有关的国内外大事简明扼要地介绍给广大电视观众，正因有了杨锦麟(进入电视台前是报纸专栏作家)这个知识分子主持人才使该节目大获成功，在华人观众群体中产生较强的影响，掀起了全国电视媒体竞相开办读报节目的热潮，合理地利用了报纸的深度来弥补电视文化肤浅的缺陷。
知识分子进入电视，不仅为电视文化建设添砖加瓦，而且在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和独立思考基础上，深刻地影响着电视文化的走向，对于建立健康的电视文化格局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二、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者和传播者
近几年，以"国学热"为代表，我国社会正普遍掀起一股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张颐武先生称："这一波传统文化的复兴热潮是以许许多多具体形态的传统文化的表征的复活为标志，其深刻背景是中国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的经济成就带来的新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和平发展所带来的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中国正在中西对话中取得完全的自主和自信，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也一改"五四"时期与其割裂的态度，而是积极地回溯和重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倡导。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不应是自闭于社会，钻进象牙塔的一个群体，他们要把自己所接受、创造的知识、文化传播于社会。他们承担着文化传播者的社会角色。文化传播的社会角色显然是知识生产者角色的扩大化，这种社会角色同时也要求其承担者认同于知识或学术，要求其承担者具有"无私利性"，不图以传播文化来达到其专业之外的目的。电视知识分子们由于占据着最有利的文化传播平台，并且他们也拥有对于传统文化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在传统文化复兴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传播和阐释者的角色。
这样的尝试在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电视知识分子的涌现而成加速化发展态势。例如，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视读书节目是中央电视台创办于1996年的《读书时间》，这档节目通过介绍一些品位高雅的好书，展示书中蕴含着的丰富的思想内涵。社会学家费孝通，哲学家胡绳、王元化，文学家张中行，画家兼散文家黄永玉和黄苗子、郁风夫妇，故宫博物院专家朱家晋，文物大家王世襄，红学家周汝昌等，都曾走进《读书时间》的演播厅，通过电视屏幕阐释自己的思想，观众从中领略了他们作为文化大师的风采，大师们也分别以不同的视角传播了自己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当然，由于种种原因，该节目后来被取消了，但也起到了对电视知识分子传统文化传播者角色启蒙的作用。
